胡学文:作家天然和小人物站在一起
(胡学文。图/受访者提供)
胡学文:作家天然和小人物站在一起
本刊记者/仇广宇
发于2021.3.8总第986期《中国新闻周刊》
春节前,河北省会石家庄突然暴发了新一轮疫情,住在石家庄的作家胡学文和邻居们一起被“关”在了小区里。为了方便,小区组织了微信群,他因此终于知道了邻居们的姓名、工作,彼此聊上了天。通过这件事,他感觉在城市生活中,“人和人之间还是有善意的,并不那么隔膜”。
胡学文的个性有些像他笔下的那些来自河北张家口西北部农村的人物,憨厚、随和又直爽。但这仅仅是外表。河北作家李浩曾形容,他心中有两个胡学文,一个憨厚质朴,另一个下笔滔滔不绝、文字灵动恣睢,流露出平时无法察觉的野性,这“两个人”他都喜欢。
在胡学文的笔下,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小角色形象鲜活,如同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人。他们总是遭遇各种恶意和算计,却依然近乎执拗地坚持内心的良善和道德法则,哪怕付出天大的代价——就像由他的小说《奔跑的月光》改编的电影《一个勺子》中的“拉条子”夫妇那样“傻气”。
这个曾经生长于普通农家,没有条件系统阅读的少年,已经修炼为技巧高超的“说书人”。除了《一个勺子》,多年前热门的影视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追踪孔令学》全都改编自胡学文的作品。2014年8月,胡学文凭借作品《从正午开始的黄昏》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20年年底,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有生》,用一位超百岁高龄接生婆的视角讲述了生活在张北平原的“宋庄人”家族史,与贾平凹、迟子建等人的作品共同入围中国小说学会“2020年度小说排行榜”年度金榜。
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中间
少年时期,胡学文脑海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作家的概念,他和其他农村孩子一样,知道努力读书才有机会摆脱在农村无休止劳作的命运。每次在家帮忙后放下镰刀的那一刻,他总能感受到一丝释放和轻松。1967年,胡学文出生在河北省张家口沽源县的一个小村庄,父母有初中文化,但并没有条件让他接触到更多的图书。他从小听父亲讲的故事是“孔融让梨”“张飞分饼”这种饱含传统道德的内容,能看到的书屈指可数,《封神演义》和《艳阳天》还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的。
初中毕业的胡学文考上了张家口市的张北师范学校,这是一所培养小学教师的中专,毕业后便可以通过分配当上老师跳出“农门”。到了张家口,出于对此前图书匮乏的一种补偿,他开始如饥似渴地看文学书籍。在张北师范的小图书馆里,胡学文几乎穷尽了他能找到的所有文学作品。当时,身边没有人可以告诉他看什么书是好的,他就拿着一本类似“文学导读”的书从头看起,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看到明清小说,再到杂志上徐星、刘索拉等人的现代派作品,完全不分类型。
三年师范读下来,让胡学文感到幸福的是,他不但不需要学费、住宿费,每个月还有30元的生活补助,可以有钱去买书。那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他最多一个月能从这笔钱里省下4元,可以买好几本书。
“倒并不是我想选择读什么书,一切都取决于我能买到什么东西。”回忆起来,胡学文还清晰地记得当年读书、买书的细节。他知道张北县一个书店的库房可以买到便宜书,便常年在那里淘书,当了教师之后还经常回来购买。某一次,有个书友把仅剩一本的打折书让给了他,对方说:你年龄大些,让给你吧。那本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马拉佐夫兄弟》,说起这件事他仍然充满感激。《有生》中有一个除了看书一无所知的单纯角色“钱宝”,似乎也带着胡学文作为书痴这一面的影子。
在张北师范读书时,胡学文在校园刊物发表了一篇散文,有老师读过后,半开玩笑地说,“你今后可以当作家”,直到这时,他脑海里才第一次有了“作家”的概念。1987年,胡学文从张北师范毕业,被分到沽源县白土夭乡中学当语文老师;1992年,他调到沽源县四中工作,此时才正式开始进行小说创作和投稿。经过几次退稿,1995年,胡学文的处女作《骑驴看唱本》在《长城文艺》发表,1996年,《湖南文艺》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岩浆》,此后他开始陆续发表作品,并受到文坛瞩目。
善良又固执的“小人物”
胡学文的家乡沽源县位于张家口西北部,经济以半农半牧为主,并不富裕,去年才刚刚脱贫。在张北县书店买到的那部《静静的顿河》中,那些对草原自然风光的描写依然在他的记忆深处,映照着他对家乡的记忆。早年间,他曾经为自己的作品打下地域的烙印,还曾经特意给作品标注过“坝上系列”的标签,但很快他意识到,他所要专注的并不是某地某种风土人情的描写,而是生活中那些随处可遇见的“小人物”。
胡学文笔下的“小人物”都有着善良、固执的底色,但他们并不只有善良这一面,这些人在面对黑暗和挫折时,总能反弹出强大到令人害怕的坚韧力量。比如,《麦子的盖头》中的麦子被丈夫卖掉还了赌债还尽其所能保持忠诚,《飞翔的女人》中的荷子为了寻找被拐卖的女儿无所不用其极,甘愿去做“小姐”还要执拗地报复人贩子。
2005年,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办“胡学文小说创作研讨会”,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河北省作协主席铁凝在发言中评价,胡学文的小说中写到了这些小人物在与命运抗争时的“激情与快感”,而在这一过程中,抗争本身逐渐失去了它的目的意义,成为了主人公们的生活方式。胡学文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笔下的那些反抗者有时会因为凝视深渊而成为另一潭深渊,他把这种角色身上的突然流泻出的恶意和破坏性,称作“反抗溢出”。
胡学文对这些小人物抱有的不仅仅是同理心,他觉得要写好这些人,既要在生命体验中和他们“灵魂附体”,又要能随时跳脱出来分析他们的心理活动。在他看来,作家们本来就天然和小人物站在一起。他引用村上春树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话:“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胡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有生》。)
比如,胡学文的新作《有生》说起来是庞大的家族史,但一切讲述者均为“小人物”。故事的主干叙述者是一位已经100多岁、接生过1万多人的底层接生婆乔大梅,其余5位主要人物,有4位都是向乔大梅倾诉心事的宋庄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评论家丁帆认为,《有生》对中国乡土文学最大的突破在于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底层女性,这是比较罕见的,乔大梅“成为中国乡土文学中一个新的见证历史的人物”。
曾经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和日后生活中累积的经验,让胡学文对身边“小人物”的观察细致入微。他一度在张家口市尚义县某镇挂职镇长助理,那时他已经调到张家口作协工作,比起年轻时生活范围离乡村稍微远了一些,而镇长助理这个挂职可以到乡村进行工作,和当地人充分交流寻找写作素材,这些工作开拓了他对生活的认识和思考问题的多重角度。
有一次胡学文随县长下乡,到一位村干部家里商讨工作,碰巧了解到村干部家中有一个刚出狱的亲人。他想追问这个亲人的故事,又不好意思打断工作,就在第二天借了一辆摩托车,自己骑着去了一趟。干部家里的土炕正对着大门,胡学文看到他就坐在炕上,狗冲出来狂吠,却没有人出来迎他。过了一会儿,干部的妻子才出来。干部看到他之后,自然地说了句:“啊,你骑摩托,肯定不是上边来的干部,所以我就不出去了。”从这件小事上,胡学文看到农民身上自有一种生存哲学,虽然油滑,但真实、有趣。
2008年前后,胡学文离开生活多年的张家口搬到石家庄,除了感觉天气变热,其他地方没有让他感到不适应,也没有离开乡土的疏远,这种迁移反而让他有了更新鲜的视角。他觉得,过去在老家写家乡是一种思考,但在外地再看家乡又是另一种,是开始从大城市和世界的角度看家乡了。
快一拍和慢半拍
天津作家武歆形容胡学文是“生活上慢半拍,写作上快一拍”。“快一拍”指的是他极大的阅读量和思考的前瞻性,充分体现着其认真执着的一面,并倾注在小说写作之中。慢半拍说的是,在很多场合,他不会第一个抢着发言,总是等到被点名时才站出来,合影时也从来不站在前面。这种“退一步”的思考习惯似乎能帮他看清很多事情。
2004年,胡学文到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级研讨班的学习,认识了邱华栋、武歆、祝勇、张宏杰等一群作家朋友。其中作家邱华栋阅读量大,见多识广,常带着一帮作家到三联书店淘书,很多人都跟着他买回一大摞书。胡学文在邱华栋的推荐下读到了《蜗牛海滩,一只孟加拉虎》等带有现代意味的小说。而武歆和他特别谈得来,他们能从晚上八九点钟聊到半夜一点。第二天上午醒来,武歆还能对他说:今晚我要写一篇小说。
看到这些人的勤奋和天赋,胡学文告诉自己,必须要多花点时间在读书、写作上。他的习惯是每天上午读书,下午到晚上写作,平均一天要写2000字。写小说动笔之前,他一定会详细地列出提纲,尤其是对其中出现的每个人物的个性都要详细摹写。“如果一部小说写完人物性格都没有立起来,我觉得就是失败。”他追求“准确、传神、有味”的语言,就像余华在《活着》里写出的那句“月光照在路上,像撒满了盐”一样,他把追求这样的语言看作一种终身的修炼,每当自己能写出这样的语言,他就觉得兴奋。
基于过去的阅读经验,胡学文的写作从现实主义出发,但也受到现代派作家的影响。在人物塑造上,他希望能达到《红楼梦》中描写王熙凤那样“丹唇未启笑先闻”的鲜活境界,在结构上也会大胆启用现代派的自创手法。
最新的长篇小说《有生》运用了“伞状结构”,以乔大梅的人生经历作为时间轴一样的伞轴,用其他人的经历作为“伞骨”交替叙述,读来颇有新鲜感。
《有生》中,胡学文最喜欢的两个角色是如花和喜鹊。前者的慢、善良和执拗让她受尽折磨,写的时候自己还有一种疼痛感,几乎是他的夫子自道;而后者身上的狠厉和泼辣让他羡慕不已,似乎这个角色活出了他和那些“弱且善”的小人物可望而不可及的另一面。
近两年,胡学文开始重读之前喜爱的经典小说,如今条件允许,他可以买来马尔克斯的所有小说,重新按年份细读。他还喜欢看一些偏重历史、科普书籍,比如《多重宇宙》《人类简史》和《世界简史》,《多重宇宙》中的多维视角让他着迷不已。他的阅读“胃口”依然和他的个性一样庞杂宽容,在温和外表背后隐藏着一个复杂而多元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