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宫殿现身“河洛古国”，将宫室制度提前千年

巨型夯土高台上筑建宫宇、双宫并列、前朝后寝、一门三道……中国最早“宫殿”近日在“河洛古国”——河南郑州巩义双槐树遗址呈现。此前，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宫室建筑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后来山西陶寺遗址也发现类似宫室建筑。相关考古专家表示，此次发现将中国宫室制度提前1000年左右。

巨型夯土高台上筑建宫宇、双宫并列、前朝后寝、一门三道……中国最早“宫殿”在“河洛古国”——郑州双槐树遗址日前展现庄严。

2020年5月，一场在郑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引来了全世界的目光，河南再度举世瞩目。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河南郑州巩义双槐树遗址是一处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多位知名考古学家现场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认为双槐树遗址性质为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

郑州市文物考古院院长顾万发近日对新华社介绍，新发现的宫室建筑位于一处面积达43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高台上，高台上建筑基址密布，全部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目前一、二号院落布局揭露的较为清晰。

这是2019年8月27日在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拍摄的双槐树遗址（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一号院位于高台西半部，平面呈长方形，面积1300余平方米，院落南墙外发现面积近880平方米的大型广场，呈现出“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二号院落位于高台东半部，面积1500余平方米，该院落发现门道三处，其中一号门在南墙偏东位置，门道为“一门三道”。

“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这种布局直接影响了此后陶寺、二里头、偃师商城等夏商都城规划。

这是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遗址二号院“一门三道”门道遗迹。新华社发

顾万发介绍，“一门三道”遗迹与二里头一号宫殿、偃师商城三、五号宫殿建筑门道遗迹以及更晚的高等级建筑门道基本一致，凸显了双槐树大型建筑基址的高等级性和源头性，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

此前，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宫室建筑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后来山西陶寺遗址也发现类似宫室建筑。专家表示，此次发现将中国宫室制度提前1000年左右。

双槐树遗址

据了解，双槐树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左右，南北宽约780米左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3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九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不少业内学者和专家表示，双槐树遗址重要考古发现，成为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关键钥匙。首先，三重环壕组成的严密防御设施，在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繁荣时期共存，连同融合北斗九星图案的重要建筑等遗迹，表明双槐树人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可能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

双槐树遗址

其次，双槐树遗址连附近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大型遗迹及有关建筑，既是科学的天文遗迹，也明显具有特殊的人文含义。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应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骨质蚕雕艺术品

引人注目的是，双槐树遗址还出土有我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与青台遗址、汪沟村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养蚕缫丝。这一时期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并没有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从这一角度讲，位于黄河流域中心的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文物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文物

不少考古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也以考古学的实证材料表明在5300年前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以其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视军权、王权，重视民生，重视农桑，重视人口发展、重视发展生产力、追求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的主体在后代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为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

（本文据新华社、郑州新闻广播等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