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每个人都盼着2020年早点过去。现在好了，时间终于遂了大家的愿。

这一年确实是艰难的，或者说充斥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对于每个习惯于庸常生活的川流不息的个体而言，突如其来的小概率事件，往往具有最强的冲击力，一时间谁都会有些不知所措。

庚子新春延长的长假后，我开车进城上班。开上G60，有的路段即便极目远眺也看不到一辆车，必须小心避免非常容易的超速。到了报社，跟戴着各款口罩的同事们远远点个头，便算是隔空完成了新春致意。走进办公室，跟一位北京学者做线上采访，对方说：“活下来是第一位的，中小企业一定要先活下来。”

好在，这样的悲壮不用持续太久。两个多月后，那是一个周六，在华山医院5号楼顶楼，一间只能容下一桌一椅一柜一沙发的办公室里，张文宏跟我透露：“从这个星期开始，我的工作量已经明显下来了。”这天，除了贯穿大半天的我的采访，还有中国足协、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两拨到访，以及一个线上的专家论坛，和每天的例行会诊。

中午去外面吃碗面，发现安福路上的街边小饭店里，坐满了打扮时髦的青年男女。我惊讶于，这个季节已有这么多姑娘穿上了露脐装。而张文宏在感慨，在疫情之初，英国《柳叶刀》杂志把上海列为全球大城市风险之首，结果是，本地确诊病例控制在350个左右。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中国控制住了，世界出事了。

只用了两个多月，在上海，生活正以预期中最快的速度恢复常态。同时，这个世界，却正以更快的速度进入高风险社会。无论是研究经济学的林毅夫、姚洋，还是深耕国际问题的杨洁勉，都在跟我说：“世界经济危机将大概率发生”，“全球经济大萧条近在眼前”，“世界秩序接近百年巨变前夜”……

这一年来，各种难以被理性化表述的“意外”，正在不断突破人们的原有认知及既定秩序，而我们在回归了日常生活之后，如果只是感叹一句“2020早点过去吧”，那就既显得无可奈何，又似乎并无切肤之痛。

我们要看到，风险作为一种重组社会结构的力量已经出现，将和物质财富分配机制以及其他力量一起，共同推动社会结构的复杂走向。而各类社会风险的累积和爆发，意味着公共危机的常态化，这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应对经验带来了新挑战。不仅持续考验每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也持续拷问每一个人的生活哲学。

在风险和危机面前，人们总是期待英雄的出现。但如果仅此而已，那是远远不够的。当下，需要社会上每个人的思考与改变。我们需要释放更多的善意，实现更深的沟通，推动更好的合作，与其时时问“这个世界会变好吗”，不如天天为这个世界尽一点点绵薄。

时间这件事，最大的好与不好，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2020过去了，但2020还会长时间停留在人们的脑海中。我并不知道，2020会给未来带来什么变化；我只知道，我们切莫辜负了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