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一场婚外恋引出的中国文明世纪难题

本文转自：群学书院

李约瑟、鲁桂珍夫妇

今天是英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教授（Joseph T. M.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诞辰120周年，他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世界各界关注和讨论。其对中国文化，科技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李约瑟本来是一个很有建树的生物化学家，但他在37岁之后开始学习汉语，转而研究中国科技史。个中缘由，李约瑟本人在不同场合表述过多次，那就是南京人鲁桂珍的决定性作用。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时，李约瑟把这一卷题献给鲁桂珍的父亲鲁仕国，说明没有他的女儿，就不会有这卷书。200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终卷（即第七卷第二分册）中，收入李约瑟在垂暮之年为该卷准备的文稿“结论”（即全书总结论）。在“结论”的开头，李约瑟最后一次回顾了鲁桂珍等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剑桥对他的影响。他说：“同这些青年生化学家一道工作，我发现他们的头脑几乎跟我没什么两样。这就引起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不是源自中国？”

李约瑟的婚外恋与“李约瑟难题”

文 | 王宗扬

来源 | 《科学文化评论》2005年第3期

1、一场婚外恋引出的“世纪难题”

英国人李约瑟本来是一个很有建树的生物化学家，但他在37岁之后开始学习汉语，转而研究中国科技史。个中缘由，李约瑟本人在不同场合表述过多次，那就是南京人鲁桂珍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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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鲁桂珍

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时，李约瑟把这一卷题献给鲁桂珍的父亲鲁仕国，说明没有他的女儿，就不会有这卷书。200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终卷（即第七卷第二分册）中，收入李约瑟在垂暮之年为该卷准备的文稿“结论”（即全书总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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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与鲁桂珍之父鲁仕国

在“结论”的开头，李约瑟最后一次回顾了鲁桂珍等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剑桥对他的影响。他说：“同这些青年生化学家一道工作，我发现他们的头脑几乎跟我没什么两样。这就引起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不是源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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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李约瑟在四川乐山。当时他是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和英国文化协会驻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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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李约瑟与吴作人等在西北考察

近几十年来，中外学术界聚讼纷纭的所谓“李约瑟难题”的直接缘由就是如此简单。聪明人哪里没有呢？如果那时去剑桥生化实验室的不是鲁桂珍等中国人，而是埃及人，或者印度人，再或者拉丁美洲人……结果又会怎样？历史无法假设。然而，正是这个来由没道理可讲的问题促使这个年轻有为、前途光明的生化学家开始学习汉语，走上了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之路。这种几乎失去理智的行为，只能说是爱情的力量所致吧。而这还是一场婚外恋。

过去，我国学术界提到鲁桂珍和李约瑟，即使熟悉他们的人，大都避讳他们二人的特殊关系。直到1987年李约瑟夫人以90岁高龄去世，1989年鲁桂珍（时年85岁）和李约瑟（89岁）两人正式结婚之后，才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但由于资料不足，说起此事，道听途说的枝节粉饰和添油加醋的辗转错讹，恐怕都在所难免。没有人将这个话题与严肃的学术问题联系起来。然而，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和“李约瑟难题”本身，都与李、鲁二人的这场婚外恋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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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9月，89岁的李约瑟和85岁的鲁桂珍举行了婚礼

鲁桂珍（1904-1991年）于1937年夏到达剑桥，在李约瑟夫人李大斐（Dorothy Needham，1897-1987年）指导下从事肌肉生化研究。出生于医药世家的鲁桂珍不仅以自己的聪慧美丽打动了李约瑟，她还向李约瑟介绍了中国人在医学和科学史上的贡献。他们很快就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二人以兄妹相称。李约瑟称鲁桂珍为“小妹”“珍妹”，鲁桂珍则称李约瑟为“大哥(T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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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鲁桂珍、李约瑟、李大斐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一角保存着鲁桂珍生前藏书，其中有一批李约瑟赠送给鲁桂珍的图书。最早的赠书是一本关于人类食物史的书Man，Bread and Destiny（London, 1937），题赠于1938年6月，李约瑟题写着“Lu Gwei-Djen with love from Joseph Needham”。这里的“love”如果不单指爱情的话，至少也是包含着情爱的。1939年，鲁桂珍离开剑桥赴美之后，李约瑟赠书上的题词更直截了当，如“爱的女友”“伦敦相思”（原为中文）等等，用语相当肉麻。

李约瑟与鲁桂珍的私密关系不是本文的主题。实际上，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大量来往函件和其他李约瑟私人文书一道，保存在剑桥的大学图书馆档案部，李约瑟遗嘱需在其逝世50年（即2045年）之后方可阅览利用。要探究李约瑟的私人生活，只有30年后才具备必要的条件。

2008年，英国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文思淼（Simon Winchester）撰写的李约瑟传记（中译本《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2009年出版）出版，首次详细披露了李约瑟与鲁桂珍的婚外恋，甚至确定两人逾越界限的日子为1938年2月的某个寒冷潮湿的夜晚。文思淼称他的故事的依据是李约瑟的日记。这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李约瑟的日记要等到2045年才能启封阅览。不过，这本传记并不是学术著作，作者也不是学术界的人士，对于这个情节的可疑来源，以及书中叙述李约瑟生平事业的一些细节错误，读者无须苛求。

2、鲁桂珍要李约瑟为中国争光

爱国主义和普世主义并不矛盾，都可以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放下李、鲁绯闻的话题，这里介绍2005年初笔者在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一个小小“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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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李约瑟（二排左二）访问迁到重庆北碚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

李约瑟研究所由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发展而来，而该馆的基础则是李约瑟的个人藏书，主要是他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而收集的各种图书资料。李约瑟去世后，该馆的藏书量仍在不断增加，目前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占据了李约瑟研究所的主体部分。2005年，笔者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短期逗留，偶尔在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中读到一本《三字经》英译本，可谓是李约瑟转向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证物，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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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桂珍赠送给李约瑟的《三字经》英译本内的题赠语（左页），以及李约瑟的抄注（右页）。

这本书是1938年圣诞节时（见该书扉页李约瑟的注记），鲁桂珍赠送给李约瑟的。这个英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年）翻译的，1900年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发行。该书原是剑桥另一位汉学教授慕阿德（A.C. Moule, 1873～1957年）的藏书。1938年，慕氏从汉学教席上退休，大概正是那时候这本书被处理了，为鲁桂珍所得。她把这本书作为圣诞礼物，转赠给李约瑟。鲁桂珍写在书上的题赠之语是：

恭祝约兄

新年进步

为民族争光

鲁桂珍赠

为了强调她的意图，鲁桂珍特意把“为民族争光”几个字写得大了一些。由此看来，那时李约瑟已经决定转向中国科技史研究。刚学汉语的李约瑟把这几个字一笔一划抄写在对面的书页上，注上音，并标注了“民族”和“争”、“光”的英译。李约瑟将“为民族争光”译为“Towards the people’s mutual understanding”（为了人类的相互理解）。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揭示迥异于西方的中国传统科技文明的成就，促进人类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正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初衷，也是他后来主张的一个中心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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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了李约瑟夫妇。资料显示，1976年，毛泽东还向工作人员要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到三卷阅读

而对于鲁桂珍来说，向西方人展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打破流行的“欧洲中心论”，自然是为中华民族争光的事业。他们两人的理解，是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的。爱国主义和普世主义并不矛盾，都可以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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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李约瑟、李大斐夫妇及鲁桂珍在马来亚大学访问何丙郁教授一家

赠书半年后，鲁桂珍从剑桥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离英赴美。李约瑟曾说，在鲁桂珍离开剑桥之前，他们相约在中国科技和医学史上作一些研究。从这本书上鲁桂珍的赠言看来，这个约定应当更早，也就是在1938年年底之前。这正是李约瑟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缘起。这时，李、鲁相识不过一年。李约瑟就欣然听从鲁桂珍的“闺”劝，转而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这就是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缘起。鲁桂珍生前多次说过，如果没有她，就只有生物化学家Joseph Needham，而没有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奥妙就在于此。

3、李、鲁对中国科技史的不同理解

很多人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与“中国近现代科学落后”等同起来，以为解答了“李约瑟难题”，就找到了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钥匙。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回到鲁桂珍的赠言，鲁桂珍表达的是希望李约瑟“为（中华）民族争光”，而李约瑟却理解成“为了人类的相互理解”。两者虽然可以并行不悖，但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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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原版及中译本

鲁桂珍的赠言饱含着民族主义的焦虑情绪。其背景是近百年的民族屈辱和科学文化的全面落后。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曾被一些西方人视为不开化的国家，更不用说有科学文明。在近代引进西方科学的大潮之中，中国古老的科学传统已被主流的科学家所完全遗忘，于是有所谓“中国无科学”之论。这种论调，虽然说的是中国无近代科学，但往往也连带着否定或者贬低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文明。鲁桂珍期盼李约瑟把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介绍到西方，改变西方人的片面认识，恢复当代中国人的自信，“为民族争光”，激励中国人为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而努力。正是为此，1957年当李约瑟的学术助手王铃博士离开李约瑟之后，53岁的鲁桂珍重返剑桥，正式成为李约瑟的学术合作者，将余生献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事业。

而李约瑟深受基督教普世主义世界观的影响，认为科学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将促进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作为自己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目标。通过研究，他认为近代科学包含着世界各民族的成就，“各民族的贡献源源不断地注入，或者来自古希腊、罗马，或者来自阿拉伯世界，或者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因此，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发掘中国古代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中国争科技发明权，也不是简单求解“李约瑟难题”，而是“开创了将非西方的传统和成就整合到科学的世界史中去的先河”，在东西方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的背景之下，探讨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部比较科技史的宏大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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