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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恩师的遗世之作——《阿尔钦经济学通义》(李井奎译)即将面世

2020-11-26

译者按:受张五常先生思想影响的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对于阿尔钦的名字都不陌生。2001年,我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读书的时候,五常先生的《经济解释》正在《21世纪经济报道》连载,一时间洛阳纸贵,我们争相抢买最新一期的报纸如痴如醉地讨论和学习。后来,我们还经常在高小勇先生主办的《经济学消息报》上阅读到五常先生的文字。熟悉五常先生著作和文章的人都知道,五常先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有两位伟大的老师,一位是赫舒拉发(又被译为赫胥雷佛),一位就是阿尔钦。当年,五常先生给阿尔钦教授起的中文名很好听,叫艾智仁。阿尔钦在精神上是属于亚当·斯密的,他坚信,以私有产权为特征的市场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人类社会增进财富;同时,他使用的分析方法又是边际革命以来发展出来的价格理论方法,这种方法的应用在上个世纪后半叶达到了顶峰。2019年夏,受王萌编辑和薛兆丰老师的信任和委托,将这部书交由我来翻译。面对曾启蒙我走向经济学之路的这部经济学巨著,我心怀虔敬,不敢有丝毫懈怠。这里是本书的序言,特此译出,让读者先睹为快!

谋生,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在一个充满局限的世界里——我们要面对才智、品格以及铁矿石等的稀缺性——谋生,困难重重。我们必须比较各种不同的谋生方式,一一对它们进行分析,还要无可避免地对之做出决策。而人之形形色色,再加上各种社会安排,会大大提高我们生存的成本,冲淡我们生存的收益。这,经常会进一步使我们所处的局势变得复杂。

长久以来,各类观察家和自命的导师——神学家、诗人、哲学家——致力于解决一些苦乐参半的人生谜题。幸运的是,今天,我们有了经济学家。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与他的《国富论》

生活在两千四百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1],是古代最著名的沉思者,他曾就经济状况和经济活动的某些方面给予过相当大的关注。生活在十八世纪的亚当·斯密[2],是公认的、现代经济学早期发展的奠基人。随着近一百五十年前边际革命的发生,一些与当前的理论相类的东西开始成形。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一个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浮出水面——可能之后在某些方面有所衰落。二战之后的这段岁月里,一群数量可观的创新理论家和卓有成效的分析应用者,横空出世。在这人类群星闪耀时,很少有哪一颗像阿门·A·阿尔钦那样,星光璀璨,辉映夜空。

好的经济学(useful ecnomics)显然有赖于形式化分析的工具箱。但是,再好的工具,也需要能工巧匠的操持。这些能工巧匠们,依循着那些极富想象力、灵感四溢而又经验丰富的建筑师所预备的建筑计划,发挥着自己的天分。阿尔钦就是一位大师级的巨匠,并且他还给这个工具箱贡献了新的工具。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最难得的是,对于个人及其社会的本质,以及一个社会建立其上的经济运行机制,他具有着敏锐的感觉和直觉,堪称天选之才。而且,与经济学圈的其他坚定分子一样,他热爱教书。

[1]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先哲,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堪称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是柏拉图的学生,马其顿国王、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的老师。——译者注

[2]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作家,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被誉为“经济学之父”。——译者注

伟大的阿尔钦教授

米尔顿·弗里德曼[1]观察到,“有些人天生就有经济学和经济推理的本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推理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和品味。”阿尔钦帮助大批有才华的学生获得了创造性技能——和高妙的智识品味。

对于一般性的社会而言,一个技术精湛、壮丽恢弘的学术性展示,很少会有什么价值。阿尔钦一个令人瞩目的特征,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重要的问题,他在解决问题时,匠心独运,只使用最基本的概念和架构。马克·吐温[2]提到,他妻子住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学会了所有的脏话——但却学不会那种腔调。在经济分析中,阿尔钦对那些语汇谙熟于胸,而且还了不起地哼对了其中的曲调。

[1]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被广泛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及学者之一。——译者注

[2]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 -1910 ),原名萨缪尔·兰亨·克莱门(Samuel Langhorne Clemens),美国作家、演说家,“马克·吐温”是他的笔名,原是密西西比河水手使用的表示在航道上所测水的深度的术语。——译者注

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好的经济学家已然认识到,在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教师和专业人士手中,基本、乃至初阶的经济学工具可以使到如何出神入化、极富创造性的程度。在国防部最高决策层工作时,阿兰·A·恩索文[1]报告说:“我们(国防部)使用的分析工具是最简单、最基本的经济理论概念,结合以最简单的量化方法。这项工作取得成功的条件,是对诸如边际产品和边际成本等这类相关的概念,有着透彻的理解,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还需要笃信诸如边际产品和边际成本等这类相关的概念,以及拥有在复杂情况下发现边际产品和边际成本的能力,同时还要有很好的数量感。我们所使用的经济理论,就是我们大二时所学的理论。”(“国防部里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i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LIII [1963年5月], 422.)

我和阿尔钦是195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为同事的。我们一起合作过多次,主要是在写作《大学经济学》(University Economics)(华兹华斯出版公司, 1964, 1967, 1972)和《交换与生产》(Exchange and Production)(华兹华斯出版公司, 1969, 1977, 1983)这两本书上。本书是一本新作,尽管它也与前面两本书有着家族上的相似性。与《交换与生产》一样,本书本质上是价格和分配分析,还伴之以对通货膨胀的思考,以及微观经济学对总体经济和国际意涵的各种涉入。最重要的是,对于之前各书的努力,本书踵事增华,不遗余力地阐发经济分析,并始终强调经验上的有效性和意义。最初的手稿,阿门准备了长达十年,嗣后健康恶化,未竟全功,惜哉!今天,千呼万唤,这部书稿终于得以完成、编辑和更新。

[1] 这里应当是指阿兰·C·恩索文(Alain C.Enthoven),现为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荣休教授,拥有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学位。他于1960年调任美国国防部工作,曾被约翰逊总统在1965年任命为负责系统分析的助理国防部长。——译者注

马克·吐温

把阿门这最后一部巨著付诸实现,需要付出相当多的努力。如果没有杰里·乔丹,本书实难完成,甚至想都不敢想。杰里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受到阿门影响的众多研究生中的一员,和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样,他有着非常杰出和引人瞩目的经济学生涯。除了直接在手稿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外,他还是首席协调人,负责协调几位参与制作这部巨著之人的各项活动。

在阿尔钦的时代,世界各地有许多学者,都以或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隶属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他们对这部巨著兴趣十足,并对这部大书做出了贡献。琳达·克莱格是阿尔钦的另一名学生,她既是本书的一名管理者,也对本书内容多有评论。阿琳·阿尔钦和丹尼尔·本杰明保存了原稿,并把它提供给了杰里和我。本·齐彻、考特尼·克利福德·斯通、雷切尔·巴尔巴赫、W·李·霍斯金斯、肯·克拉克森、薛兆丰和尹锦明,都曾给出过指导和鼓励。迈克尔·皮斯顿在准备图表方面帮助尤大;茨维泰林·佐涅夫斯基重新编排了整个手稿。所有为准备手稿做出贡献的人都感到欣慰的是,自由基金会(Liberty Fund)坚定地投入资源——其中大部分是高级编辑劳拉·戈茨的时间和才智——与声望,如此方使阿门这最后一部分遗产得以面世。

阿门·阿尔钦——一位同事、导师、合作者和事实上的兄长——于2013年2月,驾鹤西游,离开了我们,寿九十有八。

威廉姆·R·艾伦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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