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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终于有了全本!

2020-11-05

提及丰子恺,必然就说到“缘缘堂”。这座由弘一法师赐名的家园,最初始于上海永义里寓所,丰子恺继而于1933年在家乡石门湾花费6000大洋建成。“缘缘堂”系丰子恺亲自设计的,“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丰子恺在此生活了六年,度过了一生中最悠闲舒适的时光。遗憾的是,“缘缘堂”在1938年1月毁于日军炮火中。

约1934年丰子恺在缘缘堂楼下西书房欣赏印章

1937年,丰子恺与幼女丰一吟在“缘缘堂”前院花坛上留影

“缘缘堂”不仅是丰先生的故居,更是他的精神家园。他的一生始终未离开“缘缘堂”三个字,为此他创作了大量以“缘缘堂”命名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是丰子恺的代表作,1931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收文20篇,影响深远。1937年,开明书店出版《缘缘堂再笔》,收文20篇。1956-1963年期间,丰子恺又发表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并于1962年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之约编成《缘缘堂新笔》,收文32篇,因故未能出版。“十年浩劫”其间的无数个凌晨时分,已步入晚年的丰子恺念念不忘旧日时光,提笔写下了《眉》《中举人》《王囡囡》《五爹爹》《S姑娘 》《旧上海》《乐生》《戎孝子和李居士》《放焰口》《小学同级生》等33篇情真意切的散文,笔锋直追四十余年前的《缘缘堂随笔》。遂命名为《缘缘堂续笔》,可惜直至丰子恺去世《缘缘堂续笔》也未能与读者见面。

1937年春丰子恺在缘缘堂二楼书房

笔者在编辑十卷本《丰子恺集》(今年年底面世)的过程中,被丰子恺散文的独特魅力所吸引,发愿编一本丰先生有关“缘缘堂”的散文足本。幸赖丰家人及《丰子恺集》主编钟桂松先生的大力支持,这本《缘缘堂随笔》(足本)终呈现在大家面前。《缘缘堂随笔》(足本),是迄今为止市面上最全、最纯粹的《缘缘堂随笔》集,收录《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缘缘堂续笔》,另附录《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还我缘缘堂》《辞缘缘堂》,共计108篇散文,并16幅精美插图,向读者完整呈现丰子恺散文的独特艺术魅力。既有《儿女》《忆儿时》《山中避雨》《生机》《先器识而后文艺》《阿咪》等经典篇目,更有《癞六伯》《阿庆》《王囡囡》《乐生》等作者生前未发表过的佳作,无论是写至亲、怀师友,还是观宇宙人生、品世间百态,无不深刻隽永、意趣悠长。

昔年欢宴处树高已三丈

郁达夫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曾向读者郑重推荐丰子恺的散文:

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

《缘缘堂随笔》(足本)一书在手,可尽览丰子恺散文精粹。

谨选一篇《王囡囡》,与君共赏。

丰子恺:王囡囡

每次读到鲁迅《故乡》中的闰土,便想起我的王囡囡。王囡囡是我家贴邻豆腐店里的小老板,是我童年时代的游钓伴侣。他名字叫复生,比我大一二岁,我叫他“复生哥哥”。那时他家里有一祖母,很能干,是当家人;一母亲,终年在家烧饭,足不出户;还有一“大伯”,是他们的豆腐店里的老司务,姓钟,人们称他为钟司务或钟老七。

祖母的丈夫名王殿英,行四,人们称这祖母为“殿英四娘娘”,叫得口顺,变成“定四娘娘”。母亲名庆珍,大家叫她“庆珍姑娘”。她的丈夫叫王三三,早年病死了。庆珍姑娘在丈夫死后十四个月生一个遗腹子,便是王囡囡。请邻近的绅士沈四相公取名字,取了“复生”。复生的相貌和钟司务非常相像。人都说:“王囡囡口上加些小胡子,就是一个钟司务。”

钟司务在这豆腐店里的地位,和定四娘娘并驾齐驱,有时竟在其上。因为进货,用人,经商等事,他最熟悉,全靠他支配。因此他握着经济大权。他非常宠爱王囡囡,怕他死去,打一个银项圈挂在他的项颈里。市上凡有新的玩具,新的服饰,王囡囡一定首先享用,都是他大伯买给他的。我家开染坊店,同这豆腐店贴邻,生意清淡;我的父亲中举人后科举就废,在家坐私塾。我家经济远不及王囡囡家的富裕,因此王囡囡常把新的玩具送我,我感谢他。王囡囡项颈里戴一个银项圈,手里拿一枝长枪,年幼的孩子和猫狗看见他都逃避。这神情宛如童年的闰土。

我从王囡囡学得种种玩艺。第一是钓鱼,他给我做钓竿,弯钓钩。拿饭粒装在钓钩上,在门前的小河里垂钓,可以钓得许多小鱼。活活地挖出肚肠,放进油锅里煎一下,拿来下饭,鲜美异常。其次是摆擂台。约几个小朋友到附近的姚家坟上去,王囡囡高踞在坟山上摆擂台,许多小朋友上去打,总是打他不下。一朝打下了,王囡囡就请大家吃花生米,每人一包。又次是放纸鸢。做纸鸢,他不擅长,要请教我。他出钱买纸,买绳,我出力糊纸鸢,糊好后到姚家坟去放。其次是缘树。姚家坟附近有一个坟,上有一株大树,枝叶繁茂,形似一顶阳伞。王囡囡能爬到顶上,我只能爬在低枝上。总之,王囡囡很会玩耍,一天到晚精神勃勃,兴高采烈。

有一天,我们到乡下去玩,有一个挑粪的农民,把粪桶碰了王囡囡的衣服。王囡囡骂他,他还骂一声“私生子!”王囡囡面孔涨得绯红,从此兴致大大地减低,常常皱眉头。有一天,定四娘娘叫一个关魂婆来替她已死的儿子王三三关魂。我去旁观。这关魂婆是一个中年妇人,肩上扛一把伞,伞上挂一块招牌,上写“捉牙虫算命”。她从王囡囡家后门进来。凡是这种人,总是在小巷里走,从来不走闹市大街。大约她们知道自己的把戏鬼鬼祟祟,见不得人,只能骗骗愚夫愚妇。牙痛是老年人常有的事。那时没有牙医生,她们就利用这情况,说会“捉牙虫”。记得我有一个亲戚,有一天请一个婆子来捉牙虫。这婆子要小解了,走进厕所去。旁人偷偷地看看她的膏药,原来里面早已藏着许多小虫。婆子出来,把膏药贴在病人的脸上,过了一会,揭起来给病人看,“喏!你看:捉出了这许多虫,不会再痛了。”这证明她的捉牙虫全然是骗人。算命,关魂,更是骗人的勾当了。闲话少讲,且说定四娘娘叫关魂婆进来,坐在一只摇纱椅子上。她先问:“要叫啥人?”定四娘娘说:“要叫我的儿子三三。”关魂婆打了三个呵欠,说:“来了一个灵官,长面孔……”定四娘娘说“不是”。关魂婆又打呵欠,说:“来了一个灵官……”定四娘娘说:“是了,是我三三了。三三!你撇得我们好苦!”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后来对着庆珍姑娘说:“喏,你这不争气的婆娘,还不快快叩头!”这时庆珍姑娘正抱着她的第二个孩子(男,名掌生)喂奶,连忙跪在地上,孩子哭起来,王囡囡哭起来,棚里的驴子也叫起来。关魂婆又代王三三的鬼魂说了好些话,我大都听不懂。后来她又打一个呵欠,就醒了。定四娘娘给了她钱,她讨口茶吃了,出去了。

王囡囡渐渐大起来,和我渐渐疏远起来。后来我到杭州去上学了,就和他阔别。年假暑假回家时,听说王囡囡常要打他的娘。打过之后,第二天去买一支参来,煎了汤,定要娘吃。我在杭州学校毕业后,就到上海教书,到日本游学。抗日战争前一两年,我回到故乡,王囡囡有一次到我家里来,叫我“子恺先生”,本来是叫“慈弟”的。情况真同闰土一样。抗战时我逃往大后方,八九年后回乡,听说王囡囡已经死了,他家里的人不知去向了。而他儿时的游钓伴侣的我,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还残生在这娑婆世界上,为他写这篇随笔。

笔者曰:封建时代礼教杀人,不可胜数。王囡囡庶民之家,亦受其毒害。庆珍姑娘大可堂皇地再嫁与钟老七。但因礼教压迫,不得不隐忍忌讳,酿成家庭之不幸,冤哉枉也。

*选自《缘缘堂随笔》(足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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