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数字重生

（图片说明：云冈石窟第20窟西立佛虚拟修复示意图）

9月23日，洛阳龙门西山的奉先寺北壁，一件佛首被龙门石窟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安放到一尊等身立佛的残像上，断面完全吻合，佛首回归。这次“回归”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佛首是按照一比一的比例用3D数字打印的，这是国内石质造像流散文物首次实现数字回归。

这件佛首馆藏于上海博物院，早在1957年在北京购得，推断被盗于1923年后——因为1923年，一名日本摄影师曾到龙门拍过奉先寺北壁照片，当时这尊立佛像头部尚存。这只是龙门石窟众多流失海内外的造像中的一件，但佛首的数字回归，为流散文物回家提供了新的可能。

9月26日，“数字重生——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寺数字化保护项目”在大同云冈石窟启动。对石窟寺来说，数字化的意义不仅仅是流失文物的回归，它更关系到石窟寺的未来存续。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说，历经一千多年，石窟所面临的水害侵蚀、岩体失稳及石雕表面风化等自然病害，仍难以遏制；历史原因造成的被盗凿、被破坏、被偷窃，大量精美的佛像、佛首、壁画等，现在还流失海外。保护项目将选取丝路沿线具有不同时代意义、不同地域代表的石窟为实施对象，进行洞窟数字化、虚拟修复、数字回归、展览展示等方面的探索。

励小捷宣布，项目首批选定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为期6年，面向公众筹资。

数字重生，听上去是一个科幻题材的题目，但对石窟寺来说，这是非常现实甚至紧迫的议题。那些赫赫有名的石窟，都面临着或近或远的危险。比如，麦积山石窟165窟开凿于北魏，洞窟前部有坍塌，壁面泥层剥落过半；云冈石窟16-1窟，属于著名的“昙曜五窟”，是云冈开凿最早的5个洞窟之一，前立壁和前部窟顶早已崩毁，窟门仅存下半部，而北壁三龛佛像被盗后的黑洞，凿痕累累，惨不忍睹；龙门石窟莲花洞712窟开凿于北魏，因其窟顶雕刻有一朵直径3.6米的大莲花而得名，曾拥有龙门石窟最精美的迦叶像，但头部在1916-1935年间被盗……

励小捷介绍，数字重生将有这几种形式：对于有残损的洞窟，利用老照片、通过最先进的数字技术，进行数字虚拟修复，再现石窟艺术原貌；对于流失海外的石窟文物，近期难以追还的，以数字化的方式实现拼接复原，向广大游客展现；对石窟文化的推广，通过各种数字化展览展示手段，让公众了解石窟，爱上石窟。

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化研究室主任宁波记得，云冈石窟第33窟，2007年时还有两尊菩萨衣纹，当时可以看到，现在再去，已经看不到了。有这样一个数据，云冈石窟每一平方米外立面的范围内，平均每年就有10立方厘米消失。已经1500岁的云冈石窟，风化，乃至消失，从漫长的历史角度来看，似乎不可避免。

云冈石窟数字化工作于2003年起步，目前已经完成整体石窟约1/3的数据采集，同时也完成了2005-2018年所有现存纸质档案的数字化采集。“数字化技术，除了能记录石窟的真实变化，还可以做整体风化监测——修建窟檐之后风化速度大大下降；而如果很多很多年以后，云冈石窟真的消失了，如果有足够精细的数据保存并传承，人类还会知道并‘看到’，这里存在过如此灿烂的艺术。”宁波说。

从2005年开始，北京大学教授查红彬与龙门石窟合作从事石窟三维数字化的尝试。建立石窟三维数字化的数据库，利用三维数字技术辅助考古线图的绘制，最终实现石窟全景数字化，这是查红彬团队目标的“三步走”。他为我们描述了将来一种参观石窟的神奇体验：走进一个石窟，戴上VR头盔，就能看见这个石窟100年、500年、1000年前各是什么样子，历史重现。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黄先锋，2007年与敦煌合作，扫描了整个莫高窟1.8公里的数据，不仅是石窟，还包括周边环境，“空天地一体化”，这成为向游客虚拟展示的基础。“当时的投入是巨大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文物消亡的速度远远大于我们现在进行保护的力度，除了重视重点文物，还要看到边疆和条件较差的地区。后来，我们做了一个软件，放到云上共享，手机就能打开，每个人都可以上传照片，建模以后直接分享，实现低成本的数据记录”。

黄先锋说：“现在做的数字化，可以让数字化和展示直接打通，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数字化不只是模型，文物信息挖掘和知识库的建立任重道远；数字化的成果也不只是看，是真的能够用于保护的。”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詹长法认为，数字化是一场不知不觉的方法革命，在文物保护过程的多个维度延展，随着实施的推进，需要我们有更深刻的人文思考。

詹长法总结，数字化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全过程包括基础研究、保护修复、监测预警、利用发展、传播推广、阐释展示等。“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在修复时就留取了修复前、中、后多层级的亚毫米级数据，实现了有数字化支撑的石窟修复。

“但必须看到，文博领域数字化还存在为记录而记录的现象，因需求不明确，或反复采集，或将数据束之高阁。而许多急需数字化采集建立档案的遗产地，往往又缺乏专业人员，这使得数据交付后无人管理。”詹长法直言，“市场有市场的逻辑，行业有行业的困境。今天数字化在文物领域的广泛应用，并未真正获得与投入相匹配的效益。”

詹长法强调，随着石窟寺保护迎来重大机遇，需要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数字化工作，“从一开始就需要明确数字化应用的目标与可预期的效果”。在他看来，留存数字化资料信息的同时，应该深入挖掘石窟寺造像的艺术价值，展现出真正的艺术之美。

比如，2017年，瑞士西北部的巴塞尔利用3D扫描和打印技术整体复原出了埃及法老赛蒂I世的墓葬，及3300年前的法老石棺。此项目耗时5年，让法老陵墓完整地以新科技的方式再现世人眼前。

这在云冈石窟已经实现：2017年以来，依托数字档案，云冈石窟启动了第3窟、12窟、18窟原比例复制工程，用3D打印技术，陆续将石窟“搬”到了青岛城市传媒广场、北京建筑大学、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等地，实现了不可移动文物的可移动展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注定消失的石窟将得到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