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义旧物行当的那些角儿

河南人老杨的部分藏品

城南老崔正在整理旧书

当人们走进博物馆陈列馆，看到那些清代或民国的文物，什么地契啦，什么清代的雕花大床啦，什么民国课本啦，等等。不知你想过没有，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其实，除了部分来自文物工作者的征集以外，不少东西是从那些收旧货的人手里征集来的。菜市上整整齐齐分门别类的野生菌，皆由一个个贩子层层转手而来，那些旧物件也大体如此。所不同的是，野生菌的转手，不过是食材的流动，而旧物件的转移，则是一种文化记忆的传递与保存。

第一线的人士，是收废书废报收旧货的，他们开车赶转转场，或挑着箩筐，推着自行车，吆喝着走街串巷。比如河南人老杨吧，四十岁，一米八的高个，操一口河南普通话。他赶转转场，乌沙、白碗窑、七舍、捧乍等西部南部乡镇是他的首选。到场坝上，找个平整的地方，铺块塑料布，几个旧花瓶，招牌就弄好了。拆老屋发现的老物件、老书、用具等都有人拿来咨询，合适他就收了。老杨与那些老人唠嗑，哪家有什么老东西，哪家有旧书籍，他都清楚。看到好东西，他总是动员人家卖给他。一次，我陪他到白碗窑簸米甲拜访80多岁的老人，一进入坝佑坝子，他就介绍上补路有哪些百年老屋，石柱础如何漂亮，窗子的木雕又如何，以及肖家寨有什么清代老物件，白陶厂有什么瓷器，等等。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聊，如数家珍，比文物部门掌握的情况还细致。

我到他家，清代至民国的书籍，比如经书、课本，大户人家的首饰盒，春凳、大刀、烟盒、洋烟枪、领袖像章，从清代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到处堆得是。他拿出一把日本战刀，说：“这是好东西哩！”

“兴义不是抗日前线，哪来这东西？”我有些疑惑。

“老爷爷说了，当年他当大队支书，一位南下干部交给他代管的。后来那位南下干部不知是调走了，还是去世了，没有来过问。你看还有日本人的名字。”

“你收这些东西怎么卖呀？”我担心他养家糊口，就问道。

“好卖。照片从微信上发出去，有人就来买。比如那本清代木刻版的书，就可以卖上千块。本钱不过一两百。”他露出一口白牙，笑了笑，很轻松。

“每个月挣多少？”

“与你的工资差不多，六七千块。”

老杨说，没有他这样起早贪黑地干，这些东西就丢掉了，多可惜！他又拿出几册彩印的民国课本来看，品相很好。为了买到一件东西，他经常与那些老人聊天，拉近感情，有的要跑好几趟。“老太太同意卖了，老头子死个人都不卖。老的愿意卖了，外出打工的儿孙不愿卖。有的要等几年，不卖的老人去世，再上门，才买到。”在我的印象中，西部乡镇没有东部乡镇文化发达，不料还有这么多老物件，或许是那些地方的拆迁速度比不上东部乡镇吧。

在城里转悠的代表人物是老赵，哪个小区要改造，文化人多不多，他注意收集这些信息，经常推一辆老自行车，大街小巷吆喝。旧物件旧书报，少就论斤两，多了就整堆估价，随便翻一番，看一看，他就知道有多少“油水”。之后分门别类，书报、电器、家具、照片、废铜烂铁分开放，那些小挂件小饰品则揣进兜里。有的老人故去，或者个别人急于搬家，不要钱，只要把满屋的老物件搬走就行，这样旧物件难免出现儿女所不知的金银首饰、玉挂件、书画等。

一次，我在一旁看着他分拣，他将一块玉放在口袋。“弄的一件好东西？”我问。

“哪里，哪里！是块石头。”老赵慌忙地说。

老杨、老赵这些角儿有些文化，知道初步鉴别。一些挑箩筐收废书报的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就会去找他们。老赵、老杨他们弄到东西后就通过电话、微信这些手段联系老朱、老崔，或直接送货上门，整堆卖，或分散卖。有时也通知其他“好古之人”，卖价就升高了。

老朱、老崔这些人就处于二线。他们租一个房间，有个门面。如果说老杨他们四处打游击，是“散兵游勇”，那老朱、老崔这些人，则有固定的“根据地”，旧货往往成百上千件，排列在架子上，供人选购。城北老皮、老张他们也有店，不过主业是买卖废纸板或者烂铜烂铁，遇到有价值的书，他们就选出来摆在那个地方，价钱比老崔他们便宜。花鸟市场老刘、老付的店称古玩店，分工更细，有专业化特点，主打或古生物化石、或青铜器、或瓷器、或杂件，虽也经营，但玩赏味更浓。另外一些角儿，在家里玩古，讲究少而精，藏品甚至秘不示人。

老朱在城西，他有5吨旧书，上万册。电话预约之后，我和老晏进入他的店，真有点眼花缭乱。他店不当街。老朱是兴义人，瘦个儿，小时候在昆明长大，一口云南腔。原先在昆明做旧书生意，安家兴义后开了这个店。

“这种位置怎么卖书呀？”

“在网上卖嘛。每年交400元就在孔夫子旧书网弄个网店，成交后再按0.04%交费，我有2000多本在网上面向全国卖，都是一些档次比较高的书，价格贵哩！”

“每个月赚多少？”

“六七千吧。《何应钦纪事》卖80元。1938年的《鲁迅全集》，一本卖1200元。像你们这样上门来的就不愿出这么高的价。”老朱怕我不信，在手机上翻成交记录给我看。我花了两个小时挑选了14本书，讨价还价之后，80元成交，平均每本不到6元。老晏挑了30多本，260元成交。

老朱每天上午帮老婆炸油条，下午就骑着电摩托满城收书，除了书以外，其它一概不收。

老崔有3000册书，在南门，我、老晏、老高经常到那里“淘宝”。除了书之外，还有奇石、书画、旧收录机、旧酒瓶、钱币之类，是名副其实的杂货店。老崔在老朱的指导下，也在孔夫子旧书网开店。从2019年12月8日至今9个月，成交300多件，交易额3万元左右。

北门诚鑫书店主要售卖纸板废金属，以及旧书报，中小学教材，这个地方周围中小学比较多，遇到毕业学生就会将各种读书拿来卖，在校生则到这里“淘宝”，旧书比较丰富。经常关注也会找到不少“宝贝”。店主人瘦瘦的，姓陈，个头不高，近70岁，笑起来皱纹多，嘴瘪，牙掉了不少，非常和气。

我们到老朱、老崔他们店里，主要是选旧书，3本5本，结合书的厚薄、年代等因素，一般的书每本3至5元，志书二三十元不等。买新书一本的钱买旧书可以弄到七八本。旧书的校对、插图、编排、纸张、装订、封面设计留有那个时代的痕迹，那种认真严谨是后人无法比的。比如那种马粪纸印的书，纸张质量确实差，草的茎叶都还在纸上，闻起来草的清香已经变成醇香，有古普洱茶的风味。我有一本196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报头图案参考资料》和一本1974年出版的《美术参考资料报头图案美术字》，翻一翻，玩味它，领略那个时代特有的夸饰，思绪穿越几十年，那是一种享受。

另外一个姓陈的，50多岁，我们称他老师，恋旧成癖。无论是老朱老崔，还是老赵，包括那些挑箩筐的妇女，甚至贵阳昆明及其它省收旧货的网友，他都关注，他有一个庞大的微信网。老陈随便瞄下纸张，甚至不用看，伸手摸一摸，他就知道这书大约出版多少年。他拥有2万册书，清代中期的木刻版，民国时期的教材，五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应有尽有。青铜器、瓷器、抱柱联、木刻、钱币、照片、手稿、地契等等，凡是兴义文化元素的旧货，他都要，比老崔更“杂”。几十年专注收集兴义地方历史文化的东西，积累了数万件文物。当地报纸不只一次报道过他。他自豪地说，他的藏品装备两三个中等博物馆不成问题。省博物馆、州博物馆搞展陈找他，老陈搞清了展陈主题后，适当整理归类，拍照、写文字说明、标价，做成册子，提供给买家，买家确定要哪些东西后就讨价还价。老陈告诉我，有些赚头就行，不能漫天要价。10年前20年前买成100元要卖五六百元，因为有物价的因素。但不能乱吼三千五千元，这是底线。

我到老陈家里，挪一步都要怕碰到他的宝贝，桌子上有些年份的盒子里装的是康熙、乾隆、道光、光绪等年间发行的通宝，柜子上堆着五六十年代的刊物，沙发旁边则是林林总总的兴义白碗窑陶瓷，有的房间放的是雕花的窗格和民国时候的马鞍，有的房间摆满旧书及名人字画，就连招待客人的茶杯也有些包浆了。我这样翻翻，那样摸摸，沉浸在怀旧的氛围里。我赞叹他的东西多，他淡淡地说，这里不过冰山一角，还有几套房子都装满了。我翻看几本整理的十分规范的家族的影集，照片下面标注了年代、地点、人物，连底片都保存着，这家的一些家庭成员我认识，那是我羡慕的书香门第哩！不料这影集，论斤卖掉，流落在老陈这里；师专一些教授去世后，他们的书籍手稿，论斤卖掉，也被老陈抢救回来。甚至，有个文化部门，将几十年的剧照随手丢掉，老陈捡了回来；有个图书馆搬新馆时，将兴义先贤蒋秋奚、刘公亮先生签名盖章送给省立兴义中学的《贵州通史》丢掉，也被老陈弄回来........

最后，我拿着那本家族影集问他，这个你什么时候出手？他回答，无法出手。但我觉得丢了可惜，就花钱买来了。在老陈的藏品中不少东西是无法出手的，他花钱买回来，不过是对兴义地方历史文化的痴迷罢了。

遇到单位搬办公室或旧房拆迁，老朱、老赵他们忙，老陈也跟着忙，他约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捡漏”，书籍、物件等稍有价值的就捡回去，好几次我也捡到了自己喜欢的书。

现在我书半数以上是从旧书摊淘回来，一则为了省钱，二则年纪大了，开始怀旧了，总觉得旧的顺眼，新的刺眼。三四千册书新新旧旧，高高低低，书柜，床头柜，椅子上，枕头边，到处都是，随手可取，随意而读。书房如一片森林，有老树有小树，有鲜花，有草坪。我像一只欢欢喜喜的蜜蜂，这里停一下，那里停一下。不停地读书写作，天长日久，心一次次受到涤荡，远离了世俗的尘埃，灵魂得到滋养，受到熏陶，思维始终饱满充实，明净而鲜活，尽管发须发皆白，其貌不扬。

光顾旧书摊，几十上百地往那些地方掷钱，我念叨这些，老陈一脸不屑，说，你算哪样，我经常几百上千元地扔进去。弄来之后无法出手，明知无法出手，也忍不住投钱，遇到有价值的旧货就挪不开步，不弄到手晚上就睡不好。贪恋旧货是一个无底的坑啊！说这话，他是悔恨，是自豪，是调侃，我辨别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