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狐说鬼，这本书媲美《聊斋志异》

清代文言小说，除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外，袁枚的《子不语》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最负盛名。

袁枚的“子不语”世界，是“程朱席上懒勾留”而“走出理学”的“性灵”世界。

△ “半日闲”《子不语》，岳麓书社出版

一、袁枚：晚明名士

袁枚（1716—1798），清乾隆年间“江左三才子”之一，他一生历经康、雍、乾、嘉四朝，在八十二年的人生中，只为官九年，三十二岁时即急流勇退，归居田园，过起了“著述穷晨昏”的林下生活。

这位“孔郑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的名士，自言挂冠以来“于诗兼唐宋，于文极汉秦。六经多创解，百氏有讨论。八十一家中，颇树一帜新”。《清史稿》之《文苑二·袁枚传》也称赞他的“随园集”曾哄动海内外，“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其实，他的《子不语》及其续集，也是一部好玩的书，也可视为他“独抒性灵”的作品之一，其中不少故事颇令人低回流连，深思不已。

袁枚的《子不语》，后改名《新齐谐》，原取意于《论语》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书名似乎定位于诙谐，取意于示炫。原书共二十四卷，后作续集十卷，共约一千则。袁枚的小说以叙事见长，通过鬼神怪异之事反映社会的多方面，结集为《子不语》。

二、袁枚“子不语”世界的“出场”

《子不语》中的不少故事，可以引发现代人多层次的解读与思考。有的故事经过解析，甚至可引申套用，以对应分析现代社会的某些现象。从儒家文化上看，“子不语”中有“怪”“力”“乱”“神”，而《子不语》的故事集中，亦是怪异种种，总让人觉得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实在是另有着眼。

鬼怪狐仙，是“怪”故事中的主角。《狐生员劝人修仙》中的狐界，犹如人界，各为进阶萃拔于优越的科考而焦心劳瘁，作者似乎想揭示科考对士人内心的冲击。“南山顽石”竟然成为邪鬼，“不倒翁”作怪竟可偷店主财物，江怪大鳖临难托梦于妇女……古树古物，万物有灵，种种灵异效应是传统社会中即使士人也多深信不疑的。其中的狐女助寒士，其途多类，包括了诸如婚配、治家、科场助文、助资营商等各个方面。《陈清恪公吹气退鬼》中，陈年未遇时，与乡人寒士李孚秋夕乘月闲话，李外出沽酒，陈持其诗卷坐观等待。这时见“门外有妇人，蓝衣蓬首，开户入，见陈，便却去”，一如阳间男女有别之礼。李孚虽家贫，却“好客不已”，以至于其妻子“头止一钗，拔去沽酒”。平素不良的陈氏子，游普济寺时，见寺中将五通神供于关帝之上，“怒其无礼，呼僧责之，命移五通于关帝之下”，连“游人观者俱以为是，陈傲然自得”。晚上却遭五通神伏身显灵：“我五通大王也，享人间血食久矣，偶然运气不好，撞着江苏巡抚老汤、两江总督小尹，将我诛逐。他两个都是贵人，又是正人，我无可奈何，只得甘受。汝乃市井小人，敢作威福，我不能饶汝矣！”家人环拜乞请用三牲纸课，延僧祷祀，也没能救得了他。灵异事件中，神怪竟然能择人而产生不同后果。

果报种种，亦为传统社会所崇奉不移的信念，然而其中也不乏暴“力”。《平阳令》中的朱铄，为“性惨刻”的酷吏，主观断案，在旅店被鬼怪捉弄，错杀了自己的妻妾子女。因果报应，或然或不然，但竟然牵连无辜的家人。在果报中，无辜者常常成为果报的“陪斩者”。这些现象会让今人觉得，那些“爽然不失”的“天理”“报应”似乎有失仁慈，有失公道。鬼怪亦有善恶，然其善恶无定，显示了灵异世界的复杂性，一如凡尘。《两神相殴》中常州钟孝廉，虽“一生行善”，却“晚年无子，且衣食不周”，不免指斥神灵无报，“将生平修善不报之事，一一诉知，且责神无灵”。然而，神灵世界亦是分工细密，各司其职。当他前往拜见素大王，听闻了历史上“如此奇冤，二千年来绝无报应”，“钟方悟世事不平者，尚有许大冤抑，如我贫困，固是小事，气为之平”。篇中所言“理不胜数，自古皆然”，不免让人对繁密的“天理”与复杂的“报应”畏葸屏声、安之若命了。

在传统社会中，民间的淫祀与盲从，即使士类亦难免。鬼知民间荣禄仕进的隐机，了然于“世间功名之事”，对此，士人也确信不疑。像山东林秀才，四十不第，遂有“改业之想”，而冤鬼劝其不要放弃，并暗示科考必胜的天机。故事集中的有些县宰，亲历果报，他们装神弄鬼，神道设教，扶乩占卦，像《红楼梦》的贾雨村一样作“葫芦判案”，也从侧面说明了俗世的无奈，法律的无力，世态人心的复杂。

故事集中那种“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态度，即使从现代人的眼光去评判，仍不失为一种高明的民间立场，一种处理超验领域问题的智慧。神佛世界与凡尘人间交织，兽性、人性、神性混杂，增加了人世间的不确性，促成了上述价值观判准的形成与稳固。《尸行诉冤》等超越阴阳人鬼二界的诉讼案例，会让读者感到那个冤狱丛脞的不公社会。《两神相殴》更进一步地揭示了神的糊涂，以酒量大小决定权力归属。《城隍神酗酒》中的城隍神“酗酒妄刑”，不辨善恶，混淆秀才与盗贼，也让神性光辉黯然失色。《柳如是为厉》说柳如是曾缢死于苏州昭文县署，为祟于现任官家眷，致使其迷幻缢死，可见“忠义之鬼”，亦不免用“引路替代”。《鬼借官衔嫁女》揭示了官本位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所及，鬼亦如世人爱惜体面、尊崇势利。

通过怪异故事揭示人性的复杂性，是《子不语》的最大主题之一。生死观是人生哲学一大主题，小说集中不少笔墨用在描写主人公如何面对死亡上。《棺床》中沈秀才的父亲，为人达观，以为自古皆有死，先行“演习”死亡，致令借宿秀才虚惊一场。《南昌士人》描写了一个托付甚重、践诺实难的故事，亡友托付同窗赡养老母、照顾年轻寡妻、梓行遗稿、还数千钱欠款。践诺家累之托、传名之命、补欠之付中的任意一项，对于一个尚未高中科举的穷友而言，都是一项不小的考验，不免让读者为之担心。你看被托者因鬼托而“唯唯”，实由于害怕而言不由衷地答应了。死者起立曰：“既承兄担承，吾亦去矣。”然而留下生者的无限恐惧与无穷累赘。不知怎么，这总还会让人想到李贽之不见族人，心底里恐怕受族人之“迫”而不得自由。在给曾继泉的一封信里，李贽曾说到他所以落发的原因，“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读书人的柔弱、俗化形象，无处不在。《李香君荐卷》揭示了士人的美梦，他们希望自己的八股文才华，得到“美人”赏识推荐。

人与灵异世界的情感纠葛，亦是值得重视的文学生态现象。当士人痛感现世情感纠结的存在时，常常会塑造出人鬼恋情、人狐恋情、人神恋情、人怪畸恋等，比如《陈圣涛遇狐》中有人狐恋，《洗紫河车》有人鬼恋，而《屃屭精》中有人怪恋，《张光熊》中则有人狐再续前缘。然而，“上帝最恶者，以生人而好与鬼神交接，其孽在淫嗔以上”之警戒，不免为想象的士人情爱世界的边缘，镶上了一道可怖的黑边。《喀雄》中的狐女以身相报，且“冒托”他女，最后成就他人姻缘，全身而退。这种报恩与恋情夹杂的故事，在中外小说史上都极具代表性。

作为一部清代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子不语》中已经绽露了新思想的幼芽。《替鬼做媒》中显示了作者赞同寡妇再嫁的立场。据当时实事改写的《全姑》，则描写了貌美的全姑，与陈生两情相悦，却受到“自负理学名”的县令的残暴凌辱；《狐道学》讽刺世间满口仁义道德，“口谈理学而身作巧宦”的理学家的假道学面孔，都是从侧面批评理学流弊，嘲弄假道学，主张尊重女性，讥刺贪暴官吏。从《鹤静先生》中，可以读出文人袁枚于政治立场之问题，实是采取了无可无不可的态度。《秀民册》中所录，“皆有文而无禄者”，其中发出“科第中皆无实学乎”的质疑，与“既有文才，又有文福，一代不过数人”的残酷现实，正可从“一第区区何足羡，贵人传者古无多”的诗句中，读出诸多辛酸与无奈。

三、袁枚的俗世关切及其近代意义

袁枚性格豁达，他“程朱席上懒勾留”而喜好山水之游，乐交天下好友。他的《子不语》之类的著述，很多为“文史”外寻求“娱乐”的结果。正如袁氏自序所言，这是他从事文史之余，“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以自娱。

袁枚的俗世关怀，通过建构“子不语”世界而得到有力的表现。文学生态中的诸神谱系，几近于凡尘之俗陋。这似乎说明“谱系”内、“体制内”的神佛，并非理想之仙佛。前述不同类型的故事情节，既是袁枚俗世关怀多样性的文学表达，也从侧面反映了明清之际儒学的某种近代转向。

袁枚借至圣孔子的“不语”模式，其实也是想表达他的主张：即使怪力乱神之事，存疑可也，不必过于认真的。在我眼中，袁枚几乎成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时代一道奇异的风景，他的闲适放达的生存模式，寓庄于谐的著述方式，成为一种维护读书人尊严、坚守思想自由的曲线表达。

黄敦兵

二〇一九年春于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为岳麓书社“半日闲”《子不语》前言，原标题为《“程朱席上懒勾留”──袁枚和他的“子不语”世界》，有删减，作者黄敦兵。

谈狐说鬼，这本书媲美《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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