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渠四句的“善成天下”意涵

横渠四句的“善成天下”意涵

北宋大儒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其出生地为今天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横渠镇）。张载年轻时好学尚武，二十一岁时写成《边议九条》，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范仲淹怜惜张载之才，勉励其弃武从文，在儒学上下功夫。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回家刻苦攻读《中庸》，仍感到不满意。于是遍读佛学、道家之书，最后觉得佛、道之学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又回到儒学上来，经过十多年攻读，终于悟出了儒、佛、道的差异和补益，进而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

张载的为学之功，最为出名的是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义，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作“横渠四句”。

中国现代思想家、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的马一浮先生，曾对“横渠四句”作过注解。其释义有征有引，有解有悟，深得儒学主旨和要义。

王阳明先生曾说，为学之要，多求义理之辨，少致训诂之功。因此，希望遵循阳明先生的主旨，对“横渠四句”作一点当下意义的解读。

一、所谓“为天地立心”，实质上是关于人的价值判断，是要解决人性层面的问题，致力于实现“人的善性”。

《易经》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礼记》中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周敦颐先生在《通书》中说，天地生养万物，“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古人对“心”与“性”的解读，有时显得比较晦涩。而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心即性，心即理”，可以说是比较简易直接地启发了人性的本质问题。

现代哲学层面上解释人性，基本把人性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感性，二是知性，三是理性，它们既是一体的，又有逻辑意义上的演进。但无论是感性、知性，还是理性，我们的社会需要确立和弘扬的，只应当是人的善性，只有善性才会导向美好，恶性只会导向丑陋和野蛮。因此，“为天地立心”，也只是对“人的善性”的追求和实践。

二、所谓“为生民立命”，实质上是关于政治的价值判断，是要解决制度层面的问题，致力于实现“制度的善政”。

孔子在《论语》中评价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开启了大唐“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政要》的记载中，开篇即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儒家文化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兼善天下”，都是着眼于最大程度保障和实现百姓的利益，着眼于德治为主，法治为辅，进行制度的设计、实施和完善。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对于制度的评价，都有“善政”“恶政”的对垒。而儒家思想的本源，与西方先哲一样，都是从制度层面上对于“善政”的追求。因此，“为生民立命”，即是追求“制度的善政”。

三、所谓“为往圣继绝学”，实质上是关于文化的价值判断，是要解决文化层面的问题，致力于实现“文化的善教”。

张载有感于儒学历经两千年传播和流变后，囿于人的认知水平和时代环境的变化，不断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形态，儒学正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是攻击，于是提出“为往圣继绝学”的宏愿。

张载眼中的“往圣之绝学”，主要是以孔孟为本原的儒学思想。传承儒学，就是“从道之谓教”，就是“有教无类”。教育、科学、思想、宗教等，都是广义概念的文化。因此，从文化的价值判断上来说，同样存在“善教”和“恶教”的角逐。可以说，儒学的“为往圣继绝学”，即是追求“文化的善教”。

四、所谓“为万世开太平”，实质上是关于社会总体形态的价值判断，是要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善治”。

“为万世开太平”，用今天通俗的话说，就是共建人类文明幸福家园。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善治”。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方向、路径和目标。没有对文明的向往、追求和实践，人类对美好未来的信心和信念将荡然无存。对未来的幻灭感，将导致更多的人只关注当下、只关心自身，陷入自私自利的个体或小团体不断分化，最终使社会日趋撕裂、崩塌。

因此，文明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建设人类幸福文明家园，既是古人的理想，也是今人的愿望。

构成人类社会文明的要素，主要源于人性、制度和文化。人性、制度、文化中的真善美，是构成文明的要素。而人性、制度、文化的假恶丑，与文明背道而驰。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的演进中，人性、制度、文化三者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但人性更具有第一性的作用。

综上，得出的基本逻辑是：“人的善性”，“制度的善政”，“文化的善教”，汇聚而成“社会的善治”。这也恰恰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最后达至“为万世开太平”，有着充分的内在统一性。

“横渠四句”，即归“善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