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里的杜甫：“最广大的同情和最高的伦理准则”

杜甫，在中国被为“诗圣”。著名学者洪业（William Hung）先生用英文写就的杜甫传记 TuFu：China' s Greatest poets《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是其平生唯一的专书著述，195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迄今为止此书仍被公认为英语世界中关于杜甫研究的最重要作品。2020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同名专题纪录片，即以此传为重要参考。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由曾祥波先生翻译的中译本，后收入《海外汉学丛书》。今出版社约请译者将中译本全面修订，特推出精装本，即将面世，敬请关注。

*本文转载自今日头条，原载《南方周末》2020.5.21

公元8世纪，杜甫出生那一年，唐玄宗即位，国家和诗歌都进入了黄金时代。此时欧洲尚处于动荡不安的中世纪，直到五百年后，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但丁才降生于世。又过了三百年，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终于拥有了莎士比亚。

在制作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纪录片之后，英国广播公司（以下简称BBC）希望关注更多在英国鲜为人知的世界伟大诗人，他们把目光转向了中国诗人杜甫。

迈克尔·伍德是曼彻斯特大学公共历史学系的教授，他在十五六岁时第一次读到杜甫的诗。当时企鹅图书出版了一套《晚唐诗选》，收录了杜甫晚年的诗。当伍德读到《秋野五首》的第一句，他立刻为之着迷：“我从没有在西方诗歌里读到过这样的东西，那是年轻时的我不敢想象存在的世界，它强烈地吸引了我。”

从1980年代开始，伍德频繁到访中国，并于2016年推出纪录片《中国故事》向英国观众讲述中国的历史。他为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担任主持和撰稿，这部作品由BBC和央视纪录频道联合制作，2020年4月在英国播出后，在中国激起的反响超过了英国本土。

英国国宝级演员伊恩·麦克莱恩在片中担任朗诵者，他曾出演多部莎士比亚戏剧，用莎剧腔诵读了15首杜甫诗。合作制片方原本推荐了一些中国演员，但由于预算不高，很快排除了这个选项。该片制作人瑞贝卡·多布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选用英国演员是为了能够传达杜甫文字和生活经历的文化普遍性，希望西方观众产生真正的情感共鸣，80岁的麦克莱恩也更符合杜甫在《壮游》中回溯自己人生的沧桑。

多布斯以日本人演绎莎士比亚而受益匪浅为例，“杜甫也应该向整个世界发声”。麦克莱恩看过剧本和诗句后，“杜甫的文字最终赢得了他的心”。

伍德和摄制组再次来到中国，重走了杜甫的人生羁旅。他们的足迹遍及西安、天水、成都，沿长江下达白帝城、荆州、长沙、平江。“跟随他的路径，沿途思考，必然会增加对他的理解。”伍德相信，这趟旅程就像杜甫所说的“天地一沙鸥”。

汨罗江畔的乡村、曲阜的建筑遗迹都给伍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成都杜甫草堂前，他和往来的中国游客聊天——一位老者用流利的英语讲述了自己对杜甫的理解，一个孩子朗声吟诵了《春夜喜雨》。

伍德认为，对中国人来说，诗歌比在西方更处于文化的核心地位，“中国人仍然自然地引用诗歌来解释世界，并且人人都清楚出处”。从《诗经》开始，中国诗“比任何西方诗歌传统都更古老，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诗人”。他列举了李白、李清照、近来备受西方学界关注的近代诗人郑珍等诗人，还有他最爱的杜牧——他称自己是杜牧的“死忠粉”，“他的绝句实在了不起”。

在众多杰出诗人中，英国人称杜甫为最伟大的诗人。“‘最伟大的诗人’肯定比‘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是个更好的标题。”迈克尔·伍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看看他诗歌的数量、丰富性和主题，大部分评论家会同意这个观点。”

洪业、宇文所安这两位对中国古诗翻译作出卓著贡献的学者，都毫不犹豫地把杜甫称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西方人乐于把杜甫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宇文所安曾说：“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存在，如同英国文学史上的莎士比亚。无论文化和价值观如何变化，每个时代的人都能从伟大的作者身上找到属于自己时代的内容。”

《杜甫丽人行图》，宋代。（资料图/图）

伍德认为杜甫和莎士比亚都有着宇文所安所称“千变万化的心灵”。虽然杜甫并不是剧作家，但他的诗作犹如戏剧，有丰富的画面感和叙事性——“他能够代入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声音，无论精英或底层、富人或穷人，表达不同的人类情感。”

“每个人都听说过莎士比亚，但在中国和东亚之外，很少人知道杜甫。我们认为一定有办法向更广大的观众介绍他，而且在如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紧张形势下，这让我们想起每个人最普遍的人性。”伍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纪录片播出后，杜甫译本的销量增加了。很多英国观众来信说，他们看到了诗中普遍的人性。尽管译诗难以避免折损原文的韵律与灵光，但伍德相信：“伟大的诗歌有穿越语言和文化的力量，因为它处理的是关于人的永恒的真相。这是我认为杜甫伟大的原因。”

杜甫。（视觉中国/图）

“在某些方面， 他甚至超过了 莎士比亚和荷马”

早在乾隆年间，西洋传教士钱德明用法语写了一篇《杜甫传》，算是最早把杜甫介绍给西方世界的文章。这篇小传广为流传，往后几个世纪有关杜甫的外语介绍，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实际上，钱德明凭空捏造了许多情节，与史实相去甚远。他把杜甫塑造成遁世逃名的诗人，例如写他任职官位，一到当地就脱下官服，放在案上，深鞠一躬后转身离开。

直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出现了较有影响的杜甫诗歌的译作。法国女作家朱迪特·戈蒂耶一生从没有来过中国，她在著作《玉书》中，翻译和选录了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作品。这本书争议颇大，除了错译之外，许多诗虽冠以中国诗人之名，但其实是她自己的仿作。

尽管如此，《玉书》被转译为英、德、意、葡等多种语言，影响甚广。美国新诗运动兴起后，《玉书》一度成为美国人非常喜爱的读物，由此在很长时间里，英语世界只能通过它来了解杜甫。

民国史学家洪业为杜甫在西方的传播和纠错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1947年，洪业应邀到哈佛大学任教，讲授的其中一门课是“杜诗与历史”，出席的学生人数之多出乎他的意料。后来他到耶鲁大学讲学，同样讲的是杜甫。

洪业14岁时，父亲教他写诗，告诉他不仅可以向杜甫学作诗，还可以学做人。但那时他觉得杜甫难懂，没有太大兴趣。父亲说，他年轻时也认为李白和白居易的诗都比杜甫好，但年岁越长，对杜诗欣赏越多。

“读李诗、白诗，好比吃荔枝吃香蕉，谁都会马上欣赏其香味。读杜诗好像吃橄榄，噍槟榔，时间愈长了，愈好；愈咀嚼愈有味。”洪业记得父亲教导，“你说杜甫一生得意的时候少，倒霉的时候多；欢乐喜笑的声音少，叹息呻吟的声音多；这也是对的。不过人生的际遇离合大多半是不受个人支配的。杜甫在痛苦的处境中，还勉为常人之所难，这是可学的。”

二战期间，日军占领了燕京大学，大批师生被捕，洪业也在其中，在牢狱中度过了半年。有一天他向日军的狱警请求，能否送一本杜诗进来给他看。他担心此生无望，希望借用杜甫的诗句，留下一两百首写自己生平的诗。这个请求最终被拒绝了。出狱后，再写一本关于杜甫的著作就成了他的夙愿。

在哈佛讲学后的几年，洪业把讲稿和心得撰写成《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由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印行于世。

洪业写道，“绝大多数中国史学家、哲学家和诗人都把杜甫置于荣耀的最高殿堂，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当诗人杜甫追求诗艺最广阔的多样性和最深层的真实性之际，杜甫个人则代表了最广大的同情和最高的伦理准则。”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曾祥波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杜甫在海外的传播，除了洪业等学者的努力、杜甫在中国诗歌中的地位，还在于杜甫一生写了一千四百多首诗，“清楚地描述了自己的一生，从而使得他本人与他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更易于理解的‘叙事性’”。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现代主义运动的发展，日本和中国的东方诗歌开始真正影响西方。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选译了19首中国诗构成《华夏集》，他的好朋友T.S.艾略特也大受中国古诗影响。

唐诗的身影还出现在现代摇滚乐中，平客·弗洛伊德乐队的贝斯手罗杰·沃特斯同样读到了那本启发伍德的《晚唐诗选》后，把李商隐、李贺等人的诗句写进了专辑《神秘》里。“从庞德到平客·弗洛伊德，唐诗开始在西方留下自己的印记。”伍德总结。

1962年，杜甫诞辰125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把杜甫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

美国诗人雷克斯罗斯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之父”，他承认自己的诗歌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亲切自然。”

“希望杜甫不会介意！”

杜甫的诗在西方流传后，一度出现了“赝诗”——外国作者假借他的语气写诗。那时有很多华丽的小册子，号称有人翻译了不少中国古诗，但不幸身故，幸好遗稿流传下来，发行成册。

据洪业观察，其中大多是假诗。他感叹：“虽云玩意儿小品，不足深究，而近年来盼望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思想涌漾之中，所发生的世界诗选，世界文学大辞典之流，有时竟有洋装的假杜甫，登场表演，岂不令人浩叹？”

汉学家宇文所安花八年时间翻译了杜甫的所有作品。他于2016年出版的《杜甫诗集》有3000页，共六卷，这是杜甫诗的第一次完整英语翻译。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你不得不被某个人缠身八年，你会希望这个人是你喜欢的，能够使你保持兴趣的。”年轻时，宇文所安喜欢《兵车行》《对雪》这些杜甫广为熟知的作品，年过七旬后，他越来越欣赏杜甫诗歌的宽广性和多样性，喜欢某些诗里的怪异或淡淡幽默。

“杜甫的神奇之处在于，他会吸引……20岁到70岁之间的任何读者。”宇文所安不断回看从前忽视的诗，产生新的感觉。“一个读者必须到达一定的人生阶段，才会充分理解某一首诗。不同面貌的杜甫适合不同的情绪，而且随着一个读者的变化而变化。”

宇文所安对杜甫不吝溢美之词。“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超越了评判，因为正像莎士比亚在我们的传统中，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

他认为翻译杜甫的诗最难的是找到对应的语气，因为不同的诗有不同的语气，“翻译者一定要理解一个唐朝读者‘听到’的一首诗是什么样的”。可能一首诗已经读过100遍，但读到101遍时，才突然顿悟其中的幽默或深度，感受到它“听起来”究竟是什么样。

即便是汉语里最简单的几个字，翻译起来也毫不容易。宇文所安以“鸟飞空”举例，可以解读为“一只鸟在天空中飞翔（A bird flies in the sky）”，也可以是“一群鸟在天空中飞翔（Birds fly in the sky）”。

BBC纪录片主要采用了洪业、宇文所安、戴维思和华兹生四位译者的版本。若要讲述杜甫的生平故事时，他们就引用洪业的译本，因为他的译本更像散文。那些完整朗诵的诗句则选用其他三位的译本，为了更符合英语的效果，片中还对诗句进行了删减和顺序调换。“希望杜甫不会介意！”伍德说。

“当然，中国的语言和欧洲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用时态来携带意义，而中文里这通常被省略——所以翻译不可避免地损失了一大部分诗人的声音。”伍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有人认为英译的诗句失去了原诗的节奏韵律。曾祥波认为：“在翻译时刻意照顾所谓‘节奏韵律’这类见仁见智、标准不一的因素，既困难重重而众口难调，还很容易走向打油诗似的油滑，不如以散文方式翻译，朴素直接的力量更符合杜诗本质。”

牛津大学华裔学者刘陶陶向多布斯讲解《春望》时，竭力想让她明白“国破山河在”如何用寥寥几字就传达如此丰富的意涵。这加深了多布斯因不懂中文而无法阅读原诗的沮丧。

不过，这令她想起采访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资深女演员朱迪·丹奇时，后者曾对她说，“虽然斯特拉福德小镇（莎士比亚故乡）已经改变，但那片土地的轮廓依然保留”。多布斯感叹：“译成英语的‘国破山河在’同样引起了真实的共鸣”。

“情圣”杜甫

拍摄《中国故事》期间，伍德和摄制组在上海世博会展出电子《清明上河图》时随机采访中国游客，问他们最喜欢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朝代，大部分人都说是唐朝。“大多数答案不仅仅是因为文化、艺术和诗歌——当然它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更是因为中国在那时走出了世界，欢迎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到来。”

伍德提到了唐朝佛教盛行、玄奘西行、鉴真东渡，以及中西文化交融对整个世界历史产生影响。这也使得750年代的衰败非常戏剧性——“这是让杜甫成为真正伟大诗人的关键节点，他生活其间、经历痛苦，并写下诸多诗句。”伍德说，“伟大的艺术家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创作。”

他把安史之乱称为“文化哀伤”，如同欧洲陷入一战一样——1915年，弗洛伊德在《哀伤与抑郁》一书中指出，人们会为了理想和文明而哀痛，就像失去深爱的人一样。伍德说，“如果一个文明有如此高远的理想、了不起的成就，之后却陷入了一战或安史之乱那样的恐惧中，恐惧就会影响一切。”

刘陶陶认为这正是杜甫从一位“好诗人”转变为“伟大诗人”的节点。安史之乱后，杜甫在战乱、漂泊和饥荒之中，留下了大量叙写苦难的诗歌。伍德用莎士比亚描述的李尔王来类比，“当统治被破坏、国家被摧毁，李尔王知道了什么是‘孤苦无依的人’。”

多布斯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选为她最喜欢的杜甫诗，这首诗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丧子之痛，最后竟能转变为对更底层大众的同情：“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小而言之，是杜甫一生出处行事、精神心迹的完整叙述；大而言之，是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及衰的命运的‘在场’写照。”曾祥波认为，“因为与‘历史’的完美结合，杜诗超越了文学评判标准的范围，成为衡量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甚至一切时代的道德标准。”

杜甫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均落榜。虽然为官的理想破灭，但伍德认为杜甫通过诗歌，“比任何皇帝都更深地建构了这个国家的价值观”。

多布斯最欣赏杜甫一生中所做出的改变，虽然出身于显贵家庭、辉煌时代，“但周遭的世界分崩离析后，他用人道和正直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今天我们在全世界见到逃离战争和贫穷的难民，杜甫的文字提醒我们，每个无家可归者的人生、家庭和梦想都能在顷刻间倒塌。他理解普通人的困境。”

伍德在片中感叹，把杜甫评价为最伟大的诗人是局限了他的地位，在西方没有任何类似的人物“不仅仅可以展现自己的情感，还能象征整个文明在道德上的感悟能力”。

BBC纪录片介绍了杜甫如何体现儒家思想。伍德把李白和杜甫粗略地比作“酒神”和“日神”，这两位古希腊神分别象征着狂喜、失控和理性、秩序。

刘陶陶认为，和物我两忘的李白相比，“杜甫则更关注人和人的关系和如何按照儒家伦理来生活，特别地，你必须对君主和你选择的领导人尽忠，领导关系在儒家伦理中非常重要”。

在伍德看来，杜甫的忠君是以儒家伦理为前提的。“他忠于英明正直、维持公正秩序的君主，支持君主是所有读书人的义务。如果皇帝脱离这些崇高理想或失去贤德，被腐败的臣子误导，那么学者或文人有义务大声疾呼。”

他认为儒家的“仁义”伦理在中国根深蒂固，对于当今社会仍有启发，“它仍然是公平社会的运转、人们交往的基本前提”。但他称儒家政治是“乌托邦式”的，“孔子相信人性本善，拒绝国家被法律统治，这对我来说是乌托邦，因为人类是易犯错误的生物，伟大的17世纪作家黄宗羲曾撰文批评了中国的专制制度，指出儒家思想的很大缺陷——‘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梁启超把杜甫称为“情圣”。他曾做过一次关于杜甫的演讲，“诗圣”的“圣”难以界定标准，他干脆宣布，杜甫至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称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象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洪业对此非常赞同，“所谓诗圣应指一个至人有至文以发表其至情”。杜甫对于家庭亲戚、国家百姓、朋友交友，“处处都是清洁纯正的情”。杜甫的诗里常有感伤、怜悯、后悔、自责，“我看他，无论老病人扶，无论一醉如泥，也都妩媚。至于他的诗篇，其最佳之处，不在措辞之壮美，铺排之工整，而在于他至情之表露：温柔敦厚，旭日春风”。

宇文所安也看重那个“活生生”的杜甫，他写尽人世间的题材：他抱怨蔬菜不好，向给他送豆酱的人致谢；他称呼仆人的名字，写诗给他们（那时没有人在诗里这么做——仆人是无名无面目的）；他劝亲戚不要扎篱笆，好让贫苦的邻家寡妇可以打院里的枣。“这在唐诗里是独一无二的，在后代诗歌里也是独一无二的。”

走过杜甫的人生轨迹后，伍德看见了这样一位诗人：他很可爱，也很幽默；他富有关怀，也许过于敏感；他爱家人，是一位有爱的父亲、忠诚的丈夫；他广为交友，真心欣赏他人的长处；他热爱美食美酒，从生活的细微处得到乐趣。

“（了解）所有这些，我想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伍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