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大哲学家罗素为什么这样说

伯特兰·罗素是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是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1950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罗素有这样一句名言：“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I would never die for ma beliefs because I might be wrong）。这句话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

早些时候读到这句话时，感到十分不解，信仰不正是让人为之而献身的吗？直到后来看到“苏格拉底之死”的这个故事，回想起来若有所悟。

罗素

公元前399年，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苏格拉底，由于经常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提出批评意见，引起许多执政者不满。在他七十高龄时，被指控犯下两项罪名：一是恶毒攻击雅典的民主传统，犯了叛国罪。二是宣传有害思想，误导青年，犯了煽动罪。于是，雅典按照民主制的原则，从雅典10个部落中推选出50人，组成一个500人的公民大会来进行审判。

苏格拉底

在法庭上，苏格拉底慷慨陈词，发表了著名的辩护词《最后的辩护》，将自己比喻为牛虻，去鞭策这个国家前进。他明确阐明了自己的处世原则。他说，自己不会与任何人同流合污，包括自己的学生或其他人；他遵从自己的良心，只做合乎正义的事，不会因怕坐牢或处死做违背正义的事。

但是，苏格拉底的一番苦心并未打动陪审团，最终，公民大会通过了对他的死刑判决，判处服毒自杀。

苏格拉底被判处有罪以后，他的学生已经为他打通所有关节，可以让他从狱中逃走。并且劝说他，判他有罪是不正义的。然而苏格拉底却不为所动。他从容淡定地分析了不能逃走的理由。他说，我是被国家判决有罪的，如果我逃走了，法律得不到遵守，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效力和权威。当法律失去权威，正义也就不复存在。他还谈到了由于自己逃走而带给周围人的伤害，比如朋友将受到牵连，被查抄财产、受到监禁或流放；自己的学生、朋友、亲人被别人嘲笑。

最终，在法庭上曾经痛斥雅典法制不良的苏格拉底，这时却反过来站在雅典法制的一边。为了维护“法律至上”的权威，老人饮下了毒酒。

1787年，法国画家雅克·大卫创作《苏格拉底之死》（The Death of Socrates）的油画（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幅作品描绘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死时的情景。

苏格拉底之死

画中所描绘的就是苏格拉底服毒自杀的情节。在一个阴暗坚固的牢狱中，苏格拉底庄重地坐在床上，亲人和弟子们分列两旁。牢门半开，从门缝中射进一束阳光。苏格拉底裸露着久经磨难的瘦弱身子，高举左手继续向弟子们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同时镇静地伸出右手欲从弟子手中接过毒药杯。弟子们个个聚精会神地倾听老师的演讲。

苏格拉底之死，对于整个西方思想界，一直都是有巨大影响力的大事件。不难理解苏格拉底之死对于西方法治文明的重大意义：也许法律会一时枉正错直，但在世俗之城里只有一个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只有在每个苏格拉底都服从法律的基础上，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必须死，因为雅典的法律需要生存。所以苏格拉底毅然选择了赴死。痛定思痛，西方人不但将保护言论自由作为价值典范，同时也对民主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再回到罗素，罗素说出那番话正反映出了他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高度社会责任和审慎态度。他不为他的主张献身，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可能是错的”。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罗素完全清楚苏格拉底之死对西方的深刻影响。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无形中将苏格拉底的影响力放到最大。罗素深深地知道这种巨大的苏格拉底效应，它深深影响和改变了西方的道路选择。而思想一旦有错，其破坏力也是巨大的。如果再以鲜血和生命去捍卫，更会让人们的判断因悲情而产生偏差，从而影响到道路的正确选择，使人类付出巨大的代价。

应该说，罗素的“不为信仰献身”与苏格拉底的“为法律而死”，本身都体现了伟大的人格。苏格拉底的“为法律而死”容易被理解，但具体到每个人都难以真正做到。罗素的“不为信仰献身”并不容易被理解，甚至很容易受到一些“义正言辞”的抨击，但却是体现了一个思想家的谦虚与谨慎，这也是真正的社会良心该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