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影响力最大的唐代诗人，为何不是“李杜”，而是白居易？

作为“诗歌的国度”，中国的诗歌不仅在国内传唱，对于周边受中华文明辐射的国家同样也有深远影响。

古代的日本和中国交流最为密切的阶段是唐朝，大化改新前后都学习了中国很多先进的文明。在文学领域里，诗歌作为长久以来的主流文学，也是日本重点学习的对象。

而有趣的是，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唐朝诗人，不是有着“仙”、“圣”之称的李杜，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

甚至可以说，在当时的日本没有哪个唐朝诗人的影响力可以和白居易比肩。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日本学习中国“诗风”，从六朝直接进入了中唐

日本原无文字，最初使用的是经过百济，也就是朝鲜半岛传入的汉字，这在中日韩三国的史籍里都有明确记载。而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根据史籍推断，大概在公元4世纪末的时候。

此后三百年左右，日本和中国的交往之中，用汉字写成的国书皆由归化的汉人来书写，所以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用语习惯，都和中国比较相近。而日本正处于学习汉语的阶段，对应的是中国三国至隋唐前期，学习的是六朝骈俪文风。

日本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重要的汉语作品，目前认为是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

我们试举几条，来看看具体的语言风格：

四曰，群臣百寮，以礼为本。

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群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

六曰，惩恶劝善，古之良典。

是以无匿人善，见恶必匡。其谄诈者，则为覆国家之利器，为绝人民之锋剑。亦佞媚者，对上则好说下过，逢下则诽谤上失。其如此人皆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也。

十二曰，国司，国造，勿敛百姓。

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与公，赋敛百姓?

可以看到，这种骈散的语言运用已经非常成熟了，虽然不排除有归化者润色的可能。但无论怎么说，日本在圣德太子执政的飞鸟时期到平安时代，都是与中国交流最为繁盛的时候。

在学习文学创作上，还是以《文选》这样的作品为主，注重六朝的骈俪文章和五言诗。这也是当时中国文人经常做的事情，比如李白就曾经“三拟《文选》”。

日本一个诗文集子《怀风藻》，收录了当时六十四位文人，共一百二十首诗歌，七言作品只有七首，绝大部分都是五言作品。

其中有些句子写得和梁陈时期的风格非常像，比如“惊涛共弦响，哢鸟与风闻”、“叶落山逾静，风凉琴益微”等等。

而这时候，白居易等人掀起了的诗歌革新浪潮也随之传入了日本，引起了文坛的轰动，白居易也大受追捧。

他在日本火到什么程度呢？

江户时期的史学家林鹞峰曾经这样说：

“《文选》行于本朝久已，嵯峨帝御宇，《白氏文集》全集始传来本朝，诗人无不仿《文选》、《白氏》者。”

《文选》的盛行就是之前六朝文学在日本的兴盛所致，目前日本对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研究也有非常出色的成果，可见当时中国这一时期的文学在日本的影响力。

而这时候出现了新的可以和《文选》比肩的学习对象，那就是白居易的《白氏文集》，也叫作《白氏长庆集》。

这本书被当时的文人视为瑰宝，从诗题、文辞、韵律、意境等等方面都有人对其进行模拟、揣摩甚至剽窃。

比如当时日本著名的文学家菅原道真，其作品就多“袭取”白居易，甚至被赞誉为“胜白样”。

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学习中国的诗歌创作的时候，日本文坛是从对六朝骈俪文风的模拟直接转入了对中唐通俗“乐府”风格的学习。

并不是说，李白、杜甫、王昌龄、王维等知名作家和作品没有在日本产生影响，是因为日本当时正处于学习的过程，其国内文坛风向的变化相对于中国来说是滞后的。

李杜等人和白居易的年代差别不是特别大，所以他们的作品可以视为在同一阶段传入日本国内。

就像近代以来，西方几百年之内的各种思潮都在同一阶段传入中国一样，哪一个更适合当时的文学土壤，哪一个就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从历史事实来看，白居易作品的传播明显有很大的优势。

白居易的创作理念和诗歌作品，在日本流行有两大优势

某一种风格的文学作品和创作理念想要在某一地区风靡，一般离不开两个要素：

一个是其自身传播力的大小，另一个是传播途径是否便利。

白居易的诗歌作品和创作理念就同时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

在之前的时代里，日本对于六朝时期的诗歌作品，即使有模仿，但也只是偶有佳句，往往还“有句无篇”，很难找到全文都比较优秀的诗歌作品。

这是因为其对汉语的“学习”还比较浅近。

六朝时期所形成的“宫体”等诗歌，用语极为雅致、奢华，以当时日本的汉语水平接受起来还较为困难。

而汉语在诗歌创作领域里，于六朝时期又出现了一次质变，那就是沈约等人发现了汉语音韵的规律，在诗歌创作时提出了“四声八病”的规则。

这种创作要求是近体诗产生的前提，但即使是中国本土的文人在一段时间里也很难掌握，那使得日本学习汉语的过程就更为困难了。

所以，当白居易的“通俗”创作手法传入日本之后，日本的文人突然发现，这种创作方式要比之前的更为简单，而写出来的作品也更具有传播力。

相对于其他唐朝的诗人来说，李白的作品还是以古风见长，创作难度更大，不易模仿；而杜甫等人的近体诗虽然成熟，但对于汉语的技法以及文化典故等等方面要求极高，尤其是杜甫的诗歌号称“无一字无来处”，更是让当时的日本文人难以下手。

所以，李杜等知名诗人的作品虽好，但接受度不高，可模仿性更差。而以“通俗浅近”为追求的白居易，无论是从模仿的难度上，还是从诗意的理解上，都有非常大的优势。

除此之外，白居易诗歌极容易获取，数量也非常充足，可以在日本大规模流行。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往往以在底层社会传播为目的，尤为注重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的阅读体验，以至于出现了“老妪解诗”的故事。

唐宣宗李忱曾这样评价白居易：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连“童子”与“胡儿”都能看得懂白居易的诗歌，可见其作品在民间的流行是非常广泛的。很多百姓都喜欢传抄白居易的诗集，然后将其放在寺庙当中，供人免费取阅。

日本派来的遣唐使除了外交上的作用之外，还有着采买的任务，他们带回去的物资大部分是要自己去采买的，唐朝赠予的数量远远不够。

因为要采买的物资，无论在品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非常多，这部分的花销也非常大。

顺便一提，唐朝时期佛教兴盛，出现了各种流派。而日本国内也正是僧侣社会地位逐渐上升，佛教大为兴盛的时期。双方在宗教上的交流一直比较频繁。

所以，很多寺院是遣唐使一定会去地方。

于是，寺庙当中那些供人免费取阅的书籍，就成为了遣唐使尤为钟爱的一批物资，其中就有大量白居易的诗集。

这样几乎是没有任何成本就能获取的诗歌作品，为在社会上流通起到了极为便利的作用。

目前流传下来的唐诗一共有近五万六千首，白居易的诗歌就有近三千首，比李杜两人加起来都要多，和这种传播方式有绝大关系。

据记载，在唐末到南宋这一阶段，白居易集中作品更是有近四千篇。可以想见，日本当时能见到的白居易诗歌比这个数量只多不少。

这就给日本文坛带来了大量的学习样本，足以满足其模仿创作的需要。

白诗的流传不仅仅限于上层文人，在“和文学”当中也有影响，比如著名的《源氏物语》就有模仿《长恨歌》的迹象，这些都可以看出白居易在日本国内文坛的地位。

而到了幕府时代，因为日本国内社会环境的剧变，文人心理出现了相应的变化，晚唐诗风也成为了文坛上新的风习。

这时候的日本文坛也开始接受“宋诗”的影响，从对社会环境的关怀转为对内心精神世界的求索，苏东坡、黄山谷等人逐渐成为新的学习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