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起远隔千山万水的匈奴与岭南

双羊纹牌饰

嵌蓝色平板玻璃的牌饰

嵌平板玻璃的牌饰

博物馆寻珍录

说起匈奴，可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同时，也会让人想起李广、卫青、霍去病。北方宽广无垠的大草原，孕育了彪悍骁勇的匈奴人，在大约2000年前那段漫长的时间里，成为汉朝的强敌。但你有没有想过，远隔千山万水，匈奴和岭南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广州的考古宝藏——西汉南越王赵眜墓中，就发现了带有匈奴文化风格的器物，而且数量还不少。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在广州发现了北方风格的双羊纹牌饰

经由科学的考古发掘，考古学者们在南越王墓中发现了双羊纹牌饰3对，龙龟纹牌饰2对，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编《西汉南越王墓多元文化研究》称：“这5对鎏金动物纹铜牌饰具有浓郁的匈奴文化色彩”。

其实，类似的铜牌饰在广州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还曾经发现过3对，图案与南越王墓中的3对双羊纹图案十分相似，“双羊纹是匈奴铜牌饰中常见的图案，而南越王墓中的2对龙龟纹图案的铜牌饰，至今在其他地方还较少发现，因而弥足珍贵”。1983年和1985年，在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村发掘的一处匈奴墓，出土了许多铜牌饰，其中就有双羊纹和龙龟纹，而且大小、纹样都与两广地区所出土的相同。

秦汉时期，匈奴势力达到鼎盛，东灭东胡，西平月氏，其势力东到辽东，西达西域，北及俄罗斯境内南西伯利亚地区。他们创造的以动物纹为特征的匈奴艺术，影响波及整个欧亚草原。这种以作为衣服革带装饰物的长方形青铜透雕牌饰最为典型，也最引人注目。这些青铜透雕牌饰在考古文献中通常被归入“鄂尔多斯铜器”之列，在匈奴曾经活动过的广大区域都有大量出土，其图案题材有双马、双牛、双羊、双驼、双鹿、双鸭、双龙、三鹿、虎豹、虎马、虎羊、虎鹰、虎驴、犬马、龙虎等，种类繁多，制作精美，但在汉族活动地区所见不多。我国南方几个主要发现地——广州地区、广西平乐银山岭、云南境内西汉前期墓葬，该是这种铜牌饰流传最南的区域了。

在南越王墓墓主的玉衣面罩上，有8片羊头纹杏形金叶装饰品。学者指出，以动物纹为特征的金银装饰品在内蒙古地区多有发现，是匈奴文化遗物中很有代表性的艺术品。它们也可能是匈奴文化的遗物。

蓝色平板玻璃牌饰是“带鐍”？

南越王墓中还出土了嵌蓝色平板玻璃的牌饰11对。这批蓝色平板玻璃牌饰长约9-9.5厘米、 宽约 4-4.5厘米、厚约0.16-0.3厘米。每片玻璃厚度一致，均为长方形，表面均有灰白色的风化层。多数为成对出土。除去东侧室出土的2件没有镶嵌在鎏金铜框内外，其余皆以铸出的铜框将浅蓝色透明的平板玻璃镶嵌其中。铜框表面为穗状纹。平板玻璃底衬麻布一块，再嵌薄木板一片，其上再覆盖一块铁板，盖板当中有半环钮1对。西耳室出土的7对，以玻璃面两两相对，中间加以厚叠的细麻纤维或丝绵，然后逐对以丝绢包裹，放入竹笥内随葬 。

按照学者们在《西汉南越王墓多元文化研究》中的看法，“这种牌饰在其他地方尚未发现，一般认为是仿匈奴铜牌饰而来，也是受匈奴文化影响的产物。但这11对与另外5对动物纹铜牌饰的最大区别还是它们的实用功能。这11对玻璃牌饰，有些每对其中一件的一侧有喙形钮，另一件的一侧有钮孔，表明它们不仅具有装饰意义，而且具有同带扣一样的作用。这种带扣，又可以称之为带鐍。”

也有学者指出，墓中出土的平板玻璃牌饰每件都用丝织裹缠，表明是用作备件随葬。钮中有木条传贯，或者用丝带穿缚，但没见到有皮革的痕迹，所以和在宁夏、内蒙古秦汉时期的匈奴墓中发现做革带装饰用的铜牌饰有别。这类内嵌浅蓝色平板玻璃以取代动物纹样的，还是第一次见。而与之比较类似的有扬州发现的铜框镶嵌玉牌饰。由此推测，蓝色平板玻璃应该是为仿玉石效果而创造出来的。

可能是征战的将士联系起匈奴和南越

这些东西到底是哪里来的？专家们推测大约与汉匈交战有关。两汉出征岭南地区的两位最高统帅——西汉平定南越国的伏波将军路博德，东汉指挥平定交趾“二征”战役的马援，都有与匈奴作战的经历。由此不难推想，他们手下的将士中，应该也绝大多数跟着他们远征岭南，在战争中促成了两地文化的沟通与联系。

还有一种可能是经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在今四川西部的交通走廊传来。长期以来，在这条走廊上，古代民族迁徙十分频繁。战国后南下的氐、羌等游牧民族把许多北方草原的文化因素带到云贵高原，传播给西南夷，再经西南夷东传到岭南地区。虽然有关他们南迁缺乏史书的记载，但从古代人类的流动情况看，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巴蜀和西南夷地区是沟通匈奴和岭南地区的桥梁。在西汉前期，巴蜀商人异常活跃，将蜀地的产品销售到中亚、东北亚等地，充当了岭南和西南地区走私贸易的主角。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们将蜀地的特产——枸酱经夜郎国贩运到番禺。汉代的牂牁江就是今天的珠江西江，是当时的枸酱贩运之路。

公元3世纪末，就汉朝而言，面临的是“北胡南越”的局面。学者们指出，匈奴人和南越人对于这种天下大势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张骞出使西域，为匈奴所扣，“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可见匈奴对南越国的地理位置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