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从商周调色器到清仿定窑白釉四足炉—乾隆四柱形器造型溯源（腾讯网）
从商周调色器到清仿定窑白釉四足炉
——乾隆四柱形器造型溯源
杜文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陕西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2013年，北京故宫举办了“洁白恬静—故宫博物院定窑瓷器展”，展出品除了唐至金代的定窑瓷器，还包括元明清时期的仿定窑白瓷制品，其中一件清乾隆时期仿定窑白瓷以奇特造型引起笔者兴趣，这件白瓷的全称是“清乾隆仿定窑白釉凸蟠螭纹兽耳活环四足方盖炉”（图1-1）。
图1-1 清乾隆仿定窑白釉凸雕蟠螭纹兽耳活环四足带盖方炉
同样的四柱（足）式炉造型，在清乾隆时期的碧玉和白玉中也有表现，使得笔者对该奇特造型的来源产生兴趣，并通过查找溯源，发现乾隆四柱形炉造型来自对商代到西周初期的铜质四柱形调色器的摹古，并将这类四柱形样式延伸到同时期的玉雕制品炉、瓶、盒中。下面我们通过对不同演变时期的四柱形器加以赏析并探求其变化。
清乾隆仿定瓷胎与玉质四足（柱）形器
清乾隆仿定窑白釉四足方盖炉：
即故宫定窑瓷器展上陈列的白釉四足方盖炉，此炉系清宫旧藏，口径5.6—13厘米，高11厘米，无款。造型以四足（柱）式长方形炉为主体，四足均为圆柱形，足端较小，其四足之上各有圆柱形，圆柱形上划花，四方形的炉体自口部向下塑造出三道箍棱，把腹部分割成上下两组，图案模仿古代青铜器装饰，上腹为凸印的蟠螭纹，下腹为凸印环带纹，当然这种模仿青铜器纹样带有清代摹古之风，并未逼真临摹商周青铜器纹饰。炉体两侧有兽头形炉耳，兽头吐舌并挂有活环装饰。炉盖与炉体对应，为四柱形的平顶式盖，盖钮为蟠曲昂首、张口露齿的双角五爪龙，显示了景德镇御窑厂仿古瓷带有清宫御用瓷的浓重皇家风格（图1-2）。
图1-2 炉盖龙钮
清乾隆玉雕四柱式香具：
这种四柱形白玉制品在北京故宫藏乾隆时期玉雕中也有表现（图2），在乾隆时期玉雕碧玉制品中亦有，同样造型的四足炉与四联瓶、四联盒共同组成瓶炉三事，即专为焚香雅趣制作的香炉、香合（盒）、箸瓶，其中箸瓶用于放置拨火用的金属制香匙与香箸。
图2 清乾隆玉雕蟠螭纹兽耳活环四足带盖方炉
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组四柱式青玉瓶炉盒三事为例（图3），炉高15.2厘米，长14.9厘米，宽8.2厘米，瓶高13.1厘米，长宽均4厘米，盒高4.2厘米，宽6厘米。炉作四柱（管）相连式样，盖顶雕镂龙形钮，龙的四爪伸向盖的四角。盖顶的四柱上端各雕一小螭，炉身刻横向交错的龙纹，龙身细长无足，炉身下部两端各刻一篆体寿字，四柱（管）上亦刻篆体寿字。炉身两侧为龙耳，并带有活环。瓶也作四联式，颈部修长并饰有蝉纹。四柱上雕刻有弓形龙纹。盒造型也作四联柱方形，足相应较矮。
图3 清乾隆青玉四柱式瓶炉三事（香具一套）
这种四联（或称四足、四柱）造型的乾隆时期玉器，不仅故宫有存世品，在故宫之外也有传世，举例而言，西安博物馆就收藏有清代青玉四柱式玉瓶与与白玉盒各一。
清代青玉龙纹四柱式瓶：
高13厘米，口长3厘米，口宽2.5厘米，腹长4.9厘米，腹宽3.3厘米，1980年西安市征集（图4）。器身似四瓶相联，口、颈、腹及足的平面呈凸圆角方形。瓶的中心由口至腹管钻成上下等圆的直筒腔，圆唇，长颈，硬折肩，直腹，高卷足。口沿四角各饰一朵阴刻卷云纹，颈下部一周变形蕉叶纹，肩部饰云雷纹，上腹七条蛟龙盘绕，下腹饰变形蕉叶纹与如意云头纹。玉色碧绿，细腻坚硬。
图4 清代青玉龙纹四柱式瓶
清代白玉四连盒：
长7厘米宽.6厘米高4厘米，1983年西安市征集（图5）。盒体方形，四角鼓凸呈柱状，盒底为随形圈足。盒由盖、身两部分组成，盖与底子母扣。盖面微隆，四角依盒形饰四朵如意纹，再以直线相连，其内图案由如意纹与变形如意卷云纹构成，纹饰线条均为铲地阳线，有立体效果。如意云纹是指如意柄端纹，俗称如意头纹，形如灵芝、云朵。“如意”是一种法器，梵语称阿那律。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如意》、《释氏要览·道具》均有记载。原佛教讲经时持如意，记经于上，以备遗忘。近代的如意，因其名喻吉祥，仅以供玩赏，如意纹变形为云纹，称之为如意云纹，寓意为“如意高升”。
图5 清代白玉四连盒
箸瓶、炉、盒三件组合的所谓“瓶炉三事”最早在绘画上见于山西省博物馆所藏元至正时期《祇园大会图卷》，虽然明清时期线香流行，但主要适用于焚烧丸香、香块等香料的这种“瓶炉三事”组合仍有传袭，如《明集礼》卷三七上“明器”条录明代开平忠武王之葬墓中器玩九十件，其中即有香合一、香匙一、香筯二、香匙筯瓶一。而清代乾嘉时期的《倦勤斋陈设档》记录了故宫倦勤斋的西稍间宝座其右设香几，几上陈设有“青白玉有盖炉瓶盒一分”，显示了清帝对香事和香具的喜爱，以瓷、玉制作相关器具亦属自然。而且从故宫及西安收藏的同类青玉和白玉四柱形器纹饰比较，构图大致相同，但是在填充的蝉纹、龙纹等装饰细节上有一定差异，乾隆时期仿定窑四柱形炉更有自身摹古特色，显示乾隆时期在制作这类四柱形器大致遵循了一定的造型，但也有个体制作差异。
与商周四柱式调色铜器比较
陕西历史博物馆梁彦民先生曾撰文《殷周时期青铜调色器小议》，介绍了殷周青铜器中有一类形制奇特的四柱形器，一般认为这是一种古代用来调颜料的器物，称为调色器。
1972年安阳殷墟AGM82商代墓出土的四柱形铜器（图6），高7.2厘米。类似的器物在商周青铜器中还有一些发现，这些器物在形式上虽然有一些差别，但其共同点是作四柱形器，器体大致相同，四角皆连四圆筒，中部有上下贯通的大圆孔。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也有类似铜器藏品，高16厘米。
图6 1972年安阳殷墟AGM82商墓出土四柱形铜器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三筒形铜器，通高7.5厘米。三角形，只有三个圆筒，器壁有半环形鋬。圆筒上有蝉纹、蕉叶纹，有铭文“乍且戊”三字。有学者考证其纹饰及铭文是后人伪刻的。
1993年洛阳林校西周车马坑出土的西周人形四柱形铜器（图7），高15.5厘米，鼻梁宽高，头顶似戴小圆帽或盘发，两面人的双手分别置于四筒的连接臂上，作支撑状。四个管壁上均饰阴刻线纹。自双面人头顶正中至器底也有一个贯串的小孔。出土时管内有朽木，残高5厘米，因此学术界有人提出这种四柱形铜器可能并非调色器的观点。
图7 西周四柱形铜器 洛阳林校西周车马坑出土
1966年12月在岐山县贺家村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一件四柱形调色器，通高15厘米（图8）。这是件方体器物，空腔，中部有一圆孔上下贯通，四角各连一圆筒形器，圆筒下部为乳状实心足。器前连接一昂首带角牛头。器身左右各有一个半环状的耳，上部装饰着兽头。方形的身体由四个桶状器组成，出土时桶形器中残留有矿物质粉末，推测它是用来调制颜料的器物。从同出的其它青铜器上的铭文可知，这些器物属于西周初年一个史官家族，为周康王时期担任“作册”一职的周文王之子毕公高的属吏或其后裔嫡族拥有，下限不晚于周穆王时期，详细考证参见《文物》杂志1972年6期发表的《岐山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这件调色器为了解西周时期史官书写工具提供了很大帮助。广州文物商店曾收藏一件兽形四柱形调色铜器，形制与贺家村这件铜器基本相同。
图8 西周早期牛首四足形铜调色器 陕西岐山县贺家村西周墓葬出土
梁彦民先生撰文中介绍，国外收藏许多青铜调色器中都残留有颜料的沉淀物。贺家村兽形四柱铜器“出土时，器内留存矿物粉末”；故宫藏铜器“在器物的长筒内还遗留着不同的颜色。”更为可贵的是，牛津大学曾对一件国外收藏的调色器中残存的颜料做过分析，得出“白色物为氧化，或炭化钙；黑色物为碳黑，或石墨；红色物为氧化铁；绿色物为铜矿的混合物”的结论。因此从现有材料来看，青铜调色器出现在殷墟至西周早期。西周早期之后，在考古工作中还没有发现过类似形制的器物。
西周时期还有牛形四管样式的玉雕调色器，并与动物造型相结合，应是在四柱形铜器基础上的造型演进。洛阳北窑西周墓地位于洛阳老城北郊，出土玉器即包括牛形四管式调色器、柄形器、戈、铲、璜、觿、鱼、鸟、蚕等。其中的牛形四管式调色器（M14：8）于1964年出土，灰白色玉，圆雕作伏卧状。牛头向前伸，其上有黑色斑纹。牛身作方形，饰卷云纹，背部宽平，雕琢有4个圆洞，作调色之用，出土时圆洞内尚残留朱红色颜料。高4.5厘米，宽5厘米，长11厘米。白色带黑斑。圆雕，呈伏卧状。牛头伸出，两侧有耳，刻划牛角，臣字形眼。下刻卷曲的腿，背部宽平，并排四个圆管形的调色池（图9）。
图8 西周早期牛首四足形铜调色器线描图 (1).
图8 西周早期牛首四足形铜调色器线描图 (2)
图8 西周早期牛首四足形铜调色器线描图（3）
图9 西周牛形四管式玉雕调色器
通过商周时期四柱形器的演变可知，这类铜器造型在商代到西周早期流行，对于推崇三代铜器的清乾隆皇帝而言，能如此准确制作四柱形炉，并加以将四柱形造型推广到瓶与盒，共同组成瓶炉盒三事组合，可能有商周时期四柱形铜器作为模仿的母形，笔者在《西清古鉴》等古籍中未查到四柱形器造型，或有同类造型在宋代以后的博古类书籍中收录或有实物曾存于清宫。
曾现身雍正画作之疑惑
从现存多种乾隆仿古四柱形器可知，乾隆时期在陶瓷和玉器上都对商周四柱形调色器加以模仿。但是北京故宫藏雍正时期宫廷绘画上竟也有四柱形炉现身。
北京故宫藏有《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共12幅，因画幅中有雍正皇子时期“破尘居士”名号落款的条幅，曾一直被误定为《胤禛妃行乐图屏》。朱家溍先生据内务府雍正朝档案考证，其“只是美人绢画十二张而已。”因此将其更名为《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这12幅工笔画为圆明园旧物,原张贴于圆明园福海深柳读书堂内陈设的围屏上,雍正十年(1732年)八月传旨将其从屏风上拆下,“着垫纸衬平,各配做卷杆”。
图10 清雍正时期佚名《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之博古幽思，北京故宫藏
从画面上可见，仕女依坐于斑竹椅上，身侧环绕着陈设各种文玩器物的多宝格，多宝格和身旁的几案上摆放多种瓷器和青铜器，这些博古之物我们今天可作辨识，如正面多宝格最上方陈设的“汝窑椭圆形水仙盆”，画面右侧多宝格上陈设宣德宝石红釉僧帽壶，以及青铜钟、觚、扁壶等，均为清代宫廷视为珍宝之物，汝窑椭圆形水仙盆和宣德宝石红僧帽在两岸故宫有实物存世，不似清代仿烧品，在正面的多宝格上仕女头部的后方，陈设着一件类型乾隆时期仿烧白釉古四柱形炉，从画作看，应为白瓷或白玉制品，这件四柱形器现身于雍正时期的宫廷画作，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两种猜想：
一是这种四柱形器在宋代定窑中已经有烧制，是作为仿古铜器的崇古、摹古作品，雍正时期曾在清宫中有收藏，画作将其逼真绘制在多宝格上，但这种四柱形定窑白瓷似未在馆藏品及考古出土物中现身，清雍正时期景德镇烧制有官釉四联瓶（图11），但造型为四联筒形瓶身，小口朝上，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也提及，雍正时期“四联瓶，器身由四个相同小筒瓶粘连体，组成新奇的造型，也有两瓶粘连的。见有青花、仿汝、仿官品种”。清乾隆青花四联瓶见于上海博物馆陈列品（图12），瓶身绘四季花卉纹饰，拍卖品中还曾见有雍正年款的酱釉四联瓶。这种小口向上的四联瓶从雍正至乾隆两朝都流行，造型独立发展，似乎并未借鉴商周四柱式调色铜器的造型。
图11 清雍正官釉四联瓶 天津博物馆藏
图12 清乾隆青花四级花卉纹四联瓶 上海博物馆藏
二是雍正时期景德镇可能已开始仿烧定窑风格的四柱形白瓷炉，亦未见实物传世，故宫所藏“清乾隆”仿定窑白釉四足方炉并无落款，有无可能实为雍正时期仿古瓷？
通过研究，我们解决了乾隆时期烧制的仿定窑白釉以及玉质四柱形炉的母本为商周时期四柱形调色铜器，但是雍正时期美人绢画上绘制的四柱形器又带来新的疑问，雍正画作上的四柱形炉似乎比乾隆四柱形器装饰简单，但目前尚无雍正朝同类造型实物可作比较。画作究竟反映了宋代定窑曾烧制过这种摹古制品？还是雍正时期也烧制过仿定窑类白釉四柱形器？亦或画作上只是一件雍正朝制作的一件白玉摹古器，商周四柱形调色铜器在雍正、乾隆时期的多联器物上又起到怎样的造型参照作用？这些新疑惑目前只能作为未解之谜，留待以后的藏品梳理和考古发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