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上的千年帝国史

作者：尹忠海

日前，堪称拜占庭百科全书的经典著作《拜占庭帝国史》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首发出版。

《拜占庭帝国史》[美]A.A.瓦西列夫 著徐家玲 译 商务印书馆

考虑到国内系统研究拜占庭学的文本数量并不多的实际情况，这部问题意识清晰、叙述线索明晰的百科全书式巨著更值得人们予以高度重视。在长达69余页的学术史回顾中，瓦西列夫基于批判性吸收的立场，系统梳理了18、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理路，明确针对人们非常熟悉的孟德斯鸠、爱德华·吉本、芬利、J.B.柏里等学者的研究立场、研究特色及其优化空间进行了深入分析。例如，瓦西列夫认为，受史料收集和时代思潮等因素影响，吉本在研究拜占庭时期的叙述明显是不成功的。尤其在10至11世纪的拜占庭社会史方面，吉本的叙述是不正确的。相反，瓦西列夫非常重视J.B.柏里的研究。因为柏里跳出了政治史的分析框架，加强了文化、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

与柏里的思路一致，瓦西列夫的巨著既突出主线，又全景式地再现了拜占庭文明的历史嬗变。全书包括两卷，共计9章，除了详细的学术史回顾之外，其余章节的主线是历时性的，即按照不同朝代或历史时期叙述自君士坦丁大帝以降，历经查士丁尼时代、希拉克略时代、破坏圣像时代、马其顿王朝时代、十字军东侵时期、尼西亚帝国时期，以及到帝国走向灭亡时期的帝国史。对于每一个时期，瓦西列夫基本上按照先内政与外交，后宗教、文学、艺术等内容来展开论述。瓦西列夫非常重视制度变革对于王朝兴衰更替的巨大影响。因此，在部分章节里，他还对君士坦丁改革、军区制的起源和发展、拜占庭封建制等重大制度变革进行了系统分析。

有意思的是，瓦西列夫的落脚点是拜占庭文明对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他认为，拜占庭对于意大利的真正影响始于14世纪末期。其影响在15世纪一直得以延续。他非常重视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杰米斯图斯·普勒桑以及贝萨里翁等人对意大利的影响，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拜占庭人文主义者的时代”。

倘若沿着其逻辑理路，细细品味瓦西列夫的鸿篇巨制，你会发现，这是一部关于战略选择的历史。诚如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战略：一部历史》中所论，战略是在对内外力量的优劣势进行综合判断基础上，为实现目标获取资源和方法而在结果、方式、手段三者之间保持平衡的选择。在战略史研究中，拜占庭人留下了大量值得探究的空间。如皇帝莫里斯所写的《战略》就是这方面的经典文献。对此，爱德华·勒特韦克一语中的。他说：“拜占庭人必须依靠战略，否则根本无法生存。”事实上，瓦西列夫比勒特韦克更早注意到了研究拜占庭战略选择史的镜鉴价值。迁都无疑是帝国战略空间转移的重大选择。他在分析君士坦丁大帝的选择动机时就提出，这一战略选择正是基于地缘政治、贸易经济地理、文化的中心-边缘关系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的结果，充分反映了君士坦丁对帝国生存环境的重视，反映了他的战略思维具有长远性。

查士丁尼大帝同样是一位有战略雄心的统治者。他发动的军事征伐波澜壮阔。但是，瓦西列夫从战略选择角度对其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他认为，查士丁尼是在信念驱使下发动军事征服行动的，即帝国皇帝有义务收复失去的土地。但是，由于国家资源的贫乏，军事行动缺乏保障。即便征服了一些地区，但是战略目标需要大量资源来巩固其合法性，需要优质的行政体系来运用战略资源。遗憾的是，地方官的巧取豪夺削弱了战略资源运用能力。故而，查士丁尼大帝难以达到其预期的战略目标。

与之相较，科穆宁王朝的皇帝曼纽尔更为失败，瓦西列夫认为他没有很好地把握战略选择的合理逻辑。或许，曼纽尔也清楚，帝国缺乏支持宏大战略的资源。于是，他试图借助教会的力量恢复罗马帝国的独立地位。但是，帝国实力与内部舆论明显难以支撑这一战略目标，曼纽尔本人也缺乏协调政教关系的手段。曼纽尔的政策彻底走向破产。对此，瓦西列夫客观地进行了评价：“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他的两项政策都只是他一厢情愿的个人想法，缺乏真正坚实的公众舆论基础。此时，‘恢复大一统帝国’的愿望早已是一种幻想，而且，曼纽尔的统一愿望不可能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由此可见，这是一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巨著。

事实上，拜占庭帝国的战略选择和它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紧密相关。帝国地处地中海经贸往来的枢纽地带，因此其外部环境与一定的地缘经济关系紧密相关。瓦西列夫非常重视这一基本状况。因而，这还是一部视域宽广的经济交往史。许多学者非常重视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制史、对外交往史研究，但是瓦西列夫专门拿出一定篇幅来论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商业史。在他笔下，查士丁尼时代的商业史是一部远距离贸易史。这种铺陈的方式让人想起波拉尼关于远距离贸易史的研究逻辑。他在论述拜占庭帝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的商业关系时首先强调了中介力量对远距离贸易关系的影响。在包括丝绸、香料等贸易领域，波斯则是远距离贸易中介中的最重要力量。

经济交往常常与各民族的文化交往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部巨著强化了这种联系性，囊括了大量拜占庭精神文化生活的历史。瓦西列夫在叙述拜占庭帝国的精神文化生活史时，非常重视宏微观的连续性。也就是说，他在分析过程中，常常把一些人物、事件等相关的细节放置在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臧否。在论述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这一事件时，瓦西列夫首先强调了罗马帝国在4世纪所面临的文化与宗教危机。他认为，从国家层面来看，古老的异教世界已经难以符合现实世界需要，因为人们在精神文化生活上出现了“新的需要”，提出了“新的愿望”；从个体层面来看，研究充当领袖角色的特定人物时，必须“深入其精神生活深处”。

拜占庭帝国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除了宗教信仰，瓦西列夫还在每一章都拿出专门的篇幅来阐述帝国的教育、文学与艺术。在这些领域的史料处理上，他似乎受到了另一位著名的拜占庭学学者乌斯宾斯基的影响。瓦西列夫基本上以他的“拜占庭化”这一概念统摄全书。作为一种历史进程，所谓拜占庭化是指罗马精神与较为古老的文化，诸如犹太的、波斯的和希腊的古老文化相融合的结果，它深刻地影响着帝国在5-8世纪之间的社会变迁、精神生活与文学艺术。瓦西列夫从犹太文化因素阐释破坏圣像运动的分析角度，正是受这一概念影响的结果。就其现实意义来看，拜占庭化所涉及的地区与当前我国推动的一带一路高度重叠。就此而言，瓦西列夫的这部巨著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区域的历史变迁，有助于我们吸收拜占庭帝国战略选择、经济交往的成败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