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史书中，为何有关西域的书写十分贫乏？ （腾讯网）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直是东西方学者孜孜探索的对象。早期的中西交通史或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中西文化关系都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处所谓“西”，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西域”，即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北非，而不包括海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东南亚，后者为传统意义上的“南海”。

中西关系史，源远流长，两千多年来持续不断，中西物质文化的交往为东西方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西方宗教思想传入中国，也丰富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艺术；中国的“儒教”，也曾在欧洲刮起一阵“中国风”。

然而，传统的中国史书中，有关西域的书写十分贫乏，“正史”的《西域传》或《外国传》只占全书极小的篇幅，而且是放在最后的位置，表明中国传统王朝对西域和外国的忽视，也反映了中国史家对西域史事的轻视。

今人很难像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史那样去了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貌，因为前者有系统的正史、通鉴类史书可资检阅；后者要在汉文文献中仔细爬梳，还要从外文文献中去钩稽索隐，还要旁及传世和出土的文物资料。

自20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学者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著作开始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沙畹《西突厥史料》、多桑《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以上书均由冯承钧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等；张星烺先生编注有《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在翻译西文史料之外，广辑汉文文献，厥功至伟；向达于专题研究之外，还有《中外交通小史》的通史类著作。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文革”开始前的1960年代中叶，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讨已经比较详细，有些部分还可以说非常仔细。20世纪80年代，走出“文革”的中国学术界，开始与国外学界接触，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重新起步。

近四十年来，学者在中外关系史的领域取得相当大的进步，在精深的专题研究方面，获得显著成果。

不论是罗马、拜占庭，还是波斯、阿拉伯，这些地区或帝国与中国的交往，都有学者加以探讨；借助佛教文献的丰富和石窟壁画的保存，以佛教为中心的中印文化交往研究更加丰富多彩；中亚地区虽然种族、语言复杂，但在粟特人来华等问题上，中国学者也加入国际学界的对话行列；蒙古(国)、元(朝)时期中国与中亚、波斯的交往，也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来华后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更取得了百花齐放式的进步。

1980年代以来，也产生了一些通论或通史类的著作，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等，但由于材料多寡不均，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呈现出十分不平衡的状态，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加以阅读、剪裁、补充、发挥而撰著一部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最近二十年来，很少有通史类的著作产生。

张国刚教授这部著作，分上下两卷，六编、三十章。上下两卷分别概括1500年以前和1500—1800年的时段里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大体上分成政治交往、道路开通、商贸往来、文化交流、吸收与碰撞等几个方面来加以阐述，给读者一个中西文化关系史的整体面貌。全书繁简得宜，于重点人物、重要事件把握得恰到分寸，各时代的内容详略得当，轻重适宜。

国刚教授为“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中的佼佼者，他先师从南开大学杨志玖先生治隋唐史，后又有机会多年在德国学习和授业，于中西关系史多所措意，并收集大量资料。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方向更多转向中外关系史，多年开设相关课程，教授生徒之外，亦多有撰著；在中西关系史方面，著有《中西文明的碰撞》《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等，最近又出版了雅俗共赏的《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

我与国刚教授颇有同好，虽互有侧重，但都对隋唐史和中外关系史情有独钟。 他执教南开时，因为我是天津人，故此时常邀我去参加他学生的论文答辩；到清华后，更成为方便切磋学术的好邻居。这次他拿来两大册书稿复印本，命我作序，岂敢不应！因此略叙国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之历程，为国刚教授新著出版而鼓与呼。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