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放40年的“致青春” （海南日报）

　　作者：徐晗溪

　　如果把1980年诞生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万李马王”乐队视作中国摇滚的萌芽，今年，中国摇滚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

　　摇滚乐原本只是文青们的小众情怀，但随着各大音乐节的相继举办，摇滚在当下也逐渐被大众所喜爱。特别是近年来，海南相继举办草莓音乐节、红珊瑚国际音乐节等音乐活动，朴树、郝云、零点乐队、天堂乐队、面孔乐队等音乐人和乐队亮相海南，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感受到摇滚乐的魅力。

　　这些歌迷在现场举着“金属礼”和“爱与和平”的手势，与其说是向心仪的乐人致敬，不如看作是致青春的回忆。

　　年轻人心中的精神图腾

　　摇滚乐是一种完全外来的音乐，英文称为Rock and Roll。1951年，美国NBC广播公司的克利夫兰电台首次播放这类音乐时，为了吸引听众和提高收听率，节目主持人从一首节奏布鲁斯歌曲《我们要去摇，我们要去滚》中得到启发，在播放前介绍时，他把这种音乐命名为“摇滚乐”。1955年，一位名叫布哈利的歌星录制了一张名叫《整日摇滚》的唱片，这是当时最畅销的唱片之一。

　　因为节奏强烈、歌词新鲜和展示自由，美国的年轻人特别热爱摇滚乐，这种音乐类型从1970年代开始风靡全球。正如崔健在他拍摄的电影《蓝色骨头》中所讲述的，部队大院的孩子们在唱片机前听披头士，在文工团里抱着吉他写歌唱歌，成为中国第一批摇滚乐听众。

　　1980年，一支名为“万李马王”的摇滚乐队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自此，摇滚乐作为一种独立的乐种出现在中国音乐的舞台上。这支乐队最初目的只是为了自娱，翻唱甲壳虫乐队、保罗·西蒙等中国人听起来比较柔和、优美的曲子，但后来却轰动一时，甚至连英国BBC广播公司都报道了他们的校园演出。

　　1986年“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穿着一件长款上衣，两条裤腿挽得一高一低地跳上舞台，用一把吉他弹出了中国摇滚乐的石破天惊，中国摇滚在这样一个晚上，以崔健的出现而开始风行。他的《一无所有》也第一次作为摇滚歌曲在正式出版物上出现。

　　到了1989年，崔健的首张个人专辑，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原创摇滚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奠定了其在中国摇滚乐历史上的开山鼻祖之地位。其中，《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不是我不明白》等歌曲，成为1980年代中国年轻人传唱不衰的经典作品。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际，年轻人之所以接纳摇滚乐、热爱摇滚乐，是因为它符合了当时人们在这种音乐类型中能“发泄”情感的需要。那时的摇滚乐更像是年轻人心中的精神图腾，墨镜、长发等装扮也影响着社会风潮。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花房姑娘》问世的那一年，诗人李少君大学毕业，不顾家人反对，只身来到海南岛。他是湖南人，从未见过大海，火车一到湛江，他就被眼前的自然风光所打动，等到了海南岛，李少君很是震惊，在海边跳了一夜舞，指着大海，高唱崔健的歌，成为第一代闯海人。

　　1994年的魔岩三杰

　　在西方，甲壳虫之后，摇滚乐从一种单纯的音乐形式到逐渐有了更多让人思考的空间，随后的鲍勃·迪伦以社会话题给摇滚乐注入了时代精神和深刻主题，摇滚乐之反叛和批判的意义才得以确立至今。

　　在国内，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摇滚迎来了黄金时代，黑豹乐队与唐朝乐队等掀起了中国摇滚的辉煌时代。除去摇滚自身所带的批判性、个人情感表达，这两支中国顶尖的摇滚乐队在他们最鼎盛的时期，较为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将西方摇滚本地化、表达自我身份的实践。

　　1990年，被称为“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90现代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唐朝、呼吸、眼镜蛇、ADO、宝贝兄弟摇滚乐队参加了演出。评论家是这样描述的：“距演出场地首都体育馆一里地之远，不少青年伫立在雨雪交加的街头，想‘捡漏’一张退票。黑市票涨到 50元一张。”

　　唐朝乐队经典之作《梦回唐朝》以五言和七律的结构作词，展现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艺术修养，令摇滚这种舶来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成为一种可能；而曾经的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代表一代年轻人的理想，刮起过一阵强劲的魔岩三杰风。

　　2019年夏天，《乐队的夏天》热播，节目中不止一支乐队唱过魔岩三杰的歌，引发了一波关于摇滚的怀旧热。乐迷怀念的，正是那个由魔岩三杰、唐朝、黑豹等老牌乐队构成的中国摇滚的1990年代。

　　那确实是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特别是被音乐人高晓松反复提到的1994年。那一年，窦唯、张楚、何勇同时推出了《黑梦》《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垃圾场》三张专辑，再加上同年崔健的《红旗下的蛋》，郑钧的《赤裸裸》，中国摇滚音乐市场盛况空前。同年12月，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受邀参加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这是一场中国摇滚乐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演唱会，现场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和近万名观众，场面异常火爆。

　　当摇滚不再反叛

　　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1994年以后，中国的摇滚乐进入了漫长的失语期。摇滚乐与大众渐行渐远，逐渐成为一种小圈子活动。但与此同时，中国摇滚也走向了真正的多元化，几乎所有的摇滚风格在中国都能找到。尤其是2000年之后，朴树、汪峰、许巍等人也在主流音乐文化中获得了成功，摇滚人也开始转为职业音乐人或者娱乐明星；摇滚乐的听众，也从最初期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等精英群体，深入到中国所有的青年和青少年群体。

　　如今，摇滚乐已经成为主流音乐市场的一部分，成为大众参与的娱乐。在《自由风格》一书中，周国平曾向崔健提问：“我听你说过，摇滚本来应该来自街头，而现在却是来自都市夜生活，这就是问题。摇滚从街头进入酒吧，意味着由反叛变成时尚，由先锋艺术变成大众消费，由愤怒的心声变成茶余饭后的消遣，这种蜕变确实令人担忧。现在的问题是，蜕变是否不可避免，能否逆转？在消费主义的环境中，摇滚坚持自己原来的使命是否还可能？反叛是否属于摇滚的本质，不再反叛的摇滚还是不是摇滚？”

　　《自由风格》出版于2001年，而前不久做客第四季《吐槽大会》的郑钧依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虽然摇滚乐与流行音乐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但是腾讯视频弹幕中的年轻人已经不认识1994年个人专辑《赤裸裸》曾售出100多万张的郑钧。节目中，面对艺人大张伟所说的“摇滚精神再高端，认怂才能保平安”，郑钧依旧认为“就像那些热爱摇滚的人，在摇滚最穷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

　　也许，正如乐评人李皖所言：“以摇滚形式唱出大众的流行音乐，这是中国摇滚乐的主题之一，它往往会被铁杆们视为不齿的投降，却在另一个战场上成为摇滚乐失效后重回大众怀抱的有效策略。”

　　梳理摇滚乐这段历史，既是一场盛大的怀旧之旅，也期待能够从中看到中国摇滚再次崛起的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