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事法制的历史特点 （光明日报)

　　【读史札记】  

　　作者：尉琳（西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以刑法为核心内容的古代法制不仅对社会正常运转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本身也凝聚着古人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和法律智慧，值得进行深入总结和研究。

　　一、德法互补、宽猛相济。德法互补、宽猛相济，既是中国古代君主推行的法治政策，也是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精髓。周在立国之初汲取商“重刑辟”、失德失民的亡国教训，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政治主张，强调国家治理应以教化为先，教化无效方施以刑罚，主张“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尚书·多方》），即通过杀戮罪大恶极者与释放无罪之人以劝勉百姓向善。德法共治的思想为历代所沿袭和发展，并不断赋予其更丰富的内涵。唐朝以国家律典的形式，在《唐律疏议》中明确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将德礼、刑罚的本用互补关系喻为“昏晓阳秋”的自然规律。康熙、乾隆也反复强调治国应“以德化民，以刑弼教”，推行德法互补的政治法律政策。

　　德法互补的治国思想在实践中体现为宽猛相济。一方面，常态下刑法应轻重适宜。“宽”表现在古代的制度中充分体现“德”的要求，慎刑恤杀、矜老恤幼；而“猛”则突出表现在对于“十恶”等危及统治秩序、破坏礼制等行为进行严厉惩处，法与德、严与宽相互协调、相辅相成。另一方面，动态上刑法应“世轻世重”。《周礼》提出“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的观点，即国家应根据社会发展情势和犯罪趋势的变化调整“宽”与“猛”之间的关系，选择轻重不同的刑罚与之相适应。文景、贞观、康乾等盛世社会秩序稳定，因而一改前朝之严刑峻法，实行“平世用轻典”。明成祖即位初，为维护政权稳固，敕令恢复已几近闲置的《明大诰》的效力，永乐十九年后鉴于社会稳定、《明大诰》用刑过于酷烈，又敕令“法司所问囚人，今后一依《大明律》拟罪，不许深文，妄行榜文条例”，要求诸司审判案件皆依《大明律》科断，违者追究司法审判人员的法律责任，体现出君主对宽猛相济、“世轻世重”这一司法策略的运用。清朝在社会治理以及刑罚适用过程中，非常重视宽严之间的权衡，乾隆多次提出治理国家之道“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因而应当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以实现宽严相济（《清高宗实录》）。德法互补、宽猛相济的法治政策，既能有效遏制民众的犯罪动机，又能减轻刑罚在民众心目中严苛、冰冷的固有印象，对恢复、维护社会秩序具有积极意义。

　　二、援法断罪、罪刑均衡。援法断罪、罪刑均衡，是中国古代刑法在立法、司法上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

　　援法断罪是指判断罪行的有无、轻重及对罪行的处罚应当依照法律进行。周公曾言“用其义刑义杀，毋庸以次汝封”，提醒康叔不要以国君身份干涉司法活动，反对决断刑罚时掺杂个人感情或徇私枉法，以维护法律的公正（《尚书·康诰》）。唐贞观、开元时期，将断狱和定罪量刑标准通过立法形式加以明确，“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要求官员审理案件要依法进行，否则须承担法律责任。清代顺治、康熙也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依法而治”“持之以平”的司法原则，不仅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十”，还通过律文中的小注及四条附例，对援法断罪适用进行严格规范（《大清律例·断罪引律令》）。

　　罪刑均衡的基本含义是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当其罚。明赏信罚是法律公平的要求，也是正确适用法律的标志，能否赏罚得当关乎人心向背、社稷稳定，因而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对刑当其罪尤为关注。周时刑律中关于区分眚、非眚、非终、惟终，即过失与故意、偶犯与惯犯等相关规定，已经体现出罪刑均衡的思想和要求。汉文帝曾提出“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史记·孝文本纪》）的观点，景帝更明确指出“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汉书·景帝纪》），揭示出罪刑之间的内在联系。《唐律疏议·名例》在开篇即明确指出“名因罪立，事由犯生，命名即刑应，比例即事表”，意为罪名与刑罚源自犯罪行为，罪名确立，相应的刑罚就随之而至，体现出罚因罪生、刑罚的轻重与罪行相适之意，而唐律中通过对不同行为、情节、入罪标准及处罚所作的具体规定，无不体现了对罪刑均衡的追求。

　　三、慎刑恤罚、从严治吏。慎刑恤罚、从严治吏是中国古代刑事立法的内容特征和司法态度。文景时期秉承宽省刑罚的政策，不仅尽除“收孥诸相坐律令”，废“诽谤、妖言之罪”，“欲令治狱者务先宽”；并进行了著名的刑制改革，用髡刑、笞刑取代了黥、劓、刖等割裂肢体之肉刑，改终身劳役刑制为有期限的劳役刑制（《汉书·刑法志》）。汉景帝曾颁诏强调“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规定了“上具狱”的死刑多重上奏、复奏的程序（《汉书·景帝纪》）。唐太宗追求仁政，一改隋末的严刑峻法，立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凡削繁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记”。唐太宗认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在立法上大力削减死刑条文，“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反对连坐，主张“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并用加役流取代了部分死刑（《旧唐书·刑法志》）。在司法上对重大疑难或死刑案件实行“三司推事”及“九卿会审”的复核制度，通过官员会同审理以示对死刑之审慎。唐玄宗更于天宝六年借助《南郊推恩制》提出“施令约法，已去极刑”，主张废除死刑（《册府元龟》）。恤刑恤杀、尊重生命的立法思想，合理的制度设计以及慎重的司法态度，使得这一时期执行死刑人数几乎达到历史最低点，贞观四年天下断死刑仅二十九人，玄宗开元十八年死刑仅二十四人。乾隆时期，通过成熟完善的秋审、朝审制度专门复核地方上报的死刑案件，使死刑的审理与复核更加严格，将慎刑慎杀的法律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

　　与刑罚宽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官吏贪腐行为之严厉惩处。汉文帝重刑治贪，他赞同大臣提出的立法建议，官吏枉法受贿或监守自盗经查实后可判处“弃市”，这一举措在当时刑罚宽省的整体氛围之下极大地震慑了各级官吏。唐太宗时期对官吏犯罪在立法上不仅法条详尽、设禁严密，还从严惩处，“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贞观政要·政体》）。明永宣时期，对官吏诸如失职、渎职、贪污受贿、朋比结党等行为皆严法以治，如明律把贪赃分为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与坐赃等六种，且绘六赃图标于律首以示重惩贪墨之罪。乾隆时为便于御史监察官员，先后制定了《京察滥举处分条例》《侵亏案条例》等十多种惩贪治吏职官条例，并规定凡侵贪千两以上者，执行斩监候。慎刑恤罚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生产、生活关系，促进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从严治吏有利于制约权力、澄清吏治。二者有效结合为古代社会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0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