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备真备与《私教类聚》 （光明日报）

　　作者：莫文沁（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谈起中日人文交流，有两个人物是彪炳千古的：一位是阿倍仲麻吕（698—770），一位是吉备真备（695—775）。两位同于唐玄宗开元五年（717）来唐留学，但二者对中日人文交流所作贡献的定位却有很大不同。前者在唐54年，直到逝世，在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历任秘书监兼卫尉卿、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等，可以说把青春和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唐朝和中日友好事业。吉备真备则不同：他在唐长安留学学习中国文化19年，后又再次历时三载出使唐都长安，但其余的生命岁月都致力于运用在唐朝学到的中国先进的政治思想文化，为日本奈良时代的律令制建设作贡献。

　　吉备真备23岁时来唐留学，开元二十二年（734）携《唐礼》《大衍历》等大量汉籍和文物离开长安归国，翌年即日本天平七年（735）抵达日本奈良时代的都城平城京后，将其全部进献给朝廷。同年升为正六位下，被任命为大学助。天平十三年（741）被任命为东宫学士，负责东宫阿倍内亲王（后来的孝谦天皇、749—758年在位的女天皇）的教育。唐天宝十年（751）作为遣唐副使再次入唐，753年回日本。766年升至从二位，出任朝廷右大臣，成为仅次于左大臣的朝廷二号行政首脑。

　　吉备真备著《私教类聚》（约成书于吉备真备753年出使唐长安归国后）“是以子孙为对象的道德教训书”，是奈良时代“日本人撰述的教科书”（参见原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长桃裕行教授著《上代学制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47年初版）。

　　吉备真备著《私教类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振兴儒学和教育。孝谦、淳仁、称德三天皇时代，佛教兴盛但儒学和教育却不振。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敕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在日本政界及文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天宝十一年（752）即日本天平胜宝四年入唐的日本大学助（大学寮官员）膳臣大丘参拜国子监，看到门上写着“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匾额题“文宣王庙”。陪同的国子学生程贤介绍：今主上（玄宗）崇儒范，追改为王。回到日本后，鉴于日本犹称前号，申述此乃“乖崇德之情，失致敬之理”。朝廷式部省也基于这一申述，以“方行其教合旌厥德，后天奉时盖谓此乎”为依据申请官裁，孝谦天皇遂下旨改号（参见《续日本纪》卷二十九、七月辛丑类聚三代格十、学令集解）。记载这一史料的日本正史《续日本纪》中虽然没有提到吉备真备，但膳臣大丘参拜长安国子监的752年，也正是吉备真备被日本朝廷任命为遣唐副大使在长安逗留期间。据日本史书《江次第抄·民经记》宽喜四年（1232）三月十六日记载，吉备真备“渡唐第二度之时”，归朝之际带回了弘文馆的先圣先师像。吉备真备任右大臣后，立即着手大学寮释奠仪礼的整备，稽礼典而修器物，以致礼容可观（参见《续日本纪》卷卅三、宝龟六年十月壬戌）。

　　吉备真备著《私教类聚》在“第一、略示内外事”中写道：“内教五戒：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外教五常：一仁不杀、二义不盗、三礼不邪、四智不妄、五信不乱。”这一面向青少年及国民的道德教训，虽然受到了《颜氏家训》“归心第十六”中“内外两教，本为一体”的思想影响，但却与颜之推抬高佛教境界相反，吉备真备是要匡正日本自圣德太子（日本推古元年即593年被立为太子，摄政）肇始的“专崇佛教”、把经费大多用在修寺院造佛像上，而致使儒学及教育不振的弊端。对比，日本天平胜宝三年（751）成书的最古诗集《怀风藻序》中批评道：“逮乎圣德太子，设爵分官，肇制礼义，然而专崇释教，未遑篇章。”（江口孝夫注《怀风藻》，讲谈社2000年版）

　　关于吉备真备拨苏我马子等“专崇佛教”以致文史教育停滞之乱，而反日本“自古崇儒教”“爱文史”的传统思想教育之正，林罗山详述道：“我朝自古崇儒教久矣。敏达帝（约572—585年在位）甚爱文史，不好异端。天智帝（662—671年在位）龙潜之时，与大织冠共学周公孔子之训于南渊氏。至于文武帝（697—707年在位），大宝元年诏始释奠。圣武帝（724—749年7月在位）敕吉备公稽其仪据礼典，益备器物以设礼容。自是以来，有大学，有东宫学，有国学，其释奠春秋二仲，用丁日使博士诸生论经义。或赐宴，或授爵，或受禄，世世例为恒式。诚治世之巨典，太平之盛事也。”（林罗山《武州先圣殿记》，《林罗山文集》卷第十五）恰如林罗山所评价的，由于日本自敏达天皇开始，就有了崇尚儒学的传统，加之天智、文武、圣武天皇的垂范和从唐长安留学归来的吉备真备的努力，从而使日本创立了大学、东宫学和国学（汉学），创立了春秋祭孔这一“治世之巨典”和“太平之盛事”。这乃日本国家建设和文教事业重中之重的伟业。

　　明白了这一日本儒学史和国学（汉学）创立史，就更加明白了吉备真备著《私教类聚》开宗明义“第一、略示内外事”中把“内教五戒”和“外教五常”加以对照的真实意图。就是说，在吉备真备看来，“内教”即佛教的“五戒”只是对信众的劝诫，而“外教”即儒学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却是上升到了国学（汉学）教育层面的哲学思想体系的伦理道德，即林罗山所评价的“治世”之学和“太平”之根底。

　　也可以说，“第一、略示内外事”是吉备真备著《私教类聚》恢复日本儒学教育传统的宣言和大纲。这从孝谦女天皇在位的天平宝字元年（757）4月，下诏让“每家所藏《孝经》，奖励孝行”（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年表》增补版，岩波书店1998年版）这一文化事件上也可得到证明。如前所述，吉备真备从唐长安留学19年归日本后，曾担任东宫阿倍内亲王即后来的孝谦女天皇的东宫教学，757年4月颁布的让家家户户“所藏《孝经》，奖励孝行”的孝文化运动，也正是前述吉备真备作为遣唐副大使从唐长安归来后整备祭孔礼典、恢复儒学传统教育的时期。

　　综上所述，吉备真备著《私教类聚》是日本思想教育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其意义在于：一，昭示了日本拨乱反正，恢复传统儒学教育；二，标志着日本创立了大学、东宫学和国学（汉学），并把推行《孝经》教育即倡导孝文化作为全民性的教育活动。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1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