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的高校力量
有担当方能顶天立地。从西部大开发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作为汇聚大量人才与科技资源的智力高地，中国高校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处处可见高校人的身影，他们或行走在沙漠戈壁，或攀爬在雪域高原，或深耕于西南边陲⋯⋯所到之处，留下的是知识、技术、经验、思想和希望。当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三团一队”走过后，早樱红遍陕西省合阳县；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小云教授发起成立“小云助贫中心”，为云南省勐腊县瑶族村寨河边村开出一副发展致富的良方；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先心病筛查治疗团队，不仅为西藏、新疆，以及四川川东、川北及凉山、阿坝、甘孜等老少边穷地区送去了“儿童先心病精准扶贫”救治的全新模式，还为西部贫困地区扶植培训了7支先心病介入手术团队⋯⋯
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12日，教育部64所承担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直属高校直接投入帮扶资金1.77亿元（完成率为111.3%），引进帮扶资金2.81亿元（完成率为156.5%）、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1.85亿元（完成率为112.4%），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3.13亿元（完成率为115.9%），有54所直属高校已全面超额完成指标任务。
打造脱贫攻坚的高校样本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重庆市唯一集民族地区、三峡库区、革命老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于一体的特殊县份。2019年4月，石柱县以零漏评、零错退、群众认可度97.91%的成绩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交出脱贫攻坚的精彩答卷：累计实现85个贫困村、16426户60201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12.7%降至0.87%。
这些成绩的背后，有一支长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的高校力量。2019年5月，石柱县委县政府致函西南大学，对西南大学为石柱脱贫攻坚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西南大学地处重庆市北碚区，由原西南师范大学和原西南农业大学等合并组建而成。2003年10月，西南大学与石柱县建立县校合作关系，共同建设“石柱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10多年的努力，让县校双方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技术推广和人才培训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石柱县成为“中国黄连之乡”“中国辣椒之乡”“中国长毛兔第一大县”“中国最大莼菜基地县”⋯⋯西南大学与石柱的校地合作模式被誉为科技扶贫的“石柱模式”，成为全国高校产学研合作十大优秀案例之一，入选教育部《高校定点扶贫典型案例集（2012-2015年）》。
凭借农业科技优势，西南大学聚焦对口帮扶地区的特色农业产业，通过实施科技下乡工程、基地示范工程、乡村振兴服务工程、人才帮扶工程，为当地产业振兴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
1998年，西南大学专家团队带着数十个科研项目来到重庆市丰都县，引入肉牛养殖技术，使这里的肉牛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2014年，丰都肉牛产业发展技术支撑项目入选重庆市“十大扶贫示范项目”。养牛，让丰都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让丰都人过上了好日子。
“半城山水满城桔，一州忠义九州魂”。忠县，位于重庆市中部，背靠青山，紧挨长江，以盛产柑橘闻名，一个“忠”字，既是城市之名，也造就了忠县柑桔的“忠橙”品牌。“从一粒种子到一杯橙汁”的产业链，西南大学全程参与。柑橘产业的发展带动了20万果农，1.6万户贫困群众年均增收1万多元，忠县也成为重庆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全国柑橘技术的示范区。
巫山脆李的历史已有上千年，但真正成为“中华名果”，得从西南大学为重庆市巫山县编制《巫山脆李产业发展规划和生产技术规章》说起，从品种提纯选优与安全高效生产技术示范，到实行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生产，升级后的果实个大质脆、酸甜适度、汁多味香，由于缩短了成熟期可以提前上市，更具竞争优势。2014年，巫山脆李获得“中华名果”称号，巫山县也成为“中国脆李之乡”。
近年来，西南大学在对口帮扶工作中，不断深化校地合作模式，把专家大院建到田间地头，把技术送到生产一线，学校先后成立10个研究平台，发起成立“重庆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联盟”，整合优势资源，组建专家团队，全方位助推地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通过“田间课堂”“农民学校”等形式的培训，提升管理干部、企业家、技术人员、新型农民等产业人才的科技素质，目前已举办培训100余场，培训5000余人次。
针对地方人才紧缺的实际，西南大学通过组织现场招聘和大学生毕业推荐等多种形式为贫困县引进人才，为帮扶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为确保各扶贫专项工作精准有效落实到位，西南大学还选派“第一书记”深入贫困地区，借助学校优势，与贫困地区人民并肩作战，倾情帮扶贫困人民脱贫致富。
2020年，西南大学与云南省昌宁县结对开展定点扶贫。短短几个月内，在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学校领导、相关部门和学院负责人、专家等百余人次先后到昌宁县开展对接调研，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工作计划，将产业发展、教育提升、人才培训作为帮扶重点，并选派人才赴昌宁挂职。
在石柱，在丰都，在忠县，在巫山，在巫溪，在昌宁，在更多贫困地区的土地上，西大人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赵永聚、王志章等海归教授正是他们之中的代表。
帮扶越多，收获越多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东南部，地处武陵山区，是重庆市唯一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当地山羊养殖户由于缺乏养殖经验和技术落后，新生羔羊的死亡率很高。2010年10月，冉晓红在当地创办容红山羊养殖场，第一年羔羊死亡率竟高达90%，损失惨重。2012年，西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赵永聚教授作为重庆市科委选派的科技特派员来到彭水县，对当地养殖户进行“一帮一”帮扶，容红山羊养殖场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我经过调研发现，养殖场的羊品种品质都不好，配套设施也差，羔羊死亡的原因之一是圈舍修建不合理，没有配备专门产房和采取保温措施，导致羔羊在出生不久后就被冻死了。”赵永聚说。于是，他建议冉晓红改良品种、重点改造圈舍，第二年羔羊的成活率提高到95%，新修建的圈舍不仅最大限度保持了羊圈的清洁卫生，也使粪污便于收集处理成肥料。
这次帮扶不仅解决了羔羊死亡率高、山羊繁育率低等问题，还带动了周边21户农户养殖黑山羊，而赵永聚的扶贫工作也自此开启。对赵永聚来说，扶贫让他收获的，除了可以用所知所学为贫困地区发展发挥作用之外，还有更多。
20多年来，赵永聚一直从事草食牲畜（肉羊）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他曾先后在英国、丹麦、美国访学，国外的访学经历不仅让他在专业知识方面有所收获，更让他对畜牧业绿色发展模式有了新的认识。在英国，动物与环境的和谐相处让他开始思考如何实现畜牧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在丹麦，当地种植业与养殖业的有机结合模式让他意识到适度规模化养殖更加适合重庆畜牧业的发展；在美国，他看到“福利养殖”在当地取得的良好实践，在保证产能的同时让动物免于不必要的痛苦，也让他的心中燃起了“福利养殖”能在中国有更多发展的希望。访学经历让赵永聚收获颇丰，而他也很好地将在外获得的知识、理念和资源转化应用到国内的扶贫工作中。
“近些年，重庆的山羊市场供不应求，以前冬至才吃羊肉的习惯已被慢慢打破，如今一年四季的餐桌上都可以看到羊肉。虽然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但许多贫困地区由于养殖技术落后、管理手段不科学，成效甚微。”作为重庆市国家“三区”科技人才、重庆市草食牲畜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重庆市巫溪县科技扶贫团团长，赵永聚多番深入巫溪等贫困地区，实地调研，进村帮扶，破解山羊养殖难题，带动当地农民通过养羊脱贫致富。
通过长期调查，赵永聚发现当地山羊养殖问题主要集中在羊品种品质差、养殖规模小、养殖方法传统、从业人员基本以缺乏外出务工能力和老弱病残的留守农民为主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赵永聚因地制宜，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他为养殖户引进良种，进行种羊杂交繁殖，保证养殖户的种源供应，并指导修建标准化圈舍；他协助养殖户申请微型企业，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帮助百余个养殖户发展山羊养殖；他研发组装推广养殖技术，解决养殖技术薄弱问题；他改进传统出栏方法，利用羔羊从春节出生后的7-8个月时间将其快速育肥，在11、12月羊肉价格最高时卖出，通过短期育肥技术使肥羔快速出栏，让养殖户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最大收益，并由此推动肉羊的规模化生产。
“当然，最有效的手段还是让当地养殖户掌握科学的养殖技术，实现贫困地区的自我‘造血’功能。”赵永聚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为此他下足了功夫，不断对当地养殖户进行养殖科技培训。“但做好培训真的很难，回想最初组织培训时，参训学员基本都是613899，61就是儿童，38是指妇女，99是老人。你常常会看到一个老太太手里拿着针线活儿，还牵着小孙女来参加培训⋯⋯”参训学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无法有效接纳和吸收培训内容，致使培训难度加大。因此，每次培训前，赵永聚总要认真备课，仔细准备培训材料，将晦涩难懂的技术文字改为学员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的语言，每次培训后他还会将联系方式留给学员，方便为他们及时有效解答问题。如今，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养殖户的咨询电话和微信。在2020年7月24日结束的鲁渝协作肉羊养殖科技精准扶贫培训班上，赵永聚发现，曾经的贫困地区青年劳动力流失现象有了变化，来参加培训的学员很多都是青壮年，这些学员来自重庆市18个贫困区县，均为当地肉羊养殖企业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致富带头人和科技人才。年轻人的“回归”，让赵永聚看到了重庆肉羊养殖产业的发展前景。
近些年来，赵永聚在助推山羊产业升级的同时，也关注如何从“养得好”到“卖得好”。杀年猪、吃刨猪汤是巴渝地区流传上千年的习俗，刨猪汤就是在快过年时，宰杀一头自家喂大的肥猪，将新鲜的肉、内脏等用一口大锅烹煮，再配上其他菜品，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大快朵颐。在重庆农村，从每年10月开始直到过年前，村里挨家挨户杀猪、吃刨猪汤，景象十分热闹。在巫溪县红池坝镇九坪村，赵永聚从刨猪汤里看到了商机，他建议将吃刨猪汤的传统习俗打造成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巫溪红池坝刨猪汤，以此提高农户收益。在他看来，将刨猪汤打造成商品所产出的价值要比卖猪肉高得多，还能提高就业率，推动当地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
在这些年的扶贫经历中，还有一件事让赵永聚很欣慰。他曾经十分担心社会服务工作会随着经验丰富的一代人退休而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但在与其他扶贫参与者的接触中，年轻一代所展现出的能力让他打消了这个顾虑。在将科研成果转化到当地生产过程中，年轻人的成果在扶贫中逐步“接地”，既能发现问题也能解决问题，扶贫助推了人才培养的“传帮带”效果。从文献到一线，赵永聚也把培养学生与扶贫融合在一起。疫情期间，赵永聚就指导研究生刘陶禄开展调研工作，撰写了题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重庆肉羊产业的发展建议》的调研报告，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重庆肉羊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
“如何减少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重庆肉羊产业健康稳定发展，也是确保养殖户脱贫不返贫的关键。”赵永聚说。
爱得越沉，走得越深
工农商学兵，除了当兵，其他4个王志章都干过。16岁下乡，毕业后在学校当老师，在机关做过公务员，办过杂志，写过剧本，去美国访学工作了10多年，回国后从商，专门修高速公路。人生就是一场轮回，十几年前，王志章又回到象牙塔内，成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名教授，开始钻研学术。40多年走南闯北，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不断拓宽着他的视野与能力，也成为他作学术研究的内生动力。他从不主张一个人一生只在一个地方，只专注一件事，但一定要把一生都献给祖国。于是在2012年，他踏上扶贫研究之路。
“三区三州”是国家深度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是脱贫攻坚战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这些年，为了作扶贫研究，王志章跑遍了“三区三州”，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他跑过11个。
王志章的“跑”绝不只是走过或路过，而是挨镇挨村走进农户家作深度调研。从2012年主持第一个扶贫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开始，8年里，他走进1万多个农户家庭，设计问卷、走访、调研、写报告⋯⋯他的工作里，90%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研究扶贫了。“对我来说，这是把知识转化回报社会的一种途径，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在8年的走访调研中，王志章不仅惊讶于最初在贫困地区看到的艰苦，更惊叹于如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的丰硕成果。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是以前很多人对贵州的印象。贵州全省90%以上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耕地面积只有10%，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这里还拥有我国最大的喀斯特地貌，自然美景始终让人心醉，但贫穷也曾经令人落泪。2012年，王志章第一次走进贵州省六盘水的农村，当地艰苦的生活条件令他吃惊不已。一个留守家庭里，奶奶带着两个孙子，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土豆。由于山多地穷，交通极度不便，即使当时有政策扶持，农民依然入不敷出。
2020年8月8日，王志章从位于秦巴山区的四川省达州市调研回到学校，他感慨地说：“达州之行让我看到了中国扶贫的进步，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希望，也看到中国乡村振兴的未来。”
在达州，王志章看到一支支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达州渠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张渠伟是“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为使渠县143802名贫困人口、130个贫困村脱贫和整县摘帽，他贡献了健康、智慧和热血。在他的带领下，扶贫项目、特色产业、易地搬迁安置都做得有声有色。2019年4月，渠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在达州，王志章看到达商回乡创业带动乡民脱贫致富。达州·中华银杏谷旅游度假区位于达州市达川区万家镇，2015年，万家镇吸引达州籍人士陈国见回乡创业，打造集休闲康养、旅游度假、民宿经济、银杏产业于一体的中华银杏谷旅游度假区，带动乡民脱贫致富。近年来，达州先后出台多项人才政策吸引达商回乡创业。
在达州，王志章看到不断探索中的脱贫新路。巴山大峡谷片区曾是达州宣汉县最偏远、最落后、最贫穷的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仅0.33亩，片区有贫困人口2.5万户、9.1万人，老百姓一度最大的愿望是年夜饭能吃上一口大米饭。近年来，宣汉县立足“建成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的规划，盘活文旅资源，以自然生态资源的自身优质与深厚的巴文化底蕴相结合。如今，“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随着巴山大峡谷正式开园，直接带动片区9万多人脱贫，辐射带动周边46万多人增收致富。
这次调研是西南大学缙云论坛自2015年起开展的第六次暑期社会调研行动。作为缙云论坛的主席，王志章每年暑假都会组织学校青年教师深入农村贫困地区调研，参与的教师会结合自己的专业写出建言，形成调研文集，并于当年出版缙云智库丛书《关注大西南——有话要说》。“带领年轻人深入农村基层，促使他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要做的。”王志章说。
调研是为深入研究打下基础，只有充分认识到贫困地区的真实问题，才有助于找准根源，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三区三州”之一，基础设施薄弱、社会发展滞后、县域经济发展不足、自然资源匮乏等是导致其深度贫困的原因。在临夏州的调研中，王志章发现当地的面点十分精致，建议将其发展成当地特色产业，统一包装为“临夏面点师”并注册商标，成立专门运营公司，同时开设面点师职业技术学校，培养专业技能人才。他的建议很快付诸实施，目前门店已突破万家，解决了上万贫困人口的就业脱贫。
要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及乡村振兴，人才起着关键性作用。通过对贵州省湄潭县两路口村的样本分析，王志章发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要有一批自身能力强的带头人，也要吸引和培养乡土人才，让在外的能人返乡，强化本土教育，储备好后备人才，使人才成为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石。
“知识的真正价值在于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王志章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认知。这些年，他完成了扶贫研究的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一个重大项目，以及部级以上项目和横向课题50余项，先后出版《连片特困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模式研究》《连片特困地区城镇空间生产与城乡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西部地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融合的路径设计与政策协同》等相关学术专（译）著17部，在权威期刊发表研究反贫困学术论文100多篇，培养出专门从事反贫困研究硕士博士30多人。他丰富和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研究，促进了我国扶贫工作发展，并通过中外扶贫经验的比较研究，为世界反贫困贡献中国智慧。
王志章把学问写在了祖国大地上，也写在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从脱贫到振兴，高校在路上
2017年3月28日，教育部直属高校、直属单位扶贫工作推进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会上表示，各高校各单位在扶贫工作中，动了真感情、用了硬措施、探了新路子，已成为脱贫攻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在脱贫攻坚道路上，高校不断探索创新，打造出一个个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高校样本。如建立助教支教团队和实践基地，教育扶贫远程教学平台等多种形式，助推当地教育水平提升；通过实施三个专项计划（国家专项、地方专项和高校专项），为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升入重点高校提供更多机会；有针对性地培养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向基层输送医疗专业人才；发挥高校医学学科专业及附属医院作用，提升当地医疗水平；形成“太行山道路”“湖州模式”“曲周模式”等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科技服务模式；以“专家大院”“科技小院”“科技大篷车”“百名教授兴百村”等多种农业科技推广的新做法，将高校科技成果和人才优势转化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产业新动能；搭建智库平台，通过深入开展政策研究和理论创新，为政策制定提供研究支撑⋯⋯
在脱贫攻坚战中，教育扶贫直指贫穷落后的根源，是顺利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保障，高校力量则为教育扶贫进程按下了加速键。脱贫攻坚已近收官，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是一场接力赛。如今，乡村振兴方兴未艾，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同样需要高校力量的持续输入。（作者：本刊记者 季昕 曹喆，本文图片除署名者外均由赵永聚和王志章提供）
来源：神州学人（2020年第9期）
作者：季昕 曹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