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云集的清华文学院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合影。一排（坐者）右二为资中筠，二排右八为文洁若。供图/受访者
1946-1952：“清华文学院”最后的辉光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0.8.31总第962期《中国新闻周刊》
1946年7月，西南联大停办，清华大学迁回北京复校。当时，工学院机械系一年级学生、清华政治系教授张奚若之子张文朴正因病休学在家，住在清华园新林院。
休学期间，他在校园内旁听过两次陈寅恪讲课。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坐在椅子上，直接大段背诵《二十四史》，一旁的助教王永兴将之写在黑板上。
陈寅恪的博闻强记，让张文朴叹为观止。那时他还不了解，陈寅恪曾是久负盛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一年后，病情初愈的张文朴转入清华文学院历史系，见证了清华文学院最后的辉煌。
“白云扶着的紫气”
张文朴进入清华文学院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已成绝响。
王国维1927年自杀，梁启超1929年病逝，赵元任常年在外调查，四大导师只剩陈寅恪。1929年7月，清华停办国学研究院后，陈寅恪进入清华文学院历史系，主持国学研究院工作的吴宓则进入外文系。
清华文学院1928年成立。当年8月，清华学校更名“国立清华大学”，设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其中文学院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系、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社会学系后改属法学院），由此开启了硕儒辈出的难以超越的时代。
抗战胜利后复校的头两年，西南联大三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依然举行联合招生考试。
1946年，英文考试题目为作文《解剖一只麻雀》，国文考试要求写一篇题为《学校与社会》的作文，并解释四个成语：指日可待、变本加厉、隔岸观火、息息相关。
三万多名考生共录取一千名，但各校录取分数线不同，清华最高。文洁若被第一志愿清华外国文学系录取。
英若诚、闻立鹤与文洁若同班。她曾听闻立鹤讲，他父亲闻一多遇难时，他扑到父亲身上掩护，结果自己也中了一枪，大难不死。
1947年，资中筠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因发挥失利，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考入燕京大学数学系。但她决心坚定，大二时通过转学考试如愿入读清华外文系。
资中筠的同班同学中，不少跟她一样是转学而来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女冯钟璞在南开大学读了两年后通过转学考试进入，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女儿读了一年先修班后考入清华。
第一堂散文课，老师出的作文题是《我为什么选择外文系》。资中筠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我认为每一种文字都像一把金钥匙，可以打开一扇扇通向无尽的知识宝库之门；我又深感我国的文化无比光辉灿烂，却不为世人所知，这金钥匙多数也可以使中国文化通向世界。”此文获得了最高分。
每天，资中筠在宿舍、课堂、图书馆和音乐室间四点一线。文洁若的课外时间也全泡在图书馆。
图书馆阅览室的地板用贵重的软木铺就，走路无声无息。在这里，文洁若将郭沫若的《女神》译成英文，将英国小说家查理·里德的代表作《修道院和家灶》译成中文，以此练笔。大家每晚都在图书馆待到闭馆才回宿舍。宿舍晚10点熄灯，很多学生备着油灯继续读书。
清华图书馆前种着紫荆花。清华校徽以紫荆色为底色，刻有“清华”两个白字。文洁若一直保存着当年的校徽，反面刻着她的学号350003。清华校旗亦为紫白两色，闻一多曾释之为“白云扶着的紫气”。当时外文系流行一首英文歌，其中有歌词：“O Tsinghua, fair Tsinghua, our college bright. May we be loyal to the purple and the white.”（啊，清华，美丽的清华，我校光明远大，我心忠于白云紫气。）
外文系设的多是文学课程，如散文课、英文名著、英诗歌、希腊神话、圣经。休斯夫人的维多利亚时期小说是资中筠和文洁若最喜欢的，狄更斯的小说资中筠绝大部分都读过。
雷海宗讲授西洋通史课。世界史教授刘崇鋐曾对学生说：“你们选世界史课，最好去选雷海宗的。他的课讲得出哲学味，我讲不出来。”雷海宗讲课时会将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做比较，如公元某年相当于鲁哀公某年，这对资中筠启发很深。
彼时钱锺书和杨绛刚回国不久，钱锺书讲授西洋文学史，杨绛教授西方小说。钱锺书和杨绛都是清华外文系的毕业生。杨绛曾说，他们夫妇认为中国大学里外文系最好的就是清华，所以决定接受清华的聘任。
钱锺书上课不用讲义，站在讲台上便滔滔不绝，学生只能拼命记笔记。他讲到哪一部分，就把阅读参考书目写在黑板上。每学期不设考试，交三份读书报告来判定成绩。
相比钱锺书的尖锐，杨绛性格温和，讲课轻声细语，学生们以她的名字为谐音给她起了外号“young lady”。
文学院还有一些外籍教授。讲英国诗和英国文学史的美国教授温德曾是杨绛就读清华时的导师，他同情共产党，国民党抓捕进步学生时，很多人在他的保护下逃过一劫。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外籍教授纷纷离校，一直对美国政策持批判态度的温德则留了下来。他每周末在家里举行音乐会，放唱片，多为西洋古典音乐。他家的大客厅里只有一套沙发，没有椅子，很多人在地毯上席地而坐倾听。
1951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欢送毕业生，于清华胜因院10号金岳霖家门口合影。后排站立者（左起）为哲学系教授沈有鼎、张岱年、王宪钧、金岳霖、邓以蛰、任华、冯友兰，前排右二为羊涤生。供图/受访者
未预潮流者谓之不入流
1947年张文朴就读历史系时，教中国史的老师已清一色是清华历史系创始人陈寅恪的学生，如秦汉史教授孙毓棠、魏晋南北朝史教授周一良、宋史教授丁则良、元史和清史教授邵循正、明史教授吴晗、专研唐史又兼教近代史的讲师王永兴和专攻近代史的两位助教陈庆华、张寄谦。其中周一良、王永兴、陈庆华是陈寅恪的助手。
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代起，陈寅恪常开课程有魏晋南北朝隋史、隋唐史、隋唐五代史等十多门。他懂印度文、巴利文、西夏文、蒙古文、梵文等多种语言，在课堂上也会随时引用。他的每一种研究都有指导思想，学生听课要结合很多辅助资料才能领悟。他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和小考，只有学校常规考试，从不给学生不及格。
陈寅恪的思想观点为清华历史系奠定了史学传统。在他看来，“身、心、家、国的一致性”是一个人学术生命的核心。他主张“预流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
历史系一年级必修课之一是“中国通史”，由吴晗讲授。吴晗在西南联大期间加入民盟，与张奚若关系密切，在北京常与张奚若在张家屋后的筒子河钓鱼。吴晗政治上反蒋，信奉马列主义，但在课堂上是纯粹的学者面目，不借古讽今。他讲课不完全按朝代划分来讲，而是选择官职、社会形态、经济状况等专题贯通来讲，尤其是社会经济方面的专题。有同学经常旷课，惟独吴晗的课从没旷过。
清华历史系的教材选用也别具一格。那时大多数高校使用中华民国教育部指定教材或教师讲义，指定学生阅读相关“学术名著”，如讲“唐史”指定学生读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讲“明史”指定学生阅读吴晗的《从僧钵到皇权》等。清华历史系则讲求“正本清源”，不用“部定教材”，也不提倡读“学术名著”，而是让学生直接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原著。
张文朴记得，邵循正讲授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到五四运动。他是研究蒙古史的专家，讲课喜欢分享研究心得，引人入胜。他身体瘦弱，讲着讲着就要坐一会儿，有时还要吸一口烟。
“教育要追求应然”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逐渐在高等学校实行课程改革。实际上，1949年1月北平解放，清华被接管，人事、课程、思想等方面的改造就开始了。
课程改造后，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发展方向转向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系以培养文教和文艺干部为主要任务。
外文系原来以英文为主要外语，俄、法、德、日为第二外语，注重文学素质培训。教改后，外文系分设俄文组、英文组、法文组，主要任务是培养为外交服务的口译或笔译人员。
很多学西方语文专业的学生要求转到俄语专业，将这视为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转变。后来党团组织布置学习斯大林论语言的论述“语言没有阶级性”，说服他们安心留在原专业。
一位法文口译教授被借调参加了高规格国际会议的法语翻译工作，回校后宣讲外文系应着重培养翻译尤其是口译人才，被外文系师生视为笑谈，也令其他教授所不屑，甚至遭到钱锺书的讥讽。
1949年9月，冯友兰辞去哲学系主任，雷海宗辞去历史系主任，分别由金岳霖和吴晗继任。9月26日，吴晗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1950年1月，吴晗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金岳霖继任文学院院长。
清华文学院存续的24年里，冯友兰担任了18年院长。
资中筠与冯钟璞关系要好，常去冯家。在资中筠看来，文学院教授大多个性鲜明，各具锋芒，甚至文人相轻，常有矛盾，要做好这个院长绝非易事。她觉得，冯友兰学问能服众，是少有的真正能称为学贯中西的学者之一，而且为人正派温和宽厚，兼容并包，有老派儒者风范，因此能让文学院中人和睦共处。
冯友兰数次在清华面临困境时被推到代理校长之位，维持局面，扭转形势，但从未被正式聘为校长。解放前夕，清华一度到了无法开出工资的窘境，也是他临危受命。资中筠说，冯友兰不仅行政才干突出，能带动学校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位具备完整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她对《冯友兰论教育》中一个观点感触颇深：“政治是处理已然，教育要追求应然。”
1949年夏，过完暑假回校的资中筠强烈感受到了气氛的变化。外文系的三十几名学生，有一大半参加了南下工作团，离开了学校。校园里到处在唱《解放区的天》，政治学习增多，团组织也频频开会。
经济学家王亚南受邀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大课，每个系派一名助教指导，学生分组讨论，这是资中筠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陈毅也到清华作报告，强调解放军进城后的统战工作，他说：“人家说我们右，我们就是右了怎么了？”
1949年，17岁的韩家鳌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为迎接开国大典，他和同学们的课余时间几乎被学革命歌曲、准备游行等各种活动填满。
赵淑华本是历史系学生，二年级时转到中文系。她回忆，当时教育资源已经开始向工农兵倾斜。她班上20名同学，约三分之一出身于工农家庭。
“旧学”的地位开始动摇。中文系新生鲜有好学古代文学的。为应对考试，韩家鳌在图书馆借了一本线装《诗经》，一旁做题的工科生投来异样的眼光，让他很不自在。
中文系里星光熠熠。中文系系主任、党支部书记李广田教现代散文，余冠英教《诗经》，吕叔湘和朱德熙教语法修辞，闻一多的学生陈梦家教新诗，王瑶讲中国新文学史，季镇淮讲古籍导论，马汉麟讲音韵学，吴组缃讲现代小说史，郭良夫上习作课。还有一些兼课老师，如艾青讲授现代诗，何其芳讲授文艺学。在频繁举办的专题讲座上，韩家鳌听胡风讲过鲁迅，听郭沫若朗诵过自己的诗。
李广田是诗人、作家，讲课不限于理论，引人入胜。他的课总有七八十个本系和外系学生来听，这在大一文科中比较罕见。
也是在1949年，羊涤生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
哲学系1929年建系后发展迅速，到30年代已是名师云集。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被称为“新实在论”学派，即清华学派。羊涤生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逻辑分析，都有家国情怀。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金岳霖先后担任哲学系主任，两人关系密切。解放初期，一批老知识分子尤其是冯友兰、潘光旦等民盟成员都被要求作检查，由年轻老师和学生审查提意见，冯友兰和潘光旦屡次不过。金岳霖闻之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金岳霖讲授形式逻辑，带学生念英文原著，选修的学生很少。每周六，他会换一身西装，将皮鞋擦得锃亮，直奔梁思成和林徽因家而去。
50年代初，受苏联极左思潮影响，形式逻辑受到批判。清华大学请马列专家艾思奇为全校学生讲政治大课，由金岳霖主持。艾思奇批判形式逻辑，金岳霖总结时说：“艾思奇讲得很好，好就好在他讲的都符合形式逻辑。”羊涤生听说，之后艾思奇几天没睡好，后来金、艾二人成了朋友。
那时，有的老师讲西方哲学史，每讲一个哲学家，都要贴个标签，说明他代表哪个阶级。
王宪钧讲“二难推理”时提到逻辑史上著名的“半费之讼”。一对师生签订合同，老师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学生先付一半学费，若第一次官司打赢，再付另一半学费。学生毕业后一直不打官司，老师得不到另一半学费，打算起诉学生。学生对老师讲，如果你胜了，按合同我不用付另外一半学费；如果你输了，按照判决我也不用另外一半付学费。因此无论官司输赢，你都拿不到另外一半学费。
80年代，在清华教形式逻辑选修课的羊涤生去北大找王宪钧。对于“半费之讼”困境，他有了破解之道：如果第一次打官司后学生不付学费，老师可以再次起诉他。因为学生既然赢得了诉讼，那就该支付另一半学费。
“现在看一所大学没有文科是不行的”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资中筠正在做毕业论文，导师是钱锺书。她最初的题目是《中西小说之比较》，因框架太大，被钱锺书改为《从西洋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中国小说》。钱锺书没有为她开列参考文献，只建议她看自己在这方面的著述。
当时清华园内从军热潮高涨，学校大礼堂几乎一天一场大会，号召参军。资中筠深受感染，决定放弃一切报名参军，但未获批准。
清华95％以上学生报了名，但只有50人获准。国家规定，三四年级工学院和外文系学生不予抽调，为国家建设做储备。此外，在“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运动中，外文系师生是重点。
资中筠作为外文系毕业班“总干事”，被同学们推举，代表全系向系主任吴达元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让学生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结果被驳回。吴达元说：“清华是要做毕业论文的，你们不想做可以转到外国语学院去。”
1951年，国家开始实行就业统一分配，各高校毕业生统一集训，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听报告。清华毕业生由学生会主席朱槠基带队，北大毕业生由学生会主席胡启立带队，与北师大毕业生同住在原辅仁大学的校园里，白天听报告，晚上回来搞文娱活动。
周恩来和各部部长为这批毕业生作了十几个报告，介绍了国家各个领域的建设情况。资中筠记得，报告中说，400个农民的辛苦劳作才能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每个学生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因此大家要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最终，清华外文系的十余名毕业生被分配至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局、公安局等单位，资中筠和冯钟璞被分配到政务院宗教事务委员会。外文系学生公认的理想去处是文学研究所，但几乎无人如愿。
不久后，资中筠调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冯钟璞调入中国文联研究部。两人自此走上不同的职业道路，资中筠成为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冯钟璞成为著名作家，笔名宗璞。
1951年，历史系主任邵循正有意让张文朴留校做助教，但统一分配使他的留校治学梦破灭，他被分配到教育部人事处。后来，张文朴进入外交领域，曾担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中国驻加拿大大使。
这一年，文洁若进入人民出版社，在那里，她认识了丈夫萧乾。这对著名的翻译家夫妇，晚年合译了《尤利西斯》，被视为文坛盛事。
1951年初，韩家鳌班上的十几位同学近半数提前结束学业。有人被调到正在筹办的《北京日报》，有人被调到急缺人手的中苏友好协会，还有人参军，韩家鳌被调到清华工农速成附属中学任教。直到清华文科重建后，他才担任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正式拉开帷幕。除二十多人外，清华原有的文、法、理各系全部调整到北大等单位。北大、燕京两校的工学院调整到清华。调整后的清华，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科大学。
院系调整前，赵淑华被调去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工作，调整后随这个班迁至北大，复学梦碎。这个专修班一路变迁，后建成北京语言大学，她也在该校的教授岗位上退休。
1952年，羊涤生南下参加土改后回校，被留在清华党委机关工作。此时，他的13名同学大多已转系或并入北大。
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国内所有高校哲学系全部撤销，一律归并北大，金岳霖担任系主任。羊涤生说，这事实上就是集中改造思想。金岳霖曾说，这个系主任不知该怎么当，每天去上班，坐在办公室也没人来找。不久后，金岳霖带领沈有鼎等一批人调到社科院。
198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陈寅恪、王国维的蒋天枢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建议清华大学建成真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陈云将此信转给相关部门。1983年3月，清华党委向教育部党组提交报告，建议在清华增设文科，逐步把清华办成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经批准，清华大学成立了文科筹备小组。
羊涤生调进筹备小组，筹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后担任副所长。一次，羊涤生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以及金岳霖和王宪钧的学生、洛克菲勒大学终身教授的王浩同桌用餐。高景德说：“院系调整时有当时的道理，现在看一所大学没有文科是不行的。”王浩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当时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反正是按照俄国人的办法干的。两校各有特点，干吗非要合并？”
清华大学逐步复建了外语系、社会科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等文科学系，1993年底恢复历史系建制，2000年复建哲学系。现在的清华，分别设有人文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清华源远流长的文科教育的生命，得以重新孕育。
清华文科复建后，提出秉持“中西融合，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学术范式。羊涤生说，这正是清华学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