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影像探寻文学的故乡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冰雪北国，刘震云的延津世界，毕飞宇的苏北水乡，这些中国当代文学版图里的著名风景，是作家故乡的真实描写，还是艺术想象？这些“故乡”，如何孕育出那些伟大的小说？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率领团队历时两年时间，跟随上述六位作家，从零下42摄氏度的北极村到海拔4300米的巴朗山，从滔滔黄河到滚滚长江，从绵延千里的秦岭到一马平川的高密，一路寻找答案，用影像探寻文学的故乡。这部一路收割现场、收割季节、收割美学的纪录片日前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播，拍摄过程中对上述六位作家的访谈也结集为《文学的故乡访谈录》一书同期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出版。 本文系《文学的故乡》总导演张同道对这部纪录片的精彩阐述。——编者
《阿Q正传》里的未庄、《祝福》里的鲁镇是否少年鲁迅生活过的安桥头？《红高粱》里的高密东北乡是否就是莫言生活的故乡？这一念头引诱我用影像探寻文学的故乡。
《文学的故乡》拍摄的作家首先是在作品里成功地塑造了文学的故乡，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其次，《文学的故乡》里的作家大多生长于乡村，这也是故乡最初、最原始的内涵；最后，《文学的故乡》里的作家应拥有不同的地理形貌与文化背景，组合起来基本象征了中国的面貌。
然而，文学是作家的心理搏斗，纪录片需要物质形象，如何把心理戏剧呈现为画面？有人担心纪录片拍成了采访加空镜，也有人担心拍成一组生活碎片，而不是文学表达。《文学的故乡》首先呈现的是土地。每位作家都来自土地，每片土地都有河流：胶河流过莫言的高密平原，黑龙江流过迟子建的冰雪北国，梭磨河流过阿来的嘉绒藏区，丹江流过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黄河穿越刘震云的延津世界，里下河流进毕飞宇的苏北水乡。土地里不仅滋生庄稼草木，也滋养文化风俗。其次，《文学的故乡》跟踪记录作家回故乡的影像。故乡隐藏着作家的童年、成长与最初的感知，一旦回到故乡，所有记忆都将被激活，可能随机迸发出精彩的纪实场景，成为鲜活的文学现场：作品里写过的地方，写作的地方，留下童年记忆的地方。再其次，作家心理创造过程的文学意象再现。艺术创作比女人生育还要神秘——什么情境下受孕，怎样发育为婴儿，如何生长为健壮的生命，飞鸿踏雪，几乎无迹可循。然而，本片力图情景化再现文学作品的受孕过程，揭示艺术创造的神秘机理。
为此，本片确认了这样的摄影美学：
土地之宽厚，山川之壮丽，季节之峻美，非航拍不足以完成表达。航拍不是空洞的山水风光，而是准确描述作家身后的独特地貌与风神。特别是从空中观看作家在大地山川上的活动，作家仿佛故乡土地上一棵行走的树，一株活动的庄稼。
还乡场景。还乡是本片的核心内容，全部采用长镜头跟踪拍摄，捕捉作家在还乡过程中的情感悸动，眼神闪烁，与家人、朋友、乡亲的交流，童年生活场景以及文学现场。盯住现场，发现现场，还原现场。
文学意象再现。文学意象再现采用蒙太奇方式拍摄，突出意象造型与象征，并通过剪辑打通现实与虚幻，制造亦真亦幻的艺术效果。
《文学的故乡》希望为每位作家找到一个意象，既有现实逻辑支点，又具象征意蕴，从某一角度提炼作家的精神气质。莫言篇里反复出现的是一位民间说书艺人，他在田间地头、桥上树下摆出小鼓，用高密茂腔、山东快书、西河大鼓演唱莫言的打油诗——艺人说莫言，莫言说文学；贾平凹篇里，一位农民在油画般层层叠叠的远山前锄地，迎着日头，步步向前——贾平凹曾说“我是农民”。而其余四位作家则提取一组象征性动作，本人出演。水乡的毕飞宇驾一叶小舟顺流而下，沿途遭遇小说里的人物青衣、玉米、端方，最终到达一片浩瀚的水域，每次都从水转场。北国的迟子建乘坐马爬犁越过雪原，越过岁月，驶入文学的冰雪根芽。山地的阿来从出场到结尾一直行走——他就是一位大地旅人，走过山原，走过河流，走进文学，行走是他与世界交谈的方式。刘震云则是两种意象的交叉：人群里的刘震云侃侃而谈，发表演讲，接受采访；独处的刘震云静默，读书，写作，思考。媒介里的名人与生活中的作家，两幅侧影。
每位作家都背负着自己的大地山河，草木四季。纪录片应该呈现每位作家最贴切的背景和季节。迟子建的故乡矗立于冰雪北国，雪野，白桦林，冰封的黑龙江和松花江。阿来的故乡盛开在夏季，从草原、森林、灌木到草甸，大地的阶梯（借用阿来语）逐级升高，每升一级就上演不同的地理形貌、植物花卉。贾平凹的商州隐藏于山势连绵的秦岭，刘震云的延津停泊在一马平川的黄河边，毕飞宇的故乡是水盈盈的河网、黄灿灿的菜花，莫言的高密则是四季变幻的容颜，从红高粱、黄小麦、绿玉米到一片苍茫的原野。
《文学的故乡》是一部纪实与想象交织的作品，呈现的不仅是物质真实，更是心理真实。伏案写作几乎是所有作家的公共姿势，纪录片里的写作场景展示的只是写作环境，但真正的创作发生在心里：情感与思想的搏斗，想象与创造的纠缠。如何把一位作家的内心戏剧呈现在画面里？我们不惜冒犯传统让幻象开进纪录片。阿来走进官寨，遇见小说里的土司。毕飞宇驾一叶小舟，沿途遇见小说里的人物……这是蒙太奇真实，不是长镜头真实。这是心理再现，不是真实再现。
我坚持请求每位作家回故乡，就是希望作家重返现场，回到真实空间，情有所动，心有所感，触发自然而内在的反应。《文学的故乡》里最珍贵的正是现场捕捉的影像。莫言回到家里，用高密话请95岁的父亲去县城过生日，父亲坚决拒绝。莫言又说又写，反复劝解，父亲才勉强同意，却突然问道：家里还有馍，还有烟，要不要带上？贾平凹走进秦岭深处的村庄，看见炊烟升起的房子，三句两句便与一位农妇拉上家常，走过去帮着炒菜，仿佛邻家大嫂。迟子建回北极村，一见白桦林便情不自禁地躺在雪地上，全然忘了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春节前夕，阿来回到马塘老家，久未见面的妈妈喜极而哭，把头倚在儿子肩上。天黑了，一家人载歌载舞，阿来也兴奋地又唱又跳。痛饮狂歌之后，他沙哑地说：“刚才我拉着我妈的手，我都流泪了。我从来不是这么脆弱的一个人，我是个男人啊！但你说乡愁这件事情，你经常地回去，它就不是乡愁。我觉得我家乡很美好，但是你让我留在这儿，我不愿意。”……
最有戏剧性的是毕飞宇。他原本不愿回到出生的村庄，担心情绪失控。无奈只好找一个相对古朴的村子拍摄。然而，毕飞宇在村里漫步一圈，默默不语，若有所思。突然，他扭过头说：“还是去杨家庄吧。”杨家庄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在一个模拟空间里，他找不到自己的童年。
30年别离模糊了毕飞宇的记忆，他努力打捞起来的只是无法拼接的碎片。左问右寻，在一片河湾前，他确定记忆的版图，却无法印证。他疑惑地四处打量，突然拍了一下脑门，“啊”的一声转过头去。摄影机监视器里，毕飞宇从特写走到中景，男子汉宽厚的背部微微抖动。长达一分四十秒的静默之后，毕飞宇转过头，擦了一下发红的眼圈说，“就是这儿”，走出画面。杨家小学，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小学对面是木匠家，毕飞宇自称5岁前几乎长在这儿。家里没人，他屋里屋外转了一圈，准备离开，一个影子从胡同深处缓缓飘移。邻居说，哑巴回来了。哑巴是毕飞宇的童年玩伴。他迎上去，握住哑巴的手，一起走进家门。哑巴嘴里发出单调重复、含义不明的声音，不时用手指点墙上相片里的木匠。毕飞宇用手比画着，哑巴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无法确认。这是一场没有语言的交流，仿佛默片电影。作为一位老纪录片人，尽管并不惊奇，但我依然要重复一句：生活远比舞台更有戏剧性。戏剧是可以导演的，生活没有导演。
事实上，阿来几乎所有拍摄都在现场进行，包括访谈：在草原上说青年时代的漫游，在梭磨河边说当年的诗人岁月，在土司官寨说《尘埃落定》，在森林说《空山》，在海拔4400米的山峰讲他即将着手的小说《植物猎人》。连惠特曼的诗歌都是在草甸的晨雾里朗诵的。
现场无法安排，无法调度，也不可预测，但现场最富于情感张力与戏剧效果。现场把纪录片的根扎进土地。
我相信，每一位作家都是被命运选择的人，作为一片土地的代言人。
文学是土地的呐喊。与其说作家选择了土地，不如说土地选择了作家——高密东北乡选择了莫言，秦岭商州选择了贾平凹。被选择的人注定要经历更多的苦痛——不仅生活里经受，而且文学里体验。文学是从大地里生长的植物，带着泥土的愤怒、无奈、爱情与心跳，远胜历史书里的庸俗概括与肆意扭曲。
《文学的故乡》是作家的故乡，他们把生活的故乡变成文学故乡。
《文学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从作家的故乡回到我的文学故乡。
《文学的故乡》更是所有人的故乡，我期待每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文学故乡。
（摘编自《文学的故乡访谈录》之导演手记）
作者：张同道
《中国教育报》2020年08月22日第4版 版名：文化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