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史料研究工作的一点看法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但它并不比文学史研究、文学评论工作重要性低，术业有专攻而已。所谓“史料工作在视野、理论、素养、方法上的要求，一点也不比做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的低”。我们既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低估自己。无论是哪项工作，都要拿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成果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搜集、整理、编选、研究，绝非剪刀加糨糊之类的简单劳动，它“有自己的领域和职责、严密的方法和要求、特殊的品格和价值”，它“不只在整个文学研究事业中占有不容忽略、无法替代的位置，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一门独立的复杂的学问”（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有无雄厚的文献基础则是一个研究领域是否已经成为显学的基本标志，也是一个研究领域能否穿越历史的时空而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王富仁：《〈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评介》，《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9期）。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史料工作，尽管都需要遵循基本的史料工作规范，但由于各自所面对的研究对象不同，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不同，因此在工作方法上也存在较大差异，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因地制宜。与此同时，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只有30余年的发展历史，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作家的书信、日记、声音、照片、演讲、交游、社团活动、文学期刊、报纸副刊，都需要去搜集、整理和研究。无论是笔名的辨析还是版本研究，无论是集外文的整理还是文学史相关问题的探讨，只有分工不同，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史料工作者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要不断摸索契合研究对象的工作路径。

如今，随着全国报刊索引、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等各类电子数字资源的问世，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好像真的只是某些学者所谓的“‘键盘侠’式的工作”，只需要输入“关键词”“作者”等信息，就可以一键搞定。近些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也经常出现“×××数据库建设”的选题，这一切好像都在表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真的进入了“数字人文时代”。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迎来的不是“黄金时代”，而是“危机四伏”，正如樊骏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更需要“正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包括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和自身暴露出来的日益明显的弱点”。

借助数据库发掘文献，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得保持警觉，有时候数据库里的文献并非期刊原貌。“故纸堆”是需要研究者去亲自翻阅的，不管是期刊还是报纸，得一期一期、一页一页地看过去。泛黄的报刊是有味道的，是充满历史感的，这样才能准确把握时代背景。从事史料工作需要耐心，需要定力，不管是学院派还是民间业余爱好者，最重要的是要下真功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工作，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是一项接力者的事业，需要水磨功夫，需要“甘于寂寞、一辈子埋首故纸堆、以史料工作作为自己惟一事业的专门家”。看似进入这一领域的门槛很低，但实际上需要专门的学术训练，真正具有扎实的史料功夫的“专门家”并不多。有不少研究者是半路出家或者是临时起意，在翻阅文献的过程中，看到一篇文章不见于已有的作家全集，没有做过详尽的文献普查工作，就贸然地判定它是一个“重大发现”。已经收入作家自己编的集子，或者已经被其他研究者公布，还堂而皇之地被视为“重大发现”，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全集未收录，不代表作家的年谱没有记载，更不代表其他的研究者没有公布。再者，现代作家的文章，有的发表不止一次，有多种版本，有时只是改换了题目，或者节选了部分，抑或文字上有较大的变动。判定一篇文章是否是佚文或集外文，需要慎重再慎重。每个人对于同一个文献，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是首发权是需要尊重的，得做足功课，不然会闹笑话。

史料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要落到实处，需要精耕细作。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使用工具书，比如作家的笔名录、年谱、研究资料以及文学期刊目录、文学编年史等。工具书最重要的功效是使用。因此，判定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它们是否切实地起到了工具书的作用。编纂一部“覆盖面广、收录齐全、内容比较精确可靠而又检索方便”（孙乃修编：《劫后文存——贾植芳序跋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的工具书，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并非一件易事，需要花费大量的心血。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徐迺翔、钦鸿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的唐沅、韩之友、封世辉、舒欣、孙庆升、顾盈丰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尽管并非十全十美，但至少是可用的，我们可以按图索骥。而有些期刊著作或者编年史，体量很大，却不实用，想查某个作家在某期刊的发表情况或者某年的文学创作实绩，要么一团乱麻，要么一片空白，大而无用。《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收录的数十种作家研究资料，包含作家传略、生平活动、著译目录、研究论文选编、研究资料目录等，花费了编者们大量的精力，限于当时编选条件的困难，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遗漏或者错误，但今天依然可以使用，查找起来让人感觉踏实。如今编选条件比那时便利多了，但有不少当代作家研究资料，编选的水平亟待提高，名为作家研究资料，实为论文选，名不副实。有的作家年谱只是作家重要文章的罗列，并未真正呈现作家的创作史、交游史，最多只是加长版的创作年表而已。作家的自白、回忆不能直接入谱，有时说法不一，不能全信，特别是作家后人所写的传记、评传之类的文字，多有溢美、掩饰之词，使用起来更要慎之又慎，需要互相参照，认真考证。从年表到年谱，再到年谱长编，绝不只是字数的增多，而是更为详实更为立体地呈现作家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可信可用的工具书永远不过时，豆腐渣工程只能速朽。

史料工作需要理论的总结和提升，但它更需要身体力行的耕耘和摸索。它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现问题，进而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现代作家的联名宣言、声明、创作等集体署名的文献，版权人究竟是谁？报刊上刊载的作家演讲稿是否是作家讲演的原话？作家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比如检讨书，是否是作家的本意，是否都应该收入作家的全集？这些特殊文献的情况非常复杂，需要我们反复讨论、论证。单是《鲁迅全集》《徐志摩全集》已经有了数个版本，但至今还存在各种问题亟待解决，更何况其他作家？作家全集的编纂不可能一劳永逸，其他史料工作同样如此。中国现代文学需要做减法，进行经典化，也需要做加法，进行拾遗补缺。当然拾遗补缺也不是没有限度，散佚的经典作家的作品或者一般作家的重要作品，都需要打捞。我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从事史料的搜集、整理，是为了摸清中国现代文学的家底，是为了深化作家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不是为了“沉渣泛起”，不是为了打捞而打捞。

史料文章有各种写法，无需拘于一格，但要言之有物。樊骏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长达8万字，陈子善自言“此文写于22年前，我多次重读，至今仍让我感到亲切和富于启发。我后来指导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和博士，一直把樊先生此文列为必读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要文献之一”（陈子善：《记忆中的樊骏先生》，《文汇报》2011年12月10日）。陈子善的《不日记》系列每篇都不超1000字，既有料又有趣。樊骏的长文不会让我们感觉冗长，陈子善的短文也不会让我们感觉“虎头蛇尾”，它们都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如今有些史料文章动辄上万字乃至几万字，实际上千字文就能说清楚的问题，绕来绕去，最终也没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行文一定要简洁、切题，“不矜才使气，不炫博争奇”，才能做到“叙述明白晓畅，字句平易浅近”（胡山源：《文人综论》，大东书局1948年版）。同时，文章需要反复打磨。前文提到的8万字长文，樊骏前后用了长达6年半的时间。文章在收入论文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他又增添了若干例子。这篇文章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严家炎评价此文是“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个分支学科里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可作为“现当代研究生的必读篇目和新文学史料学课程的必读教材”（严家炎：《史余漫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文学史料研究是慢工出细活，千万急不得。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项目资助”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