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会》：一本国民杂志和它所告别的年代
“可能《故事会》这本杂志会渐渐消失，但故事永远会存在。”
文|周航
编辑|王姗
本文转载自极昼工作室（ID : media-fox）
没有偷懒的笑话
厚厚一叠A4纸，横着放在编辑赵嫒佳桌前，上面记满了修改意见。她正在电脑上照此修改文稿。
这是10月下旬的《故事会》样稿，最前面还是笑话，风格依旧“故事会”，第一则内容是：
丽丽坐在公交车上面，发现有个小偷正在掏旁边男人一个包，掏了半天什么都没有。丽丽拍拍他的肩膀，低声说你别掏了，这个人没钱。小偷诧异地看着丽丽，问：“你咋知道？”丽丽笑了笑说：“我能不知道吗？他是我老公。”
这个笑话太老了，讨论会上，主编提出，得“与时俱进”，“上海现在最空的就是公交车，改成地铁比较合理。”
赵嫒佳圈出了“公交车”，旁边写上“地铁”。作为这期杂志责编，她太忙了，之后还得给所有稿件排版，几乎是喊着在回答：“我要忙到九月底！”
办公室安静得像图书馆。泛黄的老空调持续送出低沉的风声，键盘声、书写声间隙响起，证明时间还在这栋上海老洋房流逝。院子里有棵广玉兰，据说已活上百年，长得比楼高，偶尔会有小松鼠跃过，树枝伸到窗外，不时传出鸟叫声。
编辑部很小，两间办公室紧挨着，两位副主编各自带领四名编辑，制作上下半月杂志。和赵嫒佳一样，都是女性，一张张办公桌被植物、玩偶和照片装扮得温馨细致。除了一位“90后"，其余都是“80后”，大多数是上海人，名校毕业。
国企工作嘛，她们说，最大好处是安稳，作息恒定，没有“996"，“能顾家”。一个港中文毕业的上海男孩工作两年没发一篇故事，也没被催促过，去年他换了更稳定的工作，成了有编制的中学教师。
当然了，她们说，对文字的热爱才是工作基础。大多数人毕业后基本在这里度过，也有例外，三个编辑之前供职以举办"新概念大赛"闻名的另一本杂志，六年前那里从半月刊改成月刊，岗位随之削减。都在上海，两个编辑部隔了两公里，走路不到半小时。
和想象中不同，每个人都很忙碌。如果《故事会》编辑部有新故事，这倒是其中一个。杂志式微，主编寄希望通过出版图书带来更多盈利。任务分到各个编辑，原本5点下班，近两年经常得多留半小时。
周一上午，唯一的“90后”编辑小赵盯着眼前厚厚一叠讲初中体育学习方法的书稿，头也没抬，慢吞吞说，周末前她就要把书稿交上去。杂志来稿依旧很多，要对着电脑看时间太久，每个人的WORD背景都调成护眼的浅绿色。
安静是这儿的常态，但也有一些小小的时刻会冲击到办公室，比如一个读者来电。
有次中午，编辑丁瑶瑶正在吃面，读者电话来了，上来就是一通骂，“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那种笑话笑得出来吗？”“你们以前笑话都很好笑的，现在都在坐吃等死吗？”
丁瑶瑶脸唰一下就红了，只能深呼吸，平复心绪。毕竟是老读者，她希望尽可能获得理解。那通电话聊了很久，挂完面条坨得没法再吃了。眼泪挂在脸上。
读者得到了安抚，记下她的邮箱，答应推荐看中的笑话。她则用了更久，才从委屈的情绪中走出来。“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找笑话的过程是没有偷懒的。”她说。
工作中的编辑。图/周航
“熟”
很难说清，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故事会》逐渐从人们生活中退场。有那么几个小小的场合，它重新被人记起。
一次是《隐秘的角落》热播，原著作者紫金陈说，小说借鉴了《故事会》一些情节。还有一次，乐队“五条人”主唱仁科说，没有电视，《故事会》是儿时娱乐来源，五条人后来出了一张名叫《故事会》的专辑。
绍兴路74号，陆续有记者来探访《故事会》，文章多少带些缅怀性质，像描述一艘二战时的航母，依旧停留在港口，但不复昔日荣光。
事实上，《故事会》的编辑们找工作时也惊讶于这本杂志居然还活着，十年前这样，现在更是如此。
两年前，赵俊斐来这里面试，以为走进了电视剧《情深深雨濛濛》的拍摄地。民国时建造的花园洋房，深红色楼板磨掉了漆，走上去声响沉闷，咚、咚、咚，像踩在一缎厚重的棉布上。
时光好似封存在绍兴路。地处上海市中心，这儿却格外安静。清水砖墙沿街排列，个个挂牌“历史保护建筑”，《故事会》早年买下的一栋如今已然天价。路太窄，两侧行道树阴影叠在一起，汽车提不起速，倒不如自行车快。
收入不算高，但对赵俊斐来说，有张安静的书桌就够了，她出生于1997年，复旦毕业，“想挣钱就不会选中文系了。”
文质彬彬，有和年龄不符的沉稳，副主编朱虹第一眼就看中了她。面试结束，临走前她轻轻塞回椅子，朱虹想到多年以前，《故事会》刊登过的故事，应聘者将地上纸团扔进垃圾桶而赢得了工作，这个细节打动了她。
听起来有些古老，但毕竟这里是《故事会》，它珍视自己的历史，新人入职接到第一份礼物通常是几十个经典故事编成的一本书，名字叫《故事中国》。
太安静了，上班第一天，赵俊斐悄悄给隔壁的副主编发微信，“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嘛？”
成熟的作者都有固定编辑，她需要自己挖掘，个人邮箱刚放上杂志，投稿寥寥。她尝试性送审一些，基本都被打了回来，“文学味太浓”，“不是故事”。在《故事会》，“故事”是和小说并列的文学体裁。没有一所大学中文系会这样教，在这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更具体地说，故事线索单一，密集情节围绕主人公展开，结尾通常得有转折；文字简洁明快，多用短句，最好是普通人说话口吻。为了转述方便，故事里的“我”都会被改成第三人称，最常见的取名是“阿某”。赵俊斐说，以前她从来没想过，写的东西是为了讲给别人听。她的一个同事想到了明代市井小说“三言二拍”，都是“接地气”，受众多是普通老百姓，文化程度不高，用来消磨时间。
这就是人们后来说的“故事会体”。哪怕一个笑话，《故事会》也坚持自己的标准。入职半年后，赵俊斐成了责编，负责搜集笑话，最初找了很多网络上流行的对话体，但是没法用，“必须得有场景、有核心笑点。”
对赵俊斐来说，这工作和生活距离遥远。不可能按照自己喜好找笑话，那些埋梗太深，“8g冲浪才能get（理解）。”
办公室里堆满了《故事会》杂志。图/周航
杂志出版过大几百期，找齐十几个新笑话就是项浩大工程。和前辈一样，赵俊斐从邮箱整理投稿，专门有人搜罗笑话，选中能赚点零花钱，不够还要自己去网站找。几百个笑话打印出来，人手一份送到其他编辑那里。刊登过太多了，人们靠集体记忆检索。有一个编辑在旁边写“发过了”，这则笑话就会被淘汰，如果两个人标注“熟”——意思好像看到过，也不能再用。
“熟”，是每个编辑写的最多的字，以至于简化到用字母“S”代替。所有人都看了太多笑话，有时现实中想讲一个，刚起了头，就会有人打断：“熟”。
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笑话能幸存到第二份文稿，再送到老编辑姚自豪那，他见过更多的笑话，也负责判断故事成色。经他打勾，笑话或者故事才算过关。
曾经的编辑都老去乃至故世了，只有姚自豪还在一线。他也71了，头发稀疏，退休后返聘，这儿还离不开他。
我到访的这个周一下午，姚自豪必须要当天完成全部工作。右眼越来越模糊，已经诊断出白内障，第二天他就要去做手术。整个杂志的流程都提前了，责编提早整理好文本，在他告假前一天摆到了办公桌上，等待这位权威者的判定。
姚自豪弓着背，把头挨在玻璃已经裂开的办公桌上，用钢笔检阅每一个笑话。前两个打上了勾，第三个毙了，这是个有关马桶的笑话，“这个就格调太低了。”他用很轻柔的语气说道。
日复一日的审稿、修改、校对，就是《故事会》的日常。姚自豪还不是最后一道关卡。最后决定笑话或者故事命运的，是所有人参与的讨论会。
还记得那个公交车上偷窃的笑话么，它最后还是被淘汰了，因为讨论会有人说：“熟”。
除了编辑、主编，还有三个外聘专家会专程参会，他们都是《故事会》的老作者，会特地从上海郊区坐短途火车赶来。最大的接近80岁了，经常不理解“996”这种网络词汇，另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总会给他解释，有时解释还不准确，这时姚自豪会再解释，他通常是对的。
在《故事会》，他们是被尊敬的对象，再新潮的年轻人也钦佩，他们提的意见经常一针见血，一个情节转折挪了地方，故事就像重新拥有了灵魂——和年轻人一样，这些经历过《故事会》辉煌的老人现在依旧用自己经验，努力让《故事会》保持原来的水准。但这看起来越来越难了。
绍兴路74号，《故事会》编辑部所在地。图/周航
离开的作者
如今，姚自豪仍旧住在集体宿舍，老式的一居室。没赶上福利分房，但宿舍保留下来。到了礼拜五下班，再坐长途车回到郊区金山的家，周复一周，时间如流沙般悄然滑走。
老派，是一些编辑形容姚自豪的词。这么多年，他带给人以温和诚挚的形象，几乎不会生气。业余他喜欢古玩，特别陶瓷，颇有研究，还写过长篇小说。审稿遇到不懂的新词，他总会询问旁边的年轻人，但自己生活中从来不用。有时他还比年轻人时髦，《甄嬛传》就是他推荐给其他编辑的，他被称为“甄嬛传十级学者”。
就像纺织厂的老师傅一摸面料就知道质地如何，姚自豪凭直觉就能审稿，在办公室，有时他会点评手中故事，“故事核有点老”、“结尾没有翘起来”。
对年轻编辑来说，这种评价就像法院的判语，是他们衡量稿件质量的绝对依据。毕竟，经历过《故事会》黄金时代的人，办公室里也只剩姚自豪了。
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最初是本政治宣教读物，真正赢得声名是在改革开放后，社会重心回归经济发展，一个叫何承伟的年轻人带领它走向了市场。那也是“故事会体”成形的年代。
何承伟后来回忆，自己当时苦闷于工作无聊，经常往外跑，一次去四川出差让他真正爱上故事。那是一个两三百人大礼堂，台上有人讲故事，捉鼠大王怎样逮老鼠，下面听众都被吸引了，连上厕所都不愿意去。何承伟也听入了迷，他感到一种久违的激动，“儿时理想中的故事好像回来了。”
回到上海，他确信《故事会》应该作出改变，发动编辑去各地挖掘作者，搜罗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故事会》则借助现代印刷术和邮政分发系统，将它们带到了全国各地。到1985年，《故事会》销量达到巅峰，760万册，位居世界第一。
“口头性”成了“故事会体”最重要的标志。那也是口头文学的黄金时代，讲故事还是人们重要的娱乐。去农村插队时，姚自豪就成了讲故事一把好手，从田间劳作的休息间隙，讲到干部们的会议上。后来他成了《故事会》的作者，一个中篇故事还改编成了电影，再之后，他索性辞掉中学校长工作，来这里做了编辑。
如今，姚自豪被其他编辑称为“代表最纯正故事理念的人”。年轻人说套路，他还是习惯说“套子”，这个概念接近文学里的叙事策略，但老编辑们完全是凭经验总结出来的。
套子可以重复，“故事核”却必须新颖，这也是老编辑总结的，“故事核就是一两句话能概括，一个故事最核心的内容。”
比如两年前《故事会》刊登过一个故事，某个女人在公交车上，用微信“跳一跳”游戏，发出了“sos”（紧急求助），最终被另一个乘客发觉她被胁迫，报警后得以解救。
这则故事令一个年轻编辑印象深刻：“套子很老，就是英雄救美嘛，但故事核很新，就用了跳一跳。”
姚自豪相信，要是每期有五到十个更好的故事，《故事会》销量能显著回升。但如今很难做到了，对此他只能无奈感慨，现在有些作者没有当年用心，好像只是奔着稿费，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太功利了”。
当年的人们，“心底里边就是喜欢故事。”有一次，为了一个中篇故事，姚自豪赶飞机去天津，作者很配合，在宾馆和他聊了两天，修改了稿子。一次搬宿舍，几个编辑理出厚厚一叠公休单，都过期了还没用。
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已经付出了所有，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从白内障手术中恢复，重新坐回那张靠窗的办公桌。
年轻编辑们也没办法，毕竟故事还是要靠作者写。每天打开邮箱，编辑陶云韫都会期待，老作者的标星会突然亮起来。但很少有惊喜。亮起来的总是靠后的那些，新近挖掘的作者。
七八年前，她从离职编辑手里接过一份作者名单，他们现在几乎都不写了。有人因为家庭变故封笔，还有人转向影视项目，不再从事文字工作。
工作第十年，丁瑶瑶今年惊喜迎来一个老作者回归。农民出身的老作者如今已成名家，多个作品改编成电影。投稿是因为和老友聚会，突然想起了《故事会》。原文很长，小说味浓厚，丁瑶瑶花了不少功夫才和作者一起改成故事。即便如此，她形容收到稿子那天，“感觉天上放烟花了”。
曾经，很多农村作者靠给《故事会》写稿，走入城市买房定居。现在作者地址清一色位于城市，有的还写农村题材，但过于陈旧，实在没法用，还有的脱离农村太久，写得也好像“没那个味了”。
很多年了，《故事会》稿费停留在千字几百，如今看来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今年1月，《故事林》休刊，曾经竞争激烈的故事类杂志市场如今显得萧条，编辑们知道，作者又要少了，以前他们被拒稿，还能改投其他杂志，至少不白写。
去年，一个在广告公司工作的女孩跟编辑陶云韫说，自己在写网文了。她擅长写职场，陶云韫很看好她，前些年笔会特地将她请来上海，只能报销火车票，她还自己买了机票过来。
女孩发来了很多网文APP链接，陶云韫下载了一个，第一次看网文，不知不觉刷了一下午。就像夺走了她的时间一样，现在有太多新事物抢走了《故事会》曾经拥有的读者。
“真的很无聊的文章，那种霸道总裁之类的爽文。”陶云韫说，“但真的有魔力。”
编辑部内景。图/周航
曾经的“爽文”
其实，在前编辑严剑眼里，《故事会》也是爽文，只是现在没以前那样精彩了。
严剑就是那个去年转去做老师的上海男孩。工作两年里他给其他编辑留下不太说话的腼腆形象，实际上他算得上健谈，也有许多理论层面的想法。他很早就将《故事会》和网文联系起来，结局都是好人战胜坏人，不同的是，《故事会》具有道德说教意味。
和网文更大的不同则在于，《故事会》跟现实联系更加紧密，以前的《故事会》更是如此，甚至堪称犀利。
忠实读者陈力对此做了更细致的总结：1987年到1991年，很多故事写重男轻女一类的封建陋习，92年到94年那段，有很多写找关系上学，95年开始，农民工进城、公务员题材开始涌现。2000年以后，总结不出来了，现实批判的色彩越发暗淡，用他的话来说，“和谐了”。
最初，陈力和其他人一样，《故事会》就是上学时晚自习、上厕所的消遣读物。工作后他惊讶发现，每个人都知道这本杂志，地铁上都有人在看，好奇心驱使他去二手网站买了过去的《故事会》，然后真正爱上了它。
他会向一些朋友分享自己扫描的旧故事。比如93年的名篇《血鉴》，女孩失手摔死了表弟，舅舅后来设计把女孩活埋，“是不是很B级片”，还有一篇98年的《大海作证》，“这个现在看都算涉黄。”
太多读不完，他也有自己的办法筛选：先看结尾。如果是“谁谁谁看到这样的结果，晕死过去”，带有一定悲剧色彩，故事通常比较精彩；还有些结尾一看就倾注了感情，又或者一些老作者喜欢用对联，一般也不赖；但像“小丽听到老公这样说，不好意思地笑了”，通常挺无趣。
至于现在的《故事会》，陈力很少买了，上海报刊亭消失得快，不好买，另外也觉得不如从前好看，“现在一期可能就一两篇好看，以前是百分之七八十。”工作太忙，有时他就刷会儿视频或者玩两盘《王者荣耀》消遣。
编辑们也没办法，不仅是时代不同。作者普遍反映找不到好的素材，有人专门写婆媳关系，直言自己翻不出花了。陶云韫还会鼓励作者多尝试锐利题材，但似乎没什么太大用。最近做责编，她就摘了一个张医生的故事，取材自张文宏的经历，“算是小小的支持。”但这样的机会很少。
即使在《故事会》，陶云韫也称得上格外安静。私下，她是爱听后现代摇滚，喜欢看王小波的文艺青年。过去用MSN时，她的名字叫“菲菲”，名字出自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写的是一个满嘴脏话举止乖张但内心彬彬有礼的孤独少年，上学时她一看这书就哭。
她也恐慌过，会不会一辈子会待在这里，四五年前，人生走过30岁后，她突然对日复一日的重复感到厌倦，她喜欢书法，觉得去做个书法老师似乎也不错。
《故事会》人员流动不算高。离职大多因为个人原因，“比如老公要去国外工作”。也不乏奔赴互联网公司的，陶云韫接替的那个女孩就是，陶陶跟她聊过，“她想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比方从零到一打造一个东西。”
有时陶云韫也想改变什么，比如是不是不用所有开头都那么“口语化”，在纸张上显得单调平淡，又或者更激进一点，做个播客一类的新项目？但最多跟同事说上一嘴，这些想法也就没了下文。
在编辑部，对未来的迷茫多多少少存在着，但那毕竟还没到来。至少现在，尽管利润很微薄，还是《故事会》每个月几十万销量，支撑着整个公司运作。
陶云韫最终留了下来。芬兰学者盖玛雅到来让她重新审视了自己工作。盖玛雅年轻时在中国留学，将《故事会》视作研究中国当代生活的途径，后来在瑞典上课会用《故事会》的文章作翻译材料。
绍兴路的蛋糕店，老太太约了每个编辑聊天，在哪上学，怎么来故事会，更多则在拉家常。那大概是2016年秋天。两年后，她又来了一趟中国，同样来看了编辑们。现在她还在写一本书，拟名《故事会：一本还存活的通俗文学杂志》，有编辑定期给她寄杂志。
一个外国人都如此关注《故事会》，陶云韫想，这份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
陈力收藏的《故事会》旧杂志。讲述者供图
陈力收藏的《故事会》旧杂志合订本。讲述者供图
与时俱进
“《故事会》还是与时俱进的。”绍兴路74号，夏一鸣坐在办公室说。2015年他从何承伟那接过了社长和主编职务。
夏一鸣在绍兴路74号待了整整三十年了，1991年华东师大民间文学专业硕士毕业，他就来这里工作。
他乐于谈论这本杂志的变化，每隔一段时间，《故事会》都会推出新栏目，比如多年前就推出“诙段子”，就是原来的笑话栏目之外，更接近网络段子的新笑话。
“但它好像没有超越网上的段子？”我问。
“它就是来自于网络。”夏一鸣看起来有些激动，他的皮肤很好，面庞有着牛奶般的透明白色，此刻紧绷了起来。他在半空中翻开手头的《故事会》，指着这个栏目说，“但我们像冯梦龙对当时流传的东西总结、改编一样，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这就形成了新的民间文学，是能流传下去的。”
冯梦龙是明代文学家，“三言二拍”系列丛书的编纂者，夏一鸣给编辑们定的目标就是成为冯梦龙那样的人物，把编文本这门手艺做到极致，不仅会编杂志，也会编图书，乃至以后用更新的形式呈现故事。
在《故事会》这个小小的公司，夏一鸣作为主编要负责内容，作为社长，也要像企业家一样经营公司，同时他也是一名国企系统里的处级干部。他还是微型小说协会会长，最近在写这方面的书，为此正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希望用海氏的哲学框架解释一些现象。
夏一鸣工作中。图/周航
显然，夏一鸣最喜欢主编这个角色。他的微信头像就是美国严肃文学杂志《纽约客》一期经典封面。夏一鸣对很多国外杂志都有研究，它们看起来和《故事会》相去甚远，但他说，《故事会》可以学习这些名刊的优秀之处，比如《纽约客》简洁的文风、幽默的笔调，又比如《经济学人》统一的风格、出众的封面。
他也不讳言经营压力，2010年，广告就开始消失了。但那是没办法的事，《故事会》九成销量来自报刊亭零售，而报刊亭在各地消失。很久未做读者调查了，发行部的员工只知道，大部分销量来自沿海地区。
曾经，《故事会》利润堪比一家中型钢铁厂，但后续斥资推出的许多杂志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在2014年，《故事会》还推出了文摘版。
两个月前，文摘版改成了校园版。这是夏一鸣谈兴最高的事，如果不打断也许能聊上一下午。他一手规划了转型，七个栏目都出自他手，有教学生写作文的，有教阅读理解的。他希望这本杂志能走入校园，成为新的盈利点，这样也能更好发展新媒体。
我说了自己最后的困惑，关于口头文学的未来。无论四川的摆龙门阵，还是田间村头的聊天，这些场景都不复存在了。在这个传播便捷的时代，视频和播客如此兴盛，是否还需要一本纸质刊物来承载口头故事也令人生疑。
稍稍有些出乎意料，夏一鸣爽快地予以了肯定，“我们坚持把故事保持定位在口头文学上面，正好和现在的时代有很好的一个结合点。”
“可能《故事会》这本杂志会渐渐消失，但故事永远会存在。”他双手抱在身前，像是想要在空中捧些什么。
这听起来还很遥远，不过眼下，他就有件很头疼的事。《故事会》要搬家了，离开一直待的绍兴路，搬去上海近郊一个园区，为此他最近没少往那边跑，又是看食堂，又是测量空气质量。
那里不再有一个个办公室，像互联网公司一样集体办公，一个编辑用惊讶的口吻转达听来的消息，“听说那里都没有天花板，水泥工业风。”
搬家前夕，过道堆满了纸箱。图/周航
出版集团下属几十家单位都要搬过去，时间就是今年10月，大大小小的箱子开始打包，塞满了编辑部的办公室，大多是公共用品，挂在墙上的合照，好多以前的插画作者原画也翻了出来，都舍不得扔，要一起带过去。
搬不过去的，大概只有这栋花园洋房，还有守大门的老沈头，他本来就是退休返聘，来这里站最后一班岗。
在《故事会》，最不缺的就是历史，如果你愿意听，每个人都可以说上长长的故事，老沈头也不例外，从一个午后的打盹中醒来，他说起出版社的变迁：“个（这）条路这么多出版社，老早（以前）都是一户人家呀，后来分家了，侬晓得个呀，像老早钢铁厂，一车间，二车间，独立了……”
（文中陈力、严剑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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