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江涛｜海纳百川：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种特质

作者：高江涛

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不是最古老也并非唯一最辉煌的文明，却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独树一帜，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绵不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这是区别于其他古文明的最大特点。那么她延绵不断的深层原因或言内在特质才是最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一点恰恰也是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从中汲取复兴力量与自信的关键所在。百年中国考古实践，尤其史前考古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在其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就已逐渐形成了一些特质，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即是其中之一。这一点看似人所共知，却最值得深入探究。

良渚文明是以玉器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与早于良渚，同样玉器发达、宗教色彩浓厚的江淮地区凌家滩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且处于相邻地区的二者之间明显存在着一兴一废，良渚文化玉器对于凌家滩文化因素的吸收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良渚文化发现有数千里之外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特征的玉器也是学界的共识。中原地区这种兼收并蓄的特点更为明显，尤其到了龙山时代，文化间的融合与交流在中心或都邑性遗址中形成一股浪潮。

玉琮

陶寺文化出土铜器以及双耳罐显然与甘青齐家文化甚至以西更远的欧亚草原地带有一定关系；陶寺文化形式多样装饰绚丽的几何纹饰陶器很可能来源于东北方向的小河沿文化；陶寺文化常见的玉石钺、璧、琮等应属于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或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文化因素，陶寺文化礼器性质的鼍鼓、部分圆点纹彩陶以及随葬猪下颌骨习俗等应源于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陶寺文化的“粗体觚”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的同类器十分相似，而王级大墓中出土的玉兽面又与后石家河文化多见的兽面属于同类形制与技术，陶寺遗址最近出土的“玉笄”与后石家河文化常见的玉笄或鹰首玉笄几无差别。

“玉笄”

玉兽面

龙山时代的晋陕高原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之间在陶器、玉器、铜器、建筑技术等方面存在交流已是不争的事实。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最新发现的石雕图像对东北地区石雕传统的吸收十分明显，而一些石雕的兽面与人面饰却又与远在江汉平原的后石家河文化多有相似者。至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汇聚融合四方先进文明因素再次达到一个顶峰，并且二里头礼制文明传播辐射至周边以及较广阔区域，这一点已成常识，无需赘述。

彩绘壶

从长期持续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遗址看，探索早期国家问题的都邑性遗址如良渚、陶寺、二里头等，甚至一般的中心性聚落都有着复杂多样的周边及远距离的外来文化因素。

中华早期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精神内涵在有限的先秦文献记述中也有所反映。传统文献在夏代之前是有关“尧、舜、禹”的记载，可称之为以“尧舜禹”为代表的一个特殊时代。就古史的传承和考古的实践而言，尧舜禹时代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恰恰是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或者说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阶段。相关记载，真实与否，聚讼已久。后世追叙的“添枝加叶”，古史记述的“层累”，以致久远的这一时期成为“传说时代”。

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与相关研究推进，包括甲骨、金文与简牍等出土文献逐渐增多，我们意识到有关上古史明显有一个不断被夸大、神化和层累的过程。但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在夏代之前存在着一个有待长期探寻与科学构建的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时代，这一时代不排除逐渐“走出传说”的可能性。重要而又困难的是拨散神话迷雾，除去水分，追本复原。不宜过多执着于文献记述只言片语的本身，忽略了“传说”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反映的观念、思想、意识层次的考察。

《尚书·尧典》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记述唐尧温和恭谨，亲善九族，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史记·五帝本纪》记述尧功绩时直言：“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其反映的时代政治架构，显然不能简单对应“九族”与“万国”，存在众多族群与政治势力集团可以肯定，更为重要的是尧“和合”万邦九族的执政理念。

另外，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典籍中常将之尊号为“文”。陶寺朱书文字扁壶之“文昜”或“文尧”两字表达了其后人追述尧文德伟绩的信息。《帝王世系》：“有苗氏负固不服，禹请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文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韩非子·五蠹》有相同记载：“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记述尧舜不用武力，以“文教”服三苗。战国竹简《子羔》言及虞舜时说，“何故以得为帝？”孔子曰：“昔者而弗世也，善与善相受（授）也，故能治天下，坪（平）万邦……”

陶寺遗址大墓M22墓室东壁中央显著位置立一具完整的公猪下颌骨，并对称两侧各排列放置3件彩漆柄玉石兵器，正是《周易·大畜》所言之“豮豕之牙”。“豮豕之牙”及围绕它布置的玉石兵器呈现的葬仪所表达的也是“其豕之牙，成（盛）而不用者也”，体现了陶寺文化与社会繁盛却不黩武扩张，统治者崇尚“文”德的和善思想。

尧舜时代的政治理念强调多元、包容、融合，这种内涵与思想影响深远，先秦诸家也对此继承发展。我们熟知的《论语·学而》中，孔子云：“礼之用，和为贵”，将礼制的最终目标定为“和”。《荀子·王制》主张“和解调通”，进而“和而不同”，追求多元融合。也即《国语·郑语》史伯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合是多种因素的统一，即多样性的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重要内容。“协和万邦”，各国共同发展，这在精神实质上就是今天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可见，传统历史文献中的“尧舜禹”时代与考古学上的早期中国文明形成时期，虽为不同学科领域进行的划分，却在反映中华早期文明特质方面有着一定程度互补与一致。

中华文明为什么在其早期阶段就具有了这种特质呢？中国史前文化多样与多元的客观存在，使得不同文化在互动交流与传播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开放、融合、借鉴的文明特质。换言之，多元互动是中华文明赋有海纳百川特质的内在客观原因。

在史前时期每一个地理单元或地区如燕辽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中原地区等都有着各自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甚至区域文化各有特色，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国史前文化从社会开始复杂化时就表现出“满天星斗”式的多元。而且不同区域在各自文化或连续或间断演进变化的同时，文化之间存在互动交流。对于某一考古学文化而言，文化互动的结果直接表现为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先进因素不断汇聚，所谓海纳百川或兼收并蓄。文化互动还会使主体文化在吸收的基础上对其文化与社会有所扬弃、改造或创新，甚至融合形成新的考古学文化。

庙底沟文化是仰韶时期区域文化互动的一个峰值期。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发展成为庙底沟文化，庙底沟文化在晋南豫西兴起后，开始向周围传播，再次西进关中地区，并吸收当地原有文化因素，将该地区纳入自己的文化范畴；向北挺进晋中，取代原有的后岗一期文化。影响了豫中地区、晋北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和豫西南等区域，使这些区域成为庙底沟文化的边缘区或文化交汇变体地带。仰韶文化晚期随着庙底沟文化空前发展的结束，仰韶文化开始分化，在不同区域形成新的多样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进入了文化互动的微弱阶段。

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期，同时也是史前区域文化互动的高峰期，甚至存在东亚的史前中国文化互动圈、北亚文化互动圈、中亚文化互动圈这种跨文化圈的互动。无论是学者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还是高地龙山社会与低地社会的文化互动，龙山时代是中国史前文化互动的最重要阶段基本已是学界共识。晋南与周边地区恰恰是多元文化互动交流的集中区域。这种互动不仅仅是区域文化间单纯的文化交流、贸易交换、战争冲突，还包括宗教礼制、技术发明、竞争性效仿、象征共同体、婚姻馈赠等多样的互动形式与途径。

更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文化与社会中重要的文明因素如精致玉器、彩陶礼器、铜器等恰恰多是与海岱地区、长江下游、江汉平原、辽河流域、西北地区等远距离互动交流之物。如陶寺早期大墓中玉石钺主孔、副孔、散孔的多穿孔特点以及顶端不平，缺角与带缺口凹槽及彩绘装饰木柄的特色，没有本区域之前年代的明显的传统和传承，显然是互动融合创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