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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丨城市更新闯入“美学时代”

2021-09-18

卡普尔的公共艺术作品《云门》

多年前,我去往荷兰的代尔夫特,徜徉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进入眼帘的影像多是那幅著名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从酒店的大堂、街道上的广告牌、建筑山墙上的壁画、咖啡厅的店招,乃至餐桌上的杯碟和餐纸,都赫然一见这个与维米尔一样情系代尔夫特的女孩。一幅画,一座城,这里,艺术成为一座城市的触媒,催化了旅人关于这个城市的浪漫想象。

同样,埃菲尔铁塔被视为艺术,成为巴黎的象征,乃是历史发展的“给定”,是历史积淀形成的社会共识。当年莫泊桑、大仲马等一群名流联名反对建立巴黎铁塔,甚而嗤之以鼻,最终服膺了铁塔的魅力。罗兰·巴特在《埃菲尔铁塔》一文中说,“铁塔虽没有什么作用而至今仍然存在,是由于它意味着对科学的强烈信仰具有何等尊严,并且有唤起人们想象力的伟大功能。也就是说,它具有为人类服务的功能,它的意义是无可比拟的。”它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哈贝马斯所讲的公共性的涵义和信息。

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是一个有机复合体。她不仅是人类物质财富的集中地,也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创新地;换言之,她是人类文化的大“容器”。时至今日,全球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并且,急剧膨胀的城市化趋势与收缩的城市现象同时存续,伴随人口增长、空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凸显,城市面临的各种社会病也持续困扰人们。所以,在新一轮的都市更新过程中,建构一种生活品质保证、幸福指数高企的当代城市文化尤为重要。由此,诸如“生活美学”“人文城市”之类的热词进入人们的视野。这里,生活方式的表达折射出城市美学的重要内涵。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汏洗与蜕变中,一些励精图治、革故鼎新的城市崛起,从西班牙的毕尔巴鄂、丹麦的哥本哈根、爱沙尼亚的塔林等等,无论低碳环保还是艺文观光抑或数字城市,这些城市成为都市更新的样板而声名远播。同样,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理念认同和行动策略。

毕加索在芝加哥的公共艺术作品

艺术不是城市的一种附丽,而是城市生命肌体里的一种维他命。艺术同时也是与城市共生的精神资产。

诚然,美与艺术一直是城市历史演变里不变的旋律与和声。然而,美与艺术介入城市并不是一马平川的事。尤其作为城市空间主体的建筑及其风格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城市美感的理解和表达自然产生莫衷一是的错位和矛盾。英国工业快速发展时期,混凝土和钢材的使用,促使城市建筑面貌变化。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水晶宫的建成,更是一个城市面貌改变的契机。尽管这种关于现代城市成长的完整理论在柯布西耶的理想描绘中成为新的时代的象征,然而现代主义建筑思潮走向的“国际化”却成为千篇一律和缺乏人性化的温床。

20世纪60年代迄今,西方科学技术、社会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出现,给西方艺术带来转折性变化,也直接催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打破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生活、艺术与艺术门类的关系,让社会公众成为参与艺术创作的主体,以毕加索、夏加尔等人为代表的艺术家,打破博物馆美术馆的围墙,城市公共艺术由此兴起,芝加哥城内艺术家的作品层出不穷,诸如:毕加索的《贝丝》、亨利·摩尔的《原子能》、夏加尔的《四季》、卡达尔的《红鹤》、奥登伯格的《大球棒》以及千禧公园卡普尔的《云门》(巨大水晶球体的弧形曲面,反射出天空、周围景观和夸张的人影)和弗兰克·盖里的音乐广场建筑“普利茨克露天音乐厅”和BP大桥。其实当初毕加索的《贝丝》在竖立之初,反对声四起,众多市民要求拆除,但艺术委员会不为所动。时至今日,《贝丝》已然是市民和游客的打卡地。这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意义。

夏加尔公共艺术作品《四季》

博物馆、公园、建筑综合体就是城市的象征。正是基于建筑作为人类生活活动的空间,其形塑本身具有功能性和艺术性,加之建筑总被赋予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人文的意识形态价值,所以,公共建筑及城市设计具有公共艺术重要的表征。西班牙的毕尔巴鄂,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城市,因为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一时声名遐迩,成为西班牙最具竞争力的旅游目的地。同时这个把建筑的生机性与现代工业材料有机结合的“巨型雕塑”成为公共艺术改变城市的代表性案例。

诚然,西班牙都市更新的宏大叙事可推及更久远的历史。巴塞罗那的兴起即是一部紧密联系公共艺术的发展史。自1860年起,从城市规划师伊文笛福斯·赛尔达棋盘状扩张计划,到1888年举办世界博览会,巴塞罗那的城市骨架已大致完成。这一期间,伴随新艺术运动的影响,安东尼奥·高迪、罗伊斯·多梅奈伊、伊·蒙大内尔等新艺术人物出现了。以高迪的教堂建筑风格声名鹊起,一批公共艺术作品应运而生。而巴塞罗那也是一个有着历史包袱的城市。上世纪30年代,由于独裁统治,当地许多新艺术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尊重和保护,同时都市更新步伐迟滞不前,环境恶化,城市问题层出不穷。1992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予这个城市改变和振兴的契机。首先,围绕奥运会举办地,尊重历史文脉,以“绿与水”为主题进行都市更新和改造。1982年,市长主张重建失去尊严的城市景观,“把博物馆搬到街上”,由景观、建筑和雕塑担当主角,帕尔梅广场、兰布拉大街与诺德锡公园等组成巴塞罗那核心街区,成为城市美学的展示窗口。西班牙工业公园、新城市运动成果地、著名雕塑家作品展示地、克洛特雕塑公园和凯利雕塑公园等构成巴塞罗那新的美学地图。著名的兰布拉大街就是户外博物馆——公共空间的美术博物馆。把新的建筑与老建筑的复原结合,共同促进旧城区的复兴。如复原后的拉卡里塔特公寓与理查德·迈耶设计的新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形成一个和谐的群体。这个博物馆令拉维尔区域的中世纪广场更具魅力。在此都市更新过程中,社会学家、城市学家、旅游专家、文化学家、艺术家和建筑师无一不参与,共同讨论研究,策划,推动执行计划。而巴塞罗那人为这个城市贡献更多,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民间力量和市民的捐赠。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有着大众性和参与性的社会特征,这样才是实现公共艺术人文关怀的途径和价值。同样,高迪、米罗、达利、毕加索和塔皮埃斯等艺术大师则成为这个光荣城市的伟大代言者,诸如高迪的圣家族教堂、米罗的《女人和鸟》,当你在米拉公寓、毕加索博物馆、达利剧院美术馆流连忘返之际,不禁叹为观止,艺术介入城市竟有如此的伟力和魅力,巴塞罗那被国际建筑界誉为将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结合的最完美的城市,绝非虚言。

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一直是尖锐而复杂的矛盾。现在全球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每一次城市化浪潮以及都市更新改造计划都经历和面临着这样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伴随着城市发展会持续存在。由此,以工业遗存的保护性开发为先导的城市更新(鲁尔工业区、纽约高线公园、上海环滨江45公里贯通等)和以高科技可持续性建设(毕尔巴鄂、直岛等)的同时并举,为公共艺术思维的拓展和提升呈现了现代契机。毫无疑问,利用工业遗存进行都市更新已然成为当代公共艺术美学实践的重要趋势和取向。伦敦泰特美术馆就是对工业遗存成功改造的范例。泰特美术馆原来是一座发电厂,代表工业城市空间聚落的人类记忆,在都市更新中华丽转身,成为新的城市文化地标和公共空间,也是公共艺术实践的重要价值。

生活美学,人文城市——这是公共艺术介入新一轮城市更新的目标愿景。当艺术与美变成城市中所有人共同的文化认知和生活态度,一座美学之城创意之城会不期而至,进而成为城市共同的文化记忆。惟其如此,所谓“特色的文化城市”建设才会从“城市文化自觉”走向“城市文化自为”,这样的城市才真正是可以阅读的。

作者:徐明松(艺术评论家)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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