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封家书展示“尺翰之美”，陈独秀信札手稿收藏细节披露

提起家书，人们的内心总会涌起无限的柔情。它是连天烽火里的慰藉，是孤单岁月中的寄托，是过往时代的回响。

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览“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里，千封家书静静陈列，泛黄的纸页、略显暗淡的墨迹，无不诉说着绵密悠长的情愫，定格着惊心动魄的记忆。他们穿越时空，给我们带来情感上的共鸣，打开一扇窥见过去的窗口。

展览分为“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明清家书”“民国家书”“五十年代家书”“六七十年代家书”“改革开放以来家书”“两岸家书”“海外飞鸿”“留住家书”九个单元，勾勒出中国家书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展览以平民家书为主，但也不乏难得一见的名人手迹。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展厅内景

陈独秀书信创新征集方式

步入展厅，昏黄的灯光、书信独有的沁人气息，让人立马沉静下来。离入口不远处，“民国家书”单元陈列着一组13通信札，观众最爱在这一展柜前驻足。凑近看，竖体潇洒飘逸的字迹里，可以辨认出“守常兄”“适之兄”等字眼——信件大多出自陈独秀，收信人则为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等人。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介绍，这批书信的写作时间在1920年至1932年，内容涉及1920年《新青年》独立办刊、《新青年》编辑同人分裂等事件，是研究新文化运动史和中共建党史的重要史料。

比如，陈独秀在1920年5月7日致胡适、李大钊的一封信中提到，“《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自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请速速赐知。”在1920年5月11日，陈独秀又单独致信胡适，“群益对于《新青年》的态度，我们自己不能办，他便冷漠倨傲令人难堪；我们认真自己要办，他又不肯放手，究竟如何处置，请速速告我以方针……”张丁说：“1920年5月至1921年2月的这几封信，集中讨论了《新青年》杂志如何继续办刊的问题，包括是继续在北京办，还是转到上海办，或者停刊不办等。”

说起这些信的来历，还颇有几分波折。张丁介绍，这批书信曾长期保存在胡适家中，胡适去世后，由其子胡祖望保存，胡祖望去世后，转由胡祖望妻子曾淑昭保存。2009年初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从居住在华盛顿的曾淑昭家里征集到这批书信，并计划于当年5月份公开拍卖。

由于陈独秀身上的光环诸多，再加上他手稿留存少见，这批内容丰富、书法精湛、品相上乘的信札即将亮相拍场的消息，立即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张丁也是其中之一。他迅速向领导进行了汇报，学校在慎重研究后决定邀请校友参拍。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拍卖现场，经过数轮激烈竞争，参与举牌的人大校友功亏一篑，书信被他人竞得。拍场受挫后，学校又与国家文物局协商，拟利用“文物行政部门在审核拟拍卖的文物时，可以指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优先购买其中的珍贵文物”的规定，来做最后的努力。要知道，此前，国家文物主管部门还未有过实施“文物优先购买权”的先例。

没想到，竟然成了。当年7月27日，国家文物局把这批珍贵信札整体交付博物馆收藏，进而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家书展览为何展出书法作品

在“两岸家书”部分，有一幅装裱在展墙上的书法作品格外引人注目，上面用楷书写着“探投之恩”四个大字，上款有两行小字：深谢邮递员杨绍英、杨彬女士，落款是：刘志清后人刘国龙、刘福柱书。

家书展上为何展出了一幅书法作品？书法下方两个展柜中的几封往来书信揭开了谜底。

张丁说，刘志清是河北省武清县东张营村人，民国期间在天津、北平、厦门等地经商，曾创立天津鱼首火柴公司、北平道济公司；1949年辗转到了台湾。1975年，在台湾寄居26年之久后，老人委托同乡刘仲培从美国给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写来了寻亲家书。担心地址有变化，刘志清在信封上附了一段话，说明情况，并恳请邮递员代为探投。

这封家书到达北京后，三位收信人及其他刘氏后人均已不住在原址，西城区邮政投递员杨绍英、杨彬向租户多方查问、多次探投，才把这封珍贵的海外来信投递到刘志清的侄孙刘万禄手中，刘万禄马上给刘志清回了信。遗憾的是，第二年，本来身体强健的刘志清就因患皮肤病在台北去世，双方从此又失去了联系。

多年后，次子刘国龙辗转得知了此事，为了感谢两位邮递员的探投之恩，他特意写下了此书法。2011年，刘国龙还专程来到博物馆，在父亲的家书前，把自己毛笔小楷抄写的四大名著送给两位“绿衣使者”。

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的信。

刘志清后人用书法作品向邮递员表示感谢。

2016年10月26日,谢慕兰老人参观家书博物馆所陈列的自己的家书。

170万字成为“厚重”生日礼物

展厅里还陈列着一份“厚重”的生日礼物：三卷、五本、170万字的《慕兰家书》装帧素朴典雅，封面以浅灰为底色，分别印有一位母亲与女儿儿时的合影。

这是谢慕兰四个女儿送给她的70岁生日礼物。

张丁介绍，谢慕兰曾是武汉长江日报社的一名普通干部。四个女儿中，三个生活在其他城市。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她与女儿们主要通过书信沟通，字里行间，她送上日常的叮咛和成长的养分，给女儿递上生活的拐杖。二十多年下来，母女几人通信达1700余封。

渐渐地，写信、读信、保存信成了母女几人的习惯和乐趣。二女儿刘心曾说，“这些信抚平了我青春成长的焦虑、事业拼搏的艰辛和海外飘零的乡愁。在资讯快捷的今天，我用电话、电传和电子邮件与四海朋友交流，惟对母亲，我依然用笔，把情感注入笔端，用美丽的中文与母亲交谈。”小女儿刘实也在书的后记中深情写道：“家书，是联系亲情的一根结实纽带，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道亮丽风景。”

“在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这不过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家，然而，这份平常，日积月累，竟成为一份世间难寻的珍藏。”张丁说。

“黄埔女兵”的革命人生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展厅中多组展品都与谭珊英相关，有她写给儿子的家书，也有陶铸、邓子恢、林默涵、谢冰莹等人写给她的信。

谭珊英是何许人？张丁介绍，谭珊英是一位传奇的女性，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是“黄埔女兵”之一。她生前喜欢写信，她的儿子谭安利钟情于家书文化，保留了全家人之间的一千多封家书。2005年起，谭安利先后把这些家书无偿捐赠给了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和家书博物馆。

展厅里不少书信诠释了这位“黄埔女兵”的革命人生。比如，陶铸在一封致战友谭珊英的信中写道，“我意你可好好在本县参加工作，积极表现并多方设法找人证明。至在福建省委一段工作，我当完全可以负责证明。我拟直接去信湖南省委，要他们通知茶陵方面与你作必需的工作联系。”

张丁解释，谭珊英曾在中共福建省委军委工作（化名谭晓鸣），受时任省军委负责人陶铸（当时名叫陶剑寒）直接领导，并假扮夫妻以掩护机关，参加了轰动全国的厦门武装破狱斗争。1935年，谭珊英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50年春，谭珊英给时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写了一封信，告知别后情况，很快就收到了陶铸的亲笔回信，信中充满老领导的关怀和鼓励。

年轻战士留下的最后纪念

“妈妈，我们应擦干自己的眼泪。我万一不幸为人民战死，那也无须乎（呼）哭。你看，疆场上躺着的那些死尸，那（哪）一个不是他妈妈的爱儿？”

“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双层压迫下使我们翻不过身来，而只得毅然走上革命的行列里，为着自己及所有被压迫者奔波奋斗。当然，个人和家乡的小利益便无法顾及了。”

展厅中，两封冯庭楷致父母亲和大哥的书信是这位年轻战士留给世界的最后纪念。张丁介绍，冯庭楷生于1923年，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两封信写于1946年，当时他在晋冀鲁豫野战军3纵队9旅26团司令部任作战参谋。信中倾诉了自己离家参加革命以来对家乡及亲人的思念之苦，表达了坚定的革命信念。

让人痛惜的是，3个月后，未来得及跟这个世界好好告别，冯庭楷在山东巨野战役中遭敌机轰炸壮烈牺牲，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未留下。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枚信封是用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做成，使用了晋冀鲁豫边区交通局印制的邮票，双挂号寄递，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