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土的完整的古代玻璃器

中国出土的完整的古代玻璃器，一则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墓葬棺椁，另外则作为舍利容器和供养品，出土于塔庙地宫或天宫之类的佛教遗迹。佛教自传入以来，一开始就与玻璃有着相当的渊源，玻璃在佛教中的地位非常特殊。

河北定州北魏佛塔石函出土玻璃容器

梵语中的“薜玻璃”，意为青色宝，即宝石中的蔚蓝色者。如天青之色，有晶莹之质，表里洞彻、内外相映。药师佛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佛祖，佛法用琉璃光的明净来比喻佛德，所以药师佛又被称为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

新疆库车森木塞姆石窟出土唐代淡绿色高足杯玻璃杯

作为一种宗教，皈依笃信最为根本，为吸引信徒注意而传法传教，僧众往往极力在思想、轨仪、建筑、法器等方面别开生面、推陈出新。生要与玻璃相伴，死亦更甚。舍利本是佛灵骨或遗骨的梵语音译，北齐《魏书·释老志》载：“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

无论是真身舍利，还是替代品，都是重要的供养对象和神圣之物，而这些神圣之物，必须以无上珍贵的容器存载。印度及中亚境内古代安置舍利的佛塔中的舍利容器，都是用陶、木、金属、石、水晶等材料制成，而在中国，则出现了以玻璃为材质的舍利容器，其原因一则是在古代，玻璃珍奇罕见，比黄金更贵重，二是因为玻璃晶莹剔透且可塑性强，制成的容器尤其适合储藏和展示。

河北定州北魏佛塔石函出土玻璃珠

目前中国最早的舍利塔基遗迹为河北定州北魏佛塔遗址，此塔塔基的夯土中埋有一件太和五年（481年）盝顶盖方石函，石函内放置有多件北魏皇室供奉的珍贵物品，其中玻璃容器有七件，管、珠等玻璃装饰品达几千件。

西安清禅寺塔基遗址出土隋代绿色玻璃瓶

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年）西安清禅寺塔基遗址出土有一件绿色玻璃瓶，细颈球腹，高8.4厘米，腹径7厘米，腹部有4个直径2.5厘米的突起圆饰，瓶肩有4个对称突起的三角装饰，这些圆形和三角装饰，都是在器物成形后，再通过磨琢而成，属于玻璃冷加工工艺，而这件玻璃瓶，正是用于存放舍利之器。

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建于延载元年（694年），地宫舍利石函内置鎏金铜函，铜函内置银椁，银椁内置金棺，金棺内置小白色玻璃瓶，玻璃瓶装有“舍利”14粒，与《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 遂开砖室， 爰得石函。 中有琉璃瓶舍利十四粒。”的记载完全对应。

甘肃博物馆藏泾川大云寺佛塔地宫舍利玻璃瓶

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玻璃器

法门寺的舍利塔传说据佛教传说，为更好地弘传佛教，阿育王将阿世王所藏的八万四千舍利，以八万四千琉璃宝箧，八万四千宝盖，以及八万四千匹彩分别珍藏，役使鬼神一夜间造就八万四千座佛塔，将八万四千舍利分别安奉供养。当时的法门寺兼有宫寺、国寺和名刹三重身份，是唐代皇室所敬重的佛法圣地，从唐贞观年间开始，一共举行了7次迎送佛骨的活动。1987年法门寺佛指舍利重现，同时出土了17件玻璃器，都被认为是皇室供奉舍利之器。

天津蓟县辽代白塔出土玻璃瓶

到了宋辽之际，地方豪族和名僧，更是极力将珍贵的玻璃器舍入塔寺供养以求功德，辽宁朝阳北塔天宫石函出土有一件淡黄色玻璃瓶，通高16厘米，整体造型如一昂首蹲鸟，鼓腹径8.5厘米，颈部缠有蓝色玻璃丝为装饰，瓶柄上的扳手也是蓝色玻璃，瓶口配有黄金的子母瓶盖，瓶子的内部还有一个蓝色小玻璃带把杯。这件玻璃瓶造型奇特，玻璃瓶壁极轻薄，是由吹制法吹制而成的伊斯兰玻璃器，作为供养器，这件珍品于辽重熙年间舍入佛塔。

辽宁朝阳北塔出土辽代玻璃瓶

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重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出土遗物包括自北魏兴安二年（453 年）以来，经隋大业 二年（606 年）、唐大中十二年（858 年）、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等历代递藏供养舍利的各种遗物，其中玻璃器有37件。净众院塔基建于北宋至道元年（995 年），地宫石函内有玻璃器 34 件，这些玻璃器是中国古代玻璃器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

定州静志寺隋铜函及唐石函上有关玻璃器的铭文

静志寺塔地宮出土的隋代石函、鎏金铜函、盖形石志、鎏金银碗、鎏金银塔、绿、白相套的二玻璃瓶，组成了一套成组的舍利容器，与大业二年（606年）鎏金铜函所刻铭文“上下累叠，表里七重”记载相符，唐大中十二年（858年）《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石志记载：“金函函中有七宝缭绕银塔，内有琉璃瓶二，小白大碧相盛。”可见“表里七重”中最核心的两件玻璃瓶，至晚也是隋代之物。

定州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隋代玻璃直筒杯

《真身记》末记 ：“其塔中小石塔者，本天祐寺随塔，有舍利两粒，贮瓶四重 ：琉璃、金、银、漆，安在小塔顶旧函中”，最里层的琉璃瓶，为一件附有莲花盖的透明方形小瓶，这些都是作为舍利容器的玻璃器。

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隋代舍利玻璃瓶

另一件玻璃瓶也可隋代产品，此瓶天蓝色，半透明，侈口鼓腹，高9厘米，口径5.5厘米，最大腹径8厘米。肩部缠一条玻璃丝，圈足。

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隋代玻璃罂

南朝萧梁沈约《南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云“自云上兜率天，见弥勒及诸菩萨，皆黄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净罂……” 菩萨手中所托之玻璃罂是一种宝物，而罂是一种大腹小口的瓶，是中国传统器形，敦煌莫高窟225窟壁画中菩萨所持之物与静志寺地宫出土的隋代玻璃瓶形制相同，即作为宝物的琉璃清净罂。

敦煌莫高窟225窟壁画菩萨所持玻璃罂

另有一件玻璃碗，绿色半透明，侈口凹底，器壁厚度不足0.15厘米，高9厘米，口径15厘米，莫高窟328窟菩萨手持的莲花玻璃碗，形制与之完全相同。

莫高窟328窟菩萨手持的莲花玻璃碗

在宋代，装有蔷薇之水也就是香水的玻璃瓶，是佛教舍利供养中重要的器具，静志院塔基地宫出土的以上三件细颈玻璃瓶，都是这种储存香水的玻璃容器。

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宋代刻花玻璃瓶

两座地宫塔基还出土有四十多件玻璃葫芦瓶和小细颈瓶，颜色有蓝色透明、绿色透明、黄棕色透明、褐色透明和棕色不透明等多种，这些玻璃葫芦都是宋代国产品，可见宋代国产玻璃制造业较之于隋唐有了较大的发展，可以生产出不同颜色、不同透明度的玻璃制品。

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宋代玻璃葫芦瓶

唐宋时期除了在佛教用具中不可或缺的玻璃珠，礼佛的贡品也采用玻璃制作的一些水果等器件，玻璃剔透的物理性质和内涵也相当符合教义。陕西临潼出土的舍利塔内共有6枚球形玻璃“果”，在佛教用语中被称作“斯陀含果”，出土时被供奉于舍利塔内；在舍利墓中经常可以发现玻璃蛋、玻璃盘等，这些都是作为随葬的冥器或贡品。

法门寺地宫藏刻纹蓝玻璃盘

法门寺地宫出土6件刻纹蓝玻璃盘，均保存完好，图案华丽，刻纹是以在玻璃成器之后，用比琉璃更为坚硬的坚细工具在琉璃表面浅刻花纹，属于冷加工玻璃工艺。

枫叶纹描金蓝色琉璃盘，口径15.9、高2.l、深1.8厘米，重132克。直口尖唇，浅腹平底，盘心微凸。深蓝色，透明。盘心内以枫叶纹描金装饰，外衬以水波纹和斜线装饰．并以同心圆分割。

法门寺地宫藏枫叶纹描金蓝色琉璃盘

这种描金玻璃盘是玻璃刻纹工艺的基础上，以金色着重描绘主要图案，使华丽的玻璃盘更为绚烂夺目。据地宫物账的记录，这批刻纹玻璃盘是唐僖宗的供奉品，于咸通十五年（874年）正月藏人地宫。

法门寺地宫共出土玻璃器共20件，其中只有一套两件玻璃茶盏茶托可能是国产玻璃器。

法门寺地宫藏玻璃茶盏茶托

玻璃茶盏为淡黄色，稍泛绿色，透明度好，口径12.7、通高5.2、腹深4厘米，重117克；玻璃茶托颜色与茶碗一样。平底深托，盘径13.7、足径4.5、通高3.8厘米，重138克，两者都为无模吹制成形。

玻璃茶盏与茶托分置

地宫出土《衣物帐》碑文中称这套玻璃茶盏托为“琉璃茶碗拓子一副”，也是唐僖宗的奉献物。

宋辽之际，玻璃制造业已非宫廷皇室所垄断，民间的玻璃作坊也已经发展起来，质量普通的玻璃制品已成为比较常见之物，不过做工复杂、造型精美的进口玻璃器，仍为世人所重，一些珍品往往作为供奉物舍入地宫。

内蒙古博物馆藏陈国公主带把玻璃杯

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驸马的合葬墓出土了7件玻璃器皿。其中一件完整的的带把玻璃杯，高11.4厘米，口径9、底径5.4厘米，深棕色透明，外表附有风化层，口微敛，径圆筒状，肩部外鼓，腹部陡收，假圈足，在口和肩部连接着扁圆形把手，把手上端有圆饼状物为扳手，很可能是一件伊朗高原10世纪产的玻璃器。

辽陈国公主墓乳钉纹玻璃瓶

另有一件经复原的乳钉纹玻璃瓶，高17厘米，口径6、腹径9.5、底径8.7厘米，无色透明，侈口长颈，呈漏斗形，鼓腹，喇叭口状高圈足，腹壁饰五排小乳钉纹。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其瓶把，是用10层玻璃条镂空堆砌而成的，这需要玻璃工匠充分掌握热熔态玻璃在降温时由软变硬的时机，以高超的手法逐步堆砌才能完成的复杂工艺，这件乳钉纹玻璃瓶很可能是埃及或叙利亚的玻璃产品。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玻璃器中有一件刻花玻璃盘，口径25.5厘米，底径10、高6.8厘米，无色透明，表面有风化层，敞口圆唇，弧腹圈足，腹壁刻有一周以手工用砂轮打磨出的28个小四棱锥装饰。这件刻花玻璃盘器形美观，制工精细，可能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10-11世纪的制品，为现存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玻璃珍品！

辽陈国公主墓刻花玻璃盘

辽陈国公主墓葬中的玻璃器既有来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也有来自大食伊斯兰世界之物，可见辽与西方的交流是远远超乎常人想象的。

长时间的暴露于空气之中，或常年常年存于地下，玻璃器物的表面容易产生厚厚的风化层，使其失去晶莹透明特性，所以现在所见的古代玻璃，并不是其本来的面貌。

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淡蓝色高脚玻璃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