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人】杨慎的学术思想与文章‖赵永康

杨慎的学术思想与文章

赵永康

杨慎以文学名世。500年人多论此，鲜及其余，发掘、研究稍疏。蜀中宿学王文才先生，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研究、整理出版杨慎著作，撰就《杨慎学谱》，编成《杨升庵丛书》。先生既归道山，而其学固未尝大行。笔者曩年问学文才先生，面聆训诲，愿就先生学说稍事发明，就教方家。

杨慎晚年滇云讲学

为学之义

所谓学术，殆指系统的专门学问。系统，意即全面；专门，指谓高、深。而无论何种专门学问，无不总是在某一种哲学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

程、朱理学认定“理”（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万事万物各有一理，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倡言“存天理、灭人欲”。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社会秩序与皇权统治。在明代，由皇帝钦定为正统思想。杨慎起而攻之，且于陆、王心学有所批判。于此，学人多以为升庵（杨慎，号升庵）殆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力求全面颠覆程朱陆王之勇士，交相赞誉。笔者浅陋，窃意杨慎不过慨於道学末流“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心学末流空化现实，空谈心性而言之耳。按得升庵学问，本从孔孟儒家得来，程朱陆王，并亦儒家弟子。曾子曰：“夫子之道，中庸而已矣。”而升庵之言曰：天下之达道五，能行五者於天下，而又推类以尽其余，道学尽于是矣。何谓心学？曰：道之行也，存主於内，无一念而非道；发达於外，无一事而非心。表里贯彻，无载尔伪。心学尽於是矣。故道学、心学，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无高远玄妙之说，至易而难行，内外一者也。被之所行，颠倒错乱，於人伦事理大戾。顾异巾诡服，阔谈高论，饰虚文美观，而曰吾道学、吾心学，使人领会於涉茫恍惚之间，而无可着摸，以求所谓禅悟，此其贼道丧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乱民之俦，圣王之所必诛而不可以赦者也，何心学、道学之有哉！是杨慎张大挞伐、鸣鼓而攻之者，盖只止乎假道学、假心学，至于程朱陆王，固未全盘否定之也。

明代国家“以经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近日书坊刻布其书，士子珍之，以为秘宝，转相差讹，殆同无目人说词话。”嘉靖以后之科举文字，阳明取代程朱，穿凿空虚更甚，所考经义、时务，无不皆有程文，以供改头换尾，照抄缴卷。临场按式填塞，辗转抄袭，杂凑成篇，以取功名。士习至此，卑下极矣。升庵痛心之，倡言从博归约，以实济虚。以为读书宜先识字。识字者，音韵、文字、训诂，亦即通晓字形、字义、字音之谓也。“古之名儒大贤，降而骚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犹能诵《爰历》《滂喜》；汉世童子，无不通《急就》《凡将》”，宋人废汉唐音义，以议论解经，而音韵、文字、训诂为主要内容的小学，遂不再被重视，至明而“此学影废响绝，谈性命者，不过剿程朱之糟粕；工文辞者，止於拾《史》《汉》之聱牙。示以形声孳乳，质以《苍》《雅》《林》《统》，反不若秦时刀笔之吏、汉代奇觚之童。”既不识字，乌能望古人之宫墙哉！升庵有慨于此，从《说文》入手，远求近取，旁搜曲证，上自大禹岣嵝之碑、周宣岐阳之鼓；下则《字林》《玉篇》《集韵》《五经文字》以迄徐铉《说文系传》诸论著，悉研习而深究之，乃取《说文》所遗，诸家所长、师友所闻、心思所得，汇梓成编。收入四库，即有《奇字韵》《古音骈字》《古音丛目》《转注古音略》《古音略例》等等，而《六书索隐》诸书不与也。嘉惠学林，岂小矣哉！

其于经学，则曰“不可株守宋人而略汉儒”，列举宋人不明训诂、用字之义，妄以己意说经。以为欲明本意，“不若直从毛、郑”，上追汉学。同时又注意到汉学的繁琐和守陋的习弊，其“骛于高者，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谓“人不可不学，但不可为讲师，溺训诂”以自误。“希望学者始终注意治学通义的目的，警惕‘遗本’，自居于经师，陷入支离的‘考索’。并又指出，汉儒墨守之固，与宋人的门户之陋，其弊实同。通儒之学，应不固执一家，墨残守缺，或沉溺章句训诂，死守左、玉、服、郑。”

清人赵熙“为学当为上下古今之学，不为一时一事之学；当为大通世界之学，不拘守方隅之学”之论，实肇于斯。赵熙，其一也，从治学方法看，清人考据，殆亦与慎略同。慎之言曰：“得其音，斯得其义矣。”“《说文》之解字，《尔雅》之训诂，上以解经，下以修辞，岂不正大简易哉。”其说字也，多依声释义。顾炎武所谓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正与慎同。清儒从声韵入手解读古书，取得重大成绩。升庵之功，正在荜路篮缕、以启山林。而四库馆臣求全责备，岂公论也哉！

迄于今，经师自居，设馆聚徒，高价收费，唯以今音领念“三百千”蒙学之书如三家村冬烘先生教儿童“望天书”，而大言炎炎为“国学”者，则又更慎之罪人也。1983年新都“杨慎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云南陆复初先生痛心疾首声言：“杨慎是被遗忘的一代学人。”30余年至今，言犹在耳，痛岂忘心！

杨升庵文集

文学思想

杨慎的文学和诗学，是他哲学思想的反映，既源于其师承，又是其时文学思潮渐变所催生。“明自洪武以来，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天下厌之。明李东阳标举唐音，主情思，重比兴。然其所作，惟以辞之简远、意之古澹为高，不及于雄奇奥丽之境，未能转移风气。李梦阳继出，倡言“文必秦汉，诗必晋唐，非是者弗道”。一时人皆宗之，而何景明、边贡诸人，复互相标榜，号曰“七子”，复古之风，盛极一时。至嘉靖中，又有李攀龙、王世贞“后七子”，继续阐扬前七子主张，一改台阁体“啴缓冗沓”之习，天下无不争效其体。

这种时文之变而师古，与理学之变而师心（王阳明发扬心学），表达了人们在刻板、教条、令人窒息的程朱理学气氛下求新、求变的期盼，反映了人们呼唤思想解放与个性自由的要求。从此意义上讲，明七子的复古，无疑有进步意义。但是，他们唯古是尚、割裂历史，以为汉后无文、唐后无诗，专事模拟、模拟不足，继之以剽窃，至直录杜句，一诗之中至再至三，而谓不读唐以后无书；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留目云云，连李东阳也一并排斥，殆亦过矣。升庵起而纠之，曰：人人有诗，代代有诗。诗之所始，本乎性情，“情缘物而动，物感情而迁，是发诸性情而协于律吕，非先协律吕而后发性情也。以是知人人有诗，代代有诗。”情思之发，在于境遇；声音之变，潜与政通，不止于音调句律之间求之。诸凡感物造端，托物寓意，而情与境合者，皆得而谓之诗，不能只着眼盛唐一代、杜甫一家。又溯其源而论之曰：“汉代之音可以则，魏代之音可以诵，江左之音可以观，虽则流例参差，散偶有别，音节尺度粲如也。”故不可云宋无诗，且尊唐不可以卑六代也。

诗缘于情而绮靡。除感情特征外，诗还得富有文采。理学家止取穷理，以议论为诗，从而抹杀了诗歌的文学属性。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宋人不懂形象思维，读宋诗如同嚼蜡”。

杨慎同样看到了这个问题，坚持进步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沈酣六朝，揽采初唐，创为渊雅博丽之词，创作了大量理、情并茂的诗篇。以其卓绝诗才与深厚广博之学问，深研六朝新体，创为渊雅磨丽之词；兼取众善，出入三唐，风调情得其神似。诗歌内容，又多新境，为前人所未备。宜乎其独立于前后七子，拔 别成一队、雄视一代矣。

万卷堂书目

晚年创作成就

史谓“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原其所致，则慎之言曰：“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此慎之所以为慎，而今日所谓之“活到老，学到老”者也。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升庵自滇还寓居江阳（四川泸州），时已65岁，而笔耕未尝稍辍。7年之中，诗作固无论矣，专书盖亦多多。于其书目以及版本流传，实曾考证。谨就访求所悉，而以文才先生《杨慎学谱》覈证，抄录如下：

（一）《升庵文集》。见杨慎《送宋少宇侍御北还》诗注：“宋公刻余诗文于江阳。”少宇巡抚全蜀，事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故刻慎集于泸州。丘文举整理升庵书目、简绍芳《杨慎年谱》之所著录，是即此本。《万卷堂书目》所著录《升庵集》21卷、《续集》4卷，亦是此书。丘目另有《升庵文稿》，盖滇中旧刻，当在泸州本前，以上俱无传本。

今另存嘉靖本《升庵文集》，南京太仆寺卿周复俊序云：“俊往时总宪蜀台，解（任）后公金沙（寺）谓予：不鄙斯集，幸刻诸吴中。予既口诺心许之，慨徐剑徒悬，嵇琴沈响，爰次遗编，并叙其世。”题“嘉靖甲子（四十三年）闰月”。慎授集复俊，久未刻行，故先有滇刻文稿，继有泸刻文集，并增《续集》。今滇、泸二本无传，唯吴本得存其旧。

（二）《南中集续钞》5卷。今存嘉靖刻本。云南按察周复俊序谓升庵嘱刻此集，题“癸丑（嘉靖三十二年）冬十月”。同年“孟冬十月朔”刘大昌序谓泸州冯东沙，韩炅庵校录，“集凡四卷，诗近百首”。知此集为慎表弟刻于泸州，刻成时增为5卷。

（三）《户录》。清李调元据丁小山写本刻入《函海》。升庵自序谓：“顷甲寅（三十二年）岁，居江阳，淫雨自七月至岁终。”故书名户。

（四）《绝句辨体》及其《附录》。今存嘉靖刻本。自序题“嘉靖癸丑（三十二年）五月朔日”。跋谓内江喻柯刊之。

（五）《绝句衍义》。见《玉堂丛语》，杭州丁氏嘉惠堂《八千卷书楼总目》记作4卷，蜀中李调元《升庵著书总目》据以补录。自序题“嘉靖丙辰（三十五年）夏五之望”。与疑似亦成于泸州之《唐绝增奇》并为选诗要著。

（六）《昭明集》。校本5卷，云南按察使成都周满序题“嘉靖乙卯（三十四年）午月”刻于滇中，习见者为辽府重刊本。校本亦精。

（七）《杨氏卮言》《卮言闰集》。《明志》合称《杨子卮言》4卷。自序谓“年及古稀，粹录成编”。知为晚年之年。今存成都刘大昌刻本6卷，序题“嘉靖甲子（四十三年）夏四月十日”。乃慎卒后刻成。（八）《七十行戍稿》。明李元阳序云：“嘉靖三十八年冬，升庵先生由泸至滇，历日四十，涉路三千，成诗百余首，题曰《七十行戍稿》。”按杨慎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冬械押还滇，明年春，还戍所，七月卒。元阳谓三十八年冬由泸至滇，乃概略言之。初只一卷百余首，今存嘉靖二本。周复俊序云：“乃若《七十行戍稿》，则公晚年所作，而（丘）文举辑之，杨生富春手录也。”题“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时慎卒方百余日。

又有《病榻手肷》《希籛笔》，今存《说郛续》本各1卷；《清暑录》《八千卷书楼总目》记作2卷，今无存。王文才先生云：此三者疑亦泸州之著。晚年病困，故题希籛；江阳苦热，故恋清暑。

人道杨慎有明第一才子，信不诬哉！

杨升庵集一

（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