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概念的“与古为新”问题——对于中国文论建设的一些思考

清代学者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云：“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如果从发轫于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算起，到今天也已100年。讨论中国文论百年间的开启、发展、变化、得失、重建等话题，已成为当下学术界的热点。其中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张伯伟先生指出，中国百年文论存在以文献学代替文学研究和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从而沦为“概念游戏”的两大误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文学遗产》2016年第3期）；蒋寅先生认为：百年以来西方和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文论存有“缺少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命题”等诸多“偏见”。（《在中国发现批评史——清代诗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传统的再认识》，《文艺研究》2017年第10期）两位学者不谋而合，都对同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检讨百年来中国文论发展的得失成败，进而提出理论与方法的重建之路。本文按照这一思路，通过分析百年文论中如“一与多”“通感”等概念的成功范例，提出立足文学作品，利用古典资源，对话西方文论，建设中国文论的思路和途径。

从作品到概念

中国文论如何建设？对于这个至今还没有结论、正在探索中的问题，我们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思考。比如当前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思路，是将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结合，从而期待能构建出新的理论体系。但笔者认为从百年以来取得的成效来看，从理论到理论的推导并非是一条成功的道路。这其中缺少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文学作品。西方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说过：“文学研究区别于历史研究之处在于，它需要处理的不是文献，而是不朽的作品。”程千帆先生也认为：“我们无论用哪种方法从事研究，都必须归结到理解作品这一点上。”可见，无论是中西还是古今的文学经典理论，它们的产生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广博而复杂的文学作品。

实际上，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归纳、演绎和抽象来构建现代文论体系，一直是百年以来中国学人的努力方向，前辈学者在这方面作出过一些成功的探索。如程千帆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论述的“一与多”。在论文最后他特别指出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主要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十分强调以文学作品为中心探讨理论问题，努力在“在古人已有的理论之外从古代作品中有新的发现”，推动中国文论的现代化。

再如钱锺书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通感”概念，钱先生自述其研究方法：“具体作品引起了一些问题，导使我去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史。”他通过对古今中外各种体裁文学作品的具体分析，异中求同，细致地归纳和抽象出“很早就在西洋诗文中出现了”的“通感”这一文学批评术语。

由此看到，无论是中国固有的词汇，还是西方的文论术语，“一与多”和“通感”都是在中国百年文论建设中已有的成功案例。我们在赞扬他们别出心裁、见解卓越的同时，应该看到他们的结论都是从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中得出来的。

从前辈学人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中，笔者认为构建“中国学派”的文论体系，应该是采用“文学作品—抽象概念—理论体系”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历程。中国文论建构的基础是文学作品，最终的理论体系是通过概念形成的。这里之所以强调是“文学作品”，因为中国文论的核心是立足于文学作品的审美批评，许多批评的概念是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鉴赏、比较、概括、演绎中得来的，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仔细斟酌的。

“意法论”

最近张伯伟先生在《“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纪念王元化先生》一文中谈到“意法论”：“语文学和文学理论相结合，运用在文学的创作论和批评论中，古人也有了一些初步的实践，这就是‘意法论’。其学理基础不仅来自文学批评本身，更有广远深厚的经学研究背景，而且能与西方文学批评作对话，足以成为今天探索文学研究新方向中的一种可能。”提出将“意法论”转变为一现代文论术语的可能。

我曾在《杜诗学视角下清初学者“意法论”诗学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讨论过“意法”这个概念。“意”与“法”本来是古代文论十分常见的两个概念，“意”是诗意，“法”是技法，但二者合而为一变为“意法”概念，则形成于清代初年的诗论中。首先见于陈之壎（1608-1684）所撰《杜工部七言律诗注·注杜律凡例》：“诗，意与法相为表里，得意可以合法，持法可以测意。”认为要达到理解诗“意”（亦即作者之“志”），必须从诗“法”（章法、句法、字法等）入手，二者“相为表里”，如果缺少了任何一方，不仅不能得作者之意，亦不能得作者之法，并且坚信这是杜诗解意最为重要的原则。“意法论”指诗意与诗法并重，两者互为表里，强调作品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它是在古代传统“以意逆志”的思想背景下、在清初杜诗阐释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古代诗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其概念命名、产生本源、文本依据到作为批评方法的实践，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构建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具有积极意义。

“意法论”这一概念的产生与杜诗文本有直接的关系。陈之壎此书本身就是对151首杜甫七律的注解和分析，是从作品“写什么”（意）和“怎么写”（法）的辩证关系中分析和归纳而成。从“意法兼到”的杜甫作品出发，创造性的将“意”与“法”合二为一形成“意法论”，概括为凡例，由创作论进而转换为批评论，体现出这一概论产生于文学作品，又能应用于文学作品的有效性。

无独有偶，清初另外一位学者冯班在其书论和诗论中同样具有“意法论”的思想，《钝吟杂录》卷六论书法云：“唐人用法谨严，晋人用法潇洒。然未有无法者，意即是法。”这句话虽然是直接对书法而言，但综观冯氏的诗学思想，这句话也是完全适用的，冯班的诗学思想正是建立在乃兄冯舒“情法统一”的基础之上。蒋寅先生认为冯班是“最早将朴学精神引入诗学的先驱，开启并确立了清代诗学的专业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即是法”不仅在书学和诗学上都具有“意法论”的理论意义，更具有文艺理论的普遍性。

“会通”

除“意法”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概念是“会通”。“会通”这个概念，在中国出现得很早，涉及到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哲学上如《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孔疏释“会通”为“会合变通”之意。史学上，司马迁著《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即是会通古今之意。文学上，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杜维运先生认为：“‘会’是网罗天下所有的资料于一书，‘通’是贯穿古今，极天下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总之，“会通”的意思是要求学者能够汇总左右，融通前后，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脉络。

清代杨伦的《杜诗镜铨》一书虽然以“简明”著称，但对杜诗的“源流”论述得却十分周详，上下古今，进退百家，该书《凡例》云：“唐子西谓作文当学龙门，作诗当学少陵，则趋向正而可以进退百家矣。故非尽读古今之诗，不足以读杜诗。兹于源流所出，派别所开，均特为标举，洵为诗学津梁，得以尽穷正变。”《凡例》中提到的“源流”贯通了《杜诗镜铨》全书，在本质上是中国古代学术中“会通”思想的体现。

杨伦的“会通”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杜诗镜铨》阐述杜诗“源流”，具体落实在诗人的用语、用意、风格、派别等诗歌内部的发展变化上；与李善注《文选》相比，在注释体例上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形成了一种新的注释范式。其二，杨伦在“会通”思想和“推源溯流”论的影响下，完善了对杜甫诗学体系的建构。其三，杨伦通过诠释“转益多师”和“别裁伪体”，证得杜甫诗学的“正变”之道，进一步阐明了杜甫诗学体系中的关键。总之，《杜诗镜铨》一书所蕴含的“会通”思想，不仅对构建“杜甫诗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对于中国文论的构建也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再谈一下“会通”思想与西方文学理论“接受美学”的对话问题。中国古代的“会通”思想与西方现代阐释学者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的接受美学有共同点。接受美学强调从作者的构思到作品的产生，再到后世读者在“期待视野”下的不断阐发，作品本身是一个不断被解释、被重塑的过程。这与“上下古今，进退百家”的“会通”思想一样，以杜诗作品为中心，在“作品—读者”间重构了它在后世的接受发展，展示了它越来越厚重的“人文”品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与西方文论的比较，谋求异中求同，可以进而确定这一概念的合理性。

文论概念的“与古为新”

对于中国文论概念探讨的思路，可以借用《二十四诗品》中“与古为新”一语：“与古”是“尚友”古人，“为”是成为，不是为了，不是为了新而新。“能与古为新则光景常新”，笔者认为对于中国文论的建构，也应该重视“与古为新”的思想方法。笔者对“意法论”和“会通”的探讨，都是从文学作品出发，充分借鉴了古代文论的学术术语，再进行重新洗炼、阐发、对话和建构而成。笔者认为，所谓“与古为新”是中国文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

最近看到纪念王元化先生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古典资源的再发现和重建”，顾名思义，是通过利用古典的文献文本和理论资源对中国文论进行重建。上文谈到程千帆先生阐发的“一与多”这一文论概念，出自于《周易》和《老子》两部中国古代经典；而钱锺书先生拈出的“通感”一词，在亚里斯多德的《心灵论》中就已经提到过。同样出于“古典资源”，虽然是西方的“古典资源”，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仍然可以成为中国学人再发现和重构的学术资源。因此，如何借鉴和阐发“古典资源”，确实是当代学者正在严肃思考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文论建设途径之一，当以文学作品为重点，参照古代已有的概念，无论是哲学的、心理的或者文学的，在与西方文论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中，建立起具有“中国学派”的文论体系。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