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北京城之源

京西，西山脚下，悠悠大石河自北向南静静流淌，在临近房山区琉璃河镇时，先折向西南，又转而向东流形成一道河湾，董家林燕都古城遗址正位于河湾地带的一块宽阔高台平地上。残存的夯土城基、环城城壕、宫殿台基，还有祭祀坑中兽骨上的甲骨文，都与绕城而过的大石河一般默默无语，却见证着琉璃河遗址作为西周时期燕国都城和始封地的史实。

三千余年悠长历史，无言而有力。琉璃河遗址被考古证实为目前北京地区可追溯到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头，被誉为“北京城之源”，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日，《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2035年）》正式发布。根据规划，琉璃河遗址将新增274.1公顷环境控制区，并以西周燕国早期遗存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建设一座考古遗址公园。同时，琉璃河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也取得了重要成果，首次在城内发现结构清晰、内涵丰富、等级较高的成规模夯土建筑基址，并出土、采集出数百件文物。新发现不但印证了文献中关于“周初封燕”的史实，更对研究早期建筑工艺、建筑结构、遗址兴衰、早期国家治理水平和等级制度等具有重要价值。古国燕都，三千年后随着后人对她的探本溯源重新焕发往日都城威严。不久后，这里将是一条传承中华民族的重要文脉，也将成为一张全国文化中心的“金名片”。

夯土层叠 剖释古今三千年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武王伐商后，周王朝为了巩固边地，分封了一些诸侯国，那时的燕国相当于周王朝在最北边的边界。翻过燕山就是北方的草原。”春日里和煦的微风拂过董家林村，三千年前，这里曾是周朝分封的燕国的都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现场负责人王晶站在一处夯土建筑基址遗存旁，用手指向约有两人高的夯土层剖面详细地做着介绍，琉璃河遗址本次新发现的夯土建筑基址等级较高，基址的位置距离城址西城墙约30米，距离北城墙约160米，符合西周早期诸侯国的等级地位。

《北京》周刊了解到，琉璃河遗址在燕文化的研究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以琉璃河为核心的西周燕文化，是现在京津冀一体化历史文脉的源头。琉璃河遗址主体分为两大部分—中间的城址区和东边的墓葬区。新近发掘的城址区内的夯土建筑基址正位于董家林村，而墓葬区则位于东面相邻的黄土坡村。

据北京市文物局相关人士介绍，琉璃河遗址1945年被发现，1962年正式开始对其考古发掘，上世纪70、80、90年代以及2000年后，遗址分别经历了几次大规模发掘，也出土了很多珍贵文物。最重要的是克盉与克罍两件青铜器物上的出土铭文“命克侯于燕”，实证了周初封燕的史实。2002年以后，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工作沉寂了一段时间。2019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下，考古工作团队对城址内的范围进行了一次大约400平方米的小型发掘。在发掘前，专业人士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来确定发掘的地点、城内与城外遗存分布的情况。同时，还对该遗址建立了科学完备的考古信息系统，并利用更多的高科技手段以及多学科合作的方式进行考古发掘。此次在城址内新发掘的夯土建筑基址就是在这次考古调查中发现的。

走近这处位于城址内西北侧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目前考古揭露范围东西长约28米，南北长约26米。其夯土基础最厚处达1.62米，为分块逐层夯筑，夯层厚约8-12厘米，夯筑质量较好。从夯土建筑西侧的剖面可以发现，一条条环形线将剖面自上而下分割成间隔距离不等的若干文化层，形似“千层饼”。从剖面最上方向下，依次被标注为现代耕土层、明清时期文化层、金元文化层、唐代文化层、战国到汉代文化层，再之下的部分就是西周时期的建筑基址。

如果仔细观察，能够看到夯土基础之上保存有多组墙体和若干柱洞，墙体最高处残存0.91米、厚约0.4米，柱洞大小不一、使用方式不同。王晶解释，夯土建筑上可见至少四层人类活动面，墙体也可见修补痕迹，可知该基址历经至少四次废弃、再利用行为。基址建造年代不早于西周早期，废弃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时间跨度较大。

“这一夯土建筑基址结构明确、层次清晰。”从王晶的语气中不难听出那一份属于考古工作者的自豪，她正在介绍的这片对北京建城史具有重要意义的燕都遗址新发现，也正是她与她所属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考古专业人士一铲一铲发掘出来的。

“标注第一次活动面的位置，是我们判断的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建筑的始建位置，从这个活动面之下的土，是逐层夯筑的整个房屋的基础，其中一些斜线可能是版筑构造的痕迹，建筑最深的地基最厚的地方约有1.62米，表明房屋建在一个很厚实的基础上。可以想见建筑的构造和质量是非常好的。”从夯土建筑遗址上的一些细节中，王晶尝试解释和还原遗址上的先民当时生活的场景，“在第一次活动面之上，可以看到逐层铺垫再使用的痕迹。标注DM3的这一层上下是非常细的小夹层，小夹层是人为地不停踩踏形成的‘千层饼’一样的形态，被称作‘踩踏面’。这个面就是古人生活的地面，3000年前的人们就在这个地面上踩来踩去。旁边的这个红烧土是被火烧过的土，古人可能在这里生火用火。我们还能看到一次大的毁弃现象，相当于在DM3的时候有一次毁弃，然后先人们用毁弃的东西做了垫土，形成了下一次的踩踏的活动。”

《北京周刊》从北京市文物局获悉，2021年北京又获批了国家文物局的执照，今年还会进一步对城内遗迹进行发掘。未来，一方面开展大面积大范围的流域调查和勘探工作，对整个琉璃河城内的空间结构，建制沿革，城内和城外的聚落社会进行研究，同时利用多学科合作的科技手段，对出土遗物进行研究，并进行商业模式的研究，最终形成琉璃河研究的综合成果。

琉璃河遗址夯土建筑基址夯土层剖面

残物复原 拼画先人民情图

2019年以来，在董家林村城址遗址中新出土的文物颇有看点，包括青铜环首刀、铜箭簇、玉玦、绿松石以及石器、骨器、陶器等遗物数百件，陶片两万余片，表现出了本地燕文化、周文化和商文化多种文化因素特征。

在城址内新发掘的夯土建筑基址展示现场，可以看到由陶器残片拼对而成的各种大小、颜色不一的陶制器皿，有红土颜色的三脚陶罐，有灰土颜色的四脚陶罐，有的陶罐口大如盆，有的陶罐口小肚大，这些都是两三千年前此地先民们日用的生活生产用品。2019年后，遗址新发掘的陶器残片有两万余片之多，每一片陶片都会经过考古人员清洗编号、分类统计，并尽量拼对复原。从完整陶器密布的拼接缝隙可以看出，一件完整的器物都是由几十片残片拼对而成的。

展台上陈列的不仅有陶片，还有一组陶制炊具的立腿，形态上有明显不同，有的浑圆粗壮，有的细瘦且空心。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些立腿的排列顺序和形态，是可以帮助考古人员判断炊具的年代、族属以及使用人群的。比如，当时使用陶器到底是本地燕文化的土著人，从西北地区迁过来的周人，还是商朝的殷移民？小小的残缺立腿，能让人们更了解当年琉璃河地区的人群结构，这就是考古的魅力。

提到环首刀，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在脑海中浮现汉朝抗击匈奴的塞外征战画面：大漠孤烟直的塞北战场上，手执环首刀的汉军将领冲杀在敌阵之中，单面开刃、厚脊的环首刀闪烁着寒光，形成一道道凛冽的刀锋寒气，直击敌人的身体，寒气透体而过……其实，在漫长的华夏文明中，环首刀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武备种类，它一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主力近身格斗武器保卫着华夏文明的繁衍和辉煌。早在商代就有了环首刀的雏形，春秋战国时期富甲天下的齐国也有类似环首刀的曲刀钱币。不过，在商周时期，环首刀更多的作用只是一种生活工具。琉璃河燕都城址遗址内新发掘出的青铜环首刀，印证了这一事实。这件青铜环首刀长不过一尺，表面锈迹斑斑，刀刃比较锋利。推测它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具备实用价值，比如切割食物或削竹简。因为周朝时期的文字是写在竹简上的，如果写错了，就要用刀把原来的字削掉，再予以更正，所以古时执掌文案的官吏也被称为“刀笔吏”。

在现场众多的文物展品中，王晶特别展示了一组从遗址土层中发掘出的植物种子。这些已经炭化的植物种子，有粟、黍、小麦、大豆、大麦等，反映出琉璃河先民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生产生活方式。

一粒粒外表焦黑的种子，看似普通的沥青颗粒。它们都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尹达博士，对遗址内的土样进行层层筛选而收集到的炭化植物遗存。说起筛选和收集的过程，王晶感言“找到这些种子颇费了一番工夫”。她介绍，工作人员会在现场收集土样，土中会有一些炭化的植物遗存，这些炭化的部分可以通过层层筛选找到，整个过程相当于“洗土”，那些比较轻的种子就会浮到水面上，再借助显微镜，把它们一个个挑出来。粟和黍是当时先民的主食，也就是现在的小米和黄米。大麦、小麦可能是从外地传过来的，还有一些植物在水边长得比较多，表明当时这个区域的水系可能比较发达。

别看这些毫不起眼的炭化植物种子，它们虽然不会再次生根发芽，但是王晶却说，这些遗物能表现出中原旱作农业生产方式与出土器物中北方草原特征，印证了琉璃河遗址在文明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是早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间的重要桥梁。

琉璃河遗址出土的文物

科技赋能 密织遗存保护网

围绕琉璃河城址内西北侧的夯土建筑基址走上一周，可以发现几处由若干细长圆柱形泥土土样组成的“矩阵”，如果是考古专业人士来观察，能够看出土样中细微的差别。这些土样的采集工具，正是大名鼎鼎的洛阳铲。

作为中国考古钻探工具的象征，探铲在民间被俗称为洛阳铲。将洛阳铲的铲头插入土中，会带上来一管一管的土样，考古工作者以此来辨别土质，断定大致年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卫聚贤在1928年目睹盗墓者使用洛阳铲的情景后，便将其运用于考古钻探，在中国著名的安阳殷墟、洛阳偃师商城遗址等古城址的发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晶在介绍琉璃河遗址发掘工作时，特意介绍了洛阳铲。这个神秘的考古工具，在琉璃河遗址M253区发掘堇鼎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除了洛阳铲，王晶还提到了手铲，在遗址的发掘中，手铲比洛阳铲的作用更大。“夯土剖面几乎都是我们用手铲一寸一寸刮出来的，这样才可以看出土壤的质地，以及分辨出一层一层人类活动的遗迹现象。”

考古工作并不只是人们平常看到的挖掘，还有很多人们看不到的诸如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等一系列有机的工作。考古工作通常首先会对可能存在遗存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调查过程中会用到照相记录，然后进行考古勘探。勘探出来的土样，根据不同质地判断是否有人类活动的遗存。王晶进一步解释，松软的土质，包含物较少，可能是现代耕土。土中夹杂灰土较多，有非常多的炭粒、灰土粒等物质，可能是灰坑或人类活动频繁的遗迹现象。像沙一样的土，是没有经过人类活动的土，叫做生土，说明人类活动的情况到底了。考古队以此来判断是否有古代遗存。

不要以为考古工作者只有手铲和洛阳铲。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考古工作借助科技力量十分有限。之前的考古工具大都是原始的皮尺、直尺、罗盘等，无法确定精准坐标，这会让工作有重复性。而如今，随着科技的大发展，以及科技力量赋能考古工作，中国对遗址、遗存的发掘、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科技考古是利用现代科技分析古代遗存，取得丰富的“潜”信息，再结合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历史的科学。中国科技考古的研究与教学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科技考古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对地观测、法医DNA技术、法医颅相面貌复原等相关学科的帮助下，解决了传统考古无法解决的诸多问题，在考古勘探、年代测定、动植物及人骨分析、陶瓷与金属器物研究等方面做出尝试，拓展了考古研究方法，增添了新的考古研究领域，备受人们关注。另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当前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在所有交叉学科中，科技考古学颇为独特，它既是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更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随着融合的深化，它与考古学之间的界线愈发模糊不清。目前，科技考古学的发展，已体现在考古学的所有领域。

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北京市文物局组织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重启了琉璃河遗址的考古与研究工作。在整个考古工作的最初，考古队就在琉璃河遗址内搭建了三维测控网，建立起琉璃河遗址考古信息系统，对遗址核心区和墓葬区开展了大面积的区域调查和系统勘探。利用数字高程模型等手段对整个遗址区域进行数字化采集，确保遗址上将来做的每一个调查点和探孔都有准确的坐标信息。在勘探调查过程中，始终按照国标进行各项记录，新勘探出各类型遗迹数百处，进一步厘清了城址区的空间结构，大大加深了对墓葬区分布的认识。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同时还展开了植物考古、航空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等科技考古工作。已经涉及和将要涉及的学科不下十几种。考古队还对城内的小型地面建筑、居址等进行了发掘，对城址南侧大石河摆动范围进行了调查，系统认识了大石河摆动对南城墙造成的破坏。

目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已与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厦门大学4家高校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将分别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公众考古、考古学研究、人才培养、田野考古实习等方面开展合作。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也表示，“十四五”期间，北京考古将重点聚焦琉璃河遗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将加强与专业院校合作，推动考古队伍建设。

洛阳铲采集的土样

蓝图展现 打造文化金名片

琉璃河遗址是北京城市的源头和三千余年发展历史的实物见证。这片遗址覆盖了琉璃河地区的董家林、黄土坡、刘李店、立教、庄头等村，总面积525万平方米。琉璃河遗址经过科学发掘，发现了西周古城、高等级墓葬、宫殿建筑区、手工业作坊遗存等，并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其中，堇鼎是北京地区出土的体量最大的青铜礼器，克盉、克罍、伯矩鬲等有文字青铜器为《史记》所载的西周分封制提供了最早的文字证据，出土的刻字甲骨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的测年材料。文物专家认为，琉璃河遗址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未来，这片重要的文脉遗址的发掘、研究将面向公众共享它的辉煌成果。

今年3月，《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2035年）》正式发布，描绘了未来15年琉璃河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细节。遗址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范围从7.1平方公里增加至11.6平方公里，保护区划包括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控制区，总面积约1729.7公顷，在建设控制地带西侧新划定环境控制区，总占地面积274.1公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将以西周燕国早期遗存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

近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调研琉璃河遗址保护工作时强调，琉璃河遗址是首都北京悠久建城史的珍贵物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要立足传承中华民族文脉、重现北京历史记忆的高度，充分认识琉璃河遗址保护的重大意义，聚焦打造北京下一个申遗项目，努力建成全国文化中心的一张“金名片”，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文化遗产。

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也在调研时表示，国家文物局将与北京市加强沟通协作，加大对琉璃河遗址保护利用意义的研究，深入挖掘阐释其历史意义、科学意义、文化艺术意义和当代价值，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规划好琉璃河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将琉璃河遗址打造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金名片”、世界首都文化的“金名片”。

考古工作人员介绍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情况

“今年，我们再度获批了国家文物局的发掘执照，将进一步对城内遗迹进行发掘。”王晶表示，考古团队还有更远期的目标。例如，通过地理信息系统、三维地理模型、田野考古数据管理系统等，加强琉璃河遗址的布局与分布研究，将遗址功能区细化，厘清琉璃河遗址商周时期的聚落结构等。另外，还将积极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包括出土文物科技分析研究、冶金考古研究、陶器考古研究、人类学研究等，进一步从考古学视角上观察北京建城之始的地缘、环境等因素以及燕都遗存所反映出的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图景。

琉璃河遗址这张文化“金名片”正在考古工作者及相关工作人员的手中，一点点被打造成型，一点点泛起金色的光芒。北京城的根，深深地扎在那些黄色的夯土建筑基址中，城市的文脉正沿着遗址的每一段发掘与复原，扩宽着传承的半径，凸显着历史的纹理。琉璃河遗址的蓝图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