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我有‘三心’只有一‘意’

中国三千年只出了一个苏轼，他自由地出入于儒释道之间，出世和入世之间没有丝毫的冲突，济世安民不影响他参禅悟道，畅游山水也不影响他治国理政，苏东坡的内心把这三者完美安置下来，和谐共生，圆转如意。

儒家之心：仁爱济世

仁者爱人，苏轼一生坎坷而悲壮，被贬三次，一次比一次苦，一次比一次远。但是无论流落何方，他都敢于逆流破浪，为民奔走。

被贬黄州，他发现当地因为贫穷有溺婴的恶俗，就组织成立救婴会，努力救助那些无辜的婴儿。

被贬惠州，他见当地水稻种植方式落后，不但令农人身体痛苦不堪，而且小腿因长期浸泡水下多生“疮烂之疾”。于是他在百姓中推行新式农具“秧马”，不但解决了农人劳苦问题，而且提高了水稻种植效率。

被贬海南，他见当地文教不兴，他便在当地开辟学府，自编讲义，自讲诗书，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的饱学之士。史书记载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中举人者姜唐佐和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符确，就是苏轼精心培养的得意弟子。

因为有一颗爱人之心，便有一腔济世热情。哪怕颠沛流离，却也不改初衷。再多谗毁，也不能改变苏轼那颗柔软而仁爱的心。

道家之心：道法自然，返璞归真

苏轼的祖父苏序崇信道学，苏轼在年幼时常常随着祖父出入道观，在八岁的时候，苏序便把苏轼送到天庆观，让苏轼和道士张易简学习，苏轼自小熟稔《道德经》，在苏轼幼年时，道家思想便已给他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被贬黄州，苦闷难遣，苏轼在山水中重新领悟道家的意义，他在词 《临江仙·夜归临皋 》中写道：“长恨此身非吾有 ， 何时忘却营营 ？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在对现实环境不满的心境下，，他去亲近大自然 ，拥抱大自然，融化在大自然之中。

苏轼拥抱自然，寄情大化的道家思想，让他的心灵摆脱了现实的枷锁，扩大了人生的境界，呈现出一个旷达自适的苏东坡。

道家喜欢讲返璞归真，老子在《道德经》里讲“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永恒的德不离开，复归到婴儿的纯真状态，返璞归真是道家崇尚的至高境界。

苏轼被贬黄州之后，这个大才子常常和混迹在街头巷尾，和农民一起聊天、喝酒，有一天，有人在街上撞到了他，然后那个人骂骂咧咧的就走了。

苏轼说“自喜渐不为人识”，褪去大文豪的外壳，褪去了外界所有的赞誉和褒扬，在这个小小的黄州，苏轼终于不再为名所困，回到他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最朴素，最普通的自己。他对这样的自己感到窃喜。

那个光芒万丈，立于庙堂舞文弄墨的苏轼，充其量只是历史上一个可有可无的才子罢了，但是回到乡野间，褪去所有外界的期许与枷锁的苏轼，才有了穿越千年，历久弥新的力量。

佛家之心：身心皆空，即心即佛

佛家常讲“即心即佛”、“心生则种种生，心灭则种种灭”。

苏轼曾经给王定国的爱妾柔娘写过一首词：“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精通佛理，自然明白只要心灵安顿，无论如何贬谪飘零，也无法让他消极颓然。

在黄州，他在东坡上饶有兴趣地种地，打着拍子教农人唱自己改编的《归去来兮辞》，他到惠州，痴迷当地荔枝的甘甜，赞美“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正是佛家的“即心即佛”，让苏轼虽然半生飘零，却随遇而安，无往不前。把这糟糕的人生，竟也活得有滋有味。

苏轼临死前，写下这一首诗，

《答径山琳长老》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他说，生病这个事很简单，死亡的事情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有这副臭皮囊，如果没有了这臭皮囊，人就不会生病，所以对待生死一定要看透。就是如果有身在，就有大患在；如果没有身子，他就没有大患，所以生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死亡也是很自然而然的，没什么可怕的。

苏轼还曾写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也就是《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生死爱欲迷人眼，到头来，两手空空。身是空，心也是空，万法皆空。

一意：超然与旷达

历经黄州惠州儋州的淬炼。苏轼终于把儒释道融为一炉，它们化作人生的养料，成就了苏轼看破后的达观。

这一生，有顺境有逆境，有出世有入世，有真实有虚幻，有济世救民，有山水自然，也有生死之间的了悟。在动荡的人生际遇中，儒释道在苏轼的身上交汇融合。

所以再多贬谪，苏轼也总是天趣洋溢、生机浩荡。无论是什么样的困境，他也总可以超然旷达、圆满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