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一谈的诗歌盒子：不补课的暑假在公园写诗吧

“给花浇水时，顺便给花的影子浇浇水。”

“奔跑的蚂蚁，越看你，越觉得你像一辆蚂蚁自行车呢。”

“瞧！彩虹！那是我给天空做的一顶帽子。”

这是蒋一谈的《给孩子的截句：走进最短的现代诗》一书中所收的小短诗。最近正在北京奥森公园举办的“给孩子，给世界——蒋一谈的诗歌盒子”阅读体验活动的第五期活动中，孩子们被邀请以画笔绘出诗句中的诗意。

蒋一谈介绍，本场活动有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上述的“向日葵是能吃的太阳”，一个主题则是“奔跑的蚂蚁，越看你，越觉得你像一辆蚂蚁自行车呢”。在绘画的过程中，小朋友们则被指导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长长的画卷中，每个小朋友负责一个部分，她们笔下的蚂蚁是可以飞的、是各种交通工具、爱吃冰激淋、有各种可爱的表情……

“给孩子，给世界——蒋一谈的诗歌盒子”是蒋一谈与阅读公元（北京）机构联合举办的落地公益项目，历时三个月向公众免费开放。每周末举办的活动中，蒋一谈会邀请诗人、艺术家等进行现场分享和与小朋友们互动，家长报名即可参加。最近一期，诗词大会冠军彭敏也将到现场与小朋友们一起飞花令。

诗歌盒子

诗歌盒子的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户外”与“互动”，阅读公元创始人潘子亮谈道，这次在奥森公园中搭建的一个小图书馆是最亲近人的阅读空间、也最能给人带来想象与灵感。不同于一般的销售咖啡为主、售书为辅的商场书店和几乎沦为“自习室”的小书店，潘子亮创办的“阅读公园”将触角伸向更为偏远处：从公园到社区、从大城市到小乡村，或者在公园建造一座小小图书馆，或者在乡村建一个临时的读书场所。在奥森公园的这个“诗歌盒子”被书籍和一些文创装饰着：因为正值奥森公园的向日葵开放，契合“葵花季”，“盒子”里摆放着很多和花朵相关的小文创产品。

澎湃新闻也在这个“诗歌盒子”中专访了蒋一谈。

澎湃新闻：这个空间里也放了很多你的截句诗集，可以谈谈这种小诗文体吗？

蒋一谈：中国古代就有无题诗、两行诗的传统，最有名的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而日本的连歌、俳谐诗等跟中国的古诗、短诗是有着巨大的关系的，日本将中国的文化经过他们自己的实践形成了俳句，日本的俳句不能叫诗歌，而是有记录生活的功能。

1980年的时候日本的一个文化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中方接待团的团长是赵朴初先生，那是中日刚建交。在那次宴会上，赵朴初先生第一次创作了和风汉俳。但是我又看资料发现赵朴初先生他们当年的追随者年龄都偏大，都是一些学者。而且他们追求的和日本的古典俳风总的调性是一样的。而当时正好有中国的北岛、顾城这一批现代主义诗人起来，他们又是年轻一代，所以这个现代诗歌的朦胧诗歌，就把年轻人给抓住了。汉俳最后就没有起来，慢慢就落寞了。

2015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世界武术大师李小龙创造了截拳道，这种注重简洁、张弛和自然的形式也可以被用以形容这种短诗的文体，所以我提出截句文体及“最短的现代诗”写作理念。

蒋一谈

澎湃新闻：这个“诗歌盒子”也被很多截句装饰着，好像这种短短的文本更有一种直给的力度和文艺感。

蒋一谈：是的，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日本樱花节，大阪公园人山人海，但是大家都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旁边有个俳句箱，你可以现场写俳句。而且在日本很多商品上，矿泉水瓶上都有俳句，它已经成了日本的一种生活方式之一，他们已经不在意我写的俳句是好是坏。

这更激发我去思考，日本有俳句，中国也应该有截句，我们要进一步地跟上这个时代，寻找和年轻人更贴近的文体。

我认为的截句，它是没有题目的四行诗，它是最短的现代诗。就相当于俳句一样，当它成为一种写作形式的时候，它超越了好与坏。我希望大家都觉得它就是我手边的事儿，我想写就写，比如我在读里尔克的诗集，我就会在有感触的地方、同时也会受身边环境的触动随手写下：“我偏爱稀疏的草地”，我们会看到奥森公园茂密的草地，我可能我会不喜欢，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我和雨都有思考的余地”。

随手写下的“截句”

澎湃新闻：你也出版了《给孩子的截句》。截句是不是天生更契合小孩儿的那种阅读习惯？

蒋一谈：一定程度上。它打破了诗的神话。我遇到的年轻人们其实写了很多很好的感受，是句子，但他们不敢说自己写的是诗，或者说不敢认为自己有可能成为诗人。他们认为诗歌是私人的东西，不是这样子的。诗意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有没有诗歌才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要尊重个人的诗意。诗意要有，而截句就是个好方法，在不断地写作中更新鲜的感觉就会出来了。也就是说写作本身，第一需要有感觉，第二需要有自信。如果你写的东西你自己都认为它不行，那也不行。

澎湃新闻：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有一批小孩儿大概六七岁就写了特别好的诗，就比如“灯把黑夜 烫了一个洞”“纸币在飘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算钱”。你对于他们这个怎么看，因为他们写的是截句。

蒋一谈：其实像小孩儿写出这种东西我一点不吃惊。如果是成年人写的话，我反而要给他鼓掌。成年人写，难。这中间有个小误区，在中国的文学批评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认知，就是给孩子写作要低于给成年人写作，但实际上给孩子写难道仅仅是给孩子写诗吗？不是，我也是给我自己写诗，我就当成透明的诗来写。成年人可以给孩子写，也可以给自己写，孩子们也可以给世界写也可以给自己写，我们突然有一天会发现，好多作品孩子们喜欢，成年人也喜欢，那就是一种境界。

澎湃新闻：谈谈这个空间，当时你是怎么起念弄这样一个空间呢？

蒋一谈：我见了一万一千多名孩子，在教室里也做过很多场活动。我发现这种在户外的诗歌体验孩子们更喜欢，而且能够跟大自然去接触。有一位认识十五六年的朋友知道我的想法，然后就带他的好朋友——阅读公元的创始人潘子亮先生一块来见面，他说这个想法也挺好。然后在中国的有几个重要的诗人就说，咱们什么时候做一个诗人的院子，可以在郊外做，也可以在市里边做，然后就有了共同的思路，诗人们一块来谈诗歌谈文学。正好也有这个机缘，奥森公园要做葵花季，我就说那不是正好吗，有空间有时间，就做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澎湃新闻：感觉像是做了一场关于诗歌的田野调查。

蒋一谈：还不是田野调查，中国古代叫作诗教。其实这个词不对的，我们把这个词给理解得太硬了，好像诗歌可以教育，其实不是。所有的好的东西，它能闪光它能启发别人，诗也是启发性的。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点，就是“行动的诗学”特别重要。

澎湃新闻：所以这种户外的形式更是一种启发跟发散性的，之前的五次活动也是这样的形式吗？

蒋一谈：就是启发，是火花训练。之前也是这样的，我们第一场是音乐人给孩子们来读诗讲诗，然后第二场的活动是诗歌的绘本，蒋小涵也来了。还有一场活动是诗人们给孩子们写的诗，专场读诗活动，我那个诗集叫《猫咪之歌》，有一场猫咪之歌的主唱过来给孩子们一起读诗、唱歌这种形式。在公园里这种形式是第一次，未来也会有。

澎湃新闻：这种户外的形式的必要性是什么？

蒋一谈：大自然是没有屋顶的，一定要呼吸自然。我在活动现场也跟爸爸们说了，我也是个爸爸，但是我觉得我不太合格，就是因为我以前没有有意识地抽时间陪孩子。而且现在参加活动绝大部分都是妈妈带着来的。我说爸爸也不要太袖手旁观，孩子们还是要多户外运动。

澎湃新闻：你这几周有尝试教小朋友们写诗吗？

蒋一谈：有写过。他们目前这几场活动都是家长带孩子聊天的时候，提问题再跟他们讲，为什么要这样，让他们感觉到写诗这个事就在我身边。但主要还是侧重于思维的启发，小朋友必须经过更好的学习跟训练才能提升那种语感和那种弹性，就是说一个好的小诗人，她写得很好，但是未来不引导可能也不行。

比如一种自然诗歌叫“蚯蚓避雨，蘑菇撑伞”，就两行，小朋友能理解到，包括“一只鸟飞到窗前，放下陌生人的故事，轻轻飞走了”，就是鼓励孩子们，你们家只要有窗户肯定会有鸟在你们窗台上留有影子，或者你们肯定见过，但你们见过的时候你们就要想，这个鸟绝对不是无缘无故来的，要进行想象。

澎湃新闻：你会想把它做成一个长线的策划吗？比如说后期会有什么，比如说会不会给小孩儿写的出诗集，或者是进一步推进这个工作呢？

蒋一谈：我们之前做了，但是做得不是特别的理想，孩子们还是思维的同质化比较厉害。毕竟这些孩子我们也没有去训练，整体而言出诗集还有点困难。写可以当成一种爱好跟习惯，但是出诗集特别严。好的诗是这样的，就是当一个作品写出来之后，其他人，职业诗人，会写诗的诗人都不敢写了，它的独断性就在这儿。

澎湃新闻：对，但这还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大部分的小孩儿可能就是一种感受性的东西。

蒋一谈：艺术有没有标准？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它有个公共的标准。这个公共的标准你领悟到了，那就领悟，你领悟不到，那也没有办法，但好的东西，它可以超越你的领悟，你说它坏也没有关系，它自带优点，自带光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