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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已逝,生者恒忆——季羡林诞辰110周年

2021-08-07

他不是世人加身于他的所谓“国学大师”,可是回顾他这一生,他拥有许多比国学大师更宝贵的东西,关于处世,关于教育,还有身为一位学者的尊严和担当。而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关键原因。

季羡林,知名语言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他学术研究不仅广博,而且精深。学贯中西,精通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十二国语言;笔耕不辍,翻译二百万字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写成八十万字《糖史》,留下无数散文随笔。

海外学成归来,他在北京大学创办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他曾形容自己这一生“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跨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

在历尽岁月波澜后,内心重归宁静从容,依然不减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对后辈美好的期望。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离开了人世。两年后,作家张曼菱发文怀念,文中提到一个细节:有一次她去301医院看望季老,季老对她提起《浮生六记》,说:“那一部是贵在心灵之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所谓的‘浮生’,不只是说生命的短促,更是指这生命不系于任何庞然重物。生命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却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及至年过九旬,季羡林的散文仍然有股孩童般的魅力,活泼真挚。他笔下的清塘、石林、二月兰、夹竹桃、上海菜市场、北京小胡同,无一不充满着这样渺小的自由和蓬勃的生命力。

而季羡林的一生,也正是细细诠释着这样的自在自为。

01

刻苦自为

欣然忍受,不以为意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在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的一个穷苦的小村庄中。

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平日里只能吃红高粱饼子,又苦又涩。可就是这样艰苦的童年环境,在之后的岁月里,有时候能激励他前进,有时候能鼓舞他振作,使季羡林终生受用不尽。

六岁,他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去到济南投奔叔父,开始了他漫长的求学生涯。“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我当时生活的写照。”

可他也找到了感兴趣的东西——桌上摆着《四书》,他却偏爱看旧小说;英文学习的启蒙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得益于他管教严格的叔父,一路磕磕绊绊念完了小学、中学。1930年,19岁的季羡林风尘仆仆地从山东赶到北京考大学。那时候没有全国统考,数量不多的大学都是自主招生,季羡林报考了清华和北大,皆榜上有名。最终因为清华出国机会多,权衡之后他进入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青年季羡林)

在清华的时日,其中两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对他起到了深远的影响。直到晚年,季羡林对朱光潜和陈寅恪上的这两门课依然念念不忘。

他曾深情地说:“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机会永远留给随时准备着的人。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互派研究生的协定。刚刚在山东济南中学就业不久的季羡林闻讯后,再一次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的母校,报名应考,结果如愿以偿,被德国哥廷根大学录取。

这一年,季羡林刚满24岁。踌躇满志的他告别父老乡亲,一路乘风破浪,来到了欧洲腹地的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兼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其中所学的外国语包括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阿拉伯文等等。

德国教师的工作态度堪称世界著名:认真、细致、谨严、热心,对学生关怀备至,循循善诱。正是在这些教师的严格训练下,季羡林克服重重困难,六年时间修满所有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学识基础。1941年,他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当时的时局并不太平。自己的祖国正战火纷飞,季羡林几年接不到家信,几乎完全失去了联系。二战波连甚广,他在英国缺衣少食,头顶上时时有轰炸机飞过,机声震动全城,时刻散布着死亡的讯息。可他写道:

一个人如果真正爱上了一门学科,那么,日日夜夜的艰苦劳动,甚至对身体的某一些折磨,都会欣然忍受,不以为意。

然而漂泊在外,他克服了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学业,却依然无时无刻不怀念祖国母亲,怀念故乡的月。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十余年的祖国怀抱。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这一教,就是三十余年。

02

真实自由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回国之后,季羡林创建东方语文系,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解放后,国家特别需要大量语言人才,季羡林深感责任重大,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然而文革打破了这一切。十年浩劫让他经受了非常人所可得的倒霉,变成一个“不可接受者”。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抓到余裕和时间,完成大量的写作翻译工作,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等雨过天晴,错误得到扶正,季羡林也重新回到讲台,他的学术和作品价值迅速显现,变成了一个“极可接触者”,到处听到的是美好的言辞,到处见到的是和悦的笑容。

“我仿佛大梦初觉一样,糊里糊涂地成为一位名人。”季羡林在自己的文章《在病中》这样写道。各种赞誉如雪片般飞来,无数人邀请他出席各种会议、题词、作序……“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的称号也被世人加诸其身。

面对大量“溢美之词”,他却感到困惑和惭愧,最后亲自撰文三辞桂冠,自嘲“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他活得真实,每次一收到稿费便会心花怒放,“爬格子的劲头更加昂扬起来。”而且从不避讳:

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

他忠于自我,不爱吹捧,更不愿意落入消费陷阱。关于吃穿用度,他写道:“如果只是给别人去看,则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千差万别,你满足了这一帮人,必然开罪于另一帮人,决不能使人人都高兴,皆大欢喜。反不如我行我素,我就是这一身打扮,你爱看不看,反正我不能让你指挥我,我是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

03

洒脱自在

生命特别可爱,人类特别可爱

终其一生,季羡林都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儿子。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一只最简单的敞口手提包,甚至一件雨衣,他都能穿50年,过得朴素却又自在。

他平易近人,及其疼爱学生,学生唐师曾回忆季羡林道:

“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色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茄”手表之外,没什么特殊。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温、良、恭、俭、让,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

他热爱自然,享受生活。笔下的猫猫狗狗、花花草草都彰显着蓬勃的生机和愉悦的气息。

(季羡林与他的爱猫)

他不乐意逢迎,更懂得尊重差异,包容万物。在他眼里: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由于各人禀赋不同,遗传基因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所以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好恶观等,都不会一样,都会有点差别。比如吃饭,有人爱吃辣,有人爱吃咸,有人爱吃酸,如此等等。又比如穿衣,有人爱红,有人爱绿,有人爱黑,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

感动中国颁给他这样的赞誉: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可在他自己眼里,“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季老这一生的学术成就,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他不仅在学识上学贯中西,融会古今,更重要的是他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都凝聚融化在季老身上,并从他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出来。

时间飞逝,季羡林已去世十二年。他不是世人所谓的国学大师,可是回顾他这一生,他拥有许多比国学大师更宝贵的东西,关于处世,关于教育,还有身为一位学者的尊严和担当。

而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关键原因。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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