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已逝，生者恒忆——季羡林诞辰110周年

他不是世人加身于他的所谓“国学大师”，可是回顾他这一生，他拥有许多比国学大师更宝贵的东西，关于处世，关于教育，还有身为一位学者的尊严和担当。而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关键原因。

季羡林，知名语言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他学术研究不仅广博，而且精深。学贯中西，精通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十二国语言；笔耕不辍，翻译二百万字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写成八十万字《糖史》，留下无数散文随笔。

海外学成归来，他在北京大学创办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他曾形容自己这一生“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跨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

在历尽岁月波澜后，内心重归宁静从容，依然不减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对后辈美好的期望。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离开了人世。两年后，作家张曼菱发文怀念，文中提到一个细节：有一次她去301医院看望季老，季老对她提起《浮生六记》，说：“那一部是贵在心灵之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所谓的‘浮生’，不只是说生命的短促，更是指这生命不系于任何庞然重物。生命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却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及至年过九旬，季羡林的散文仍然有股孩童般的魅力，活泼真挚。他笔下的清塘、石林、二月兰、夹竹桃、上海菜市场、北京小胡同，无一不充满着这样渺小的自由和蓬勃的生命力。

而季羡林的一生，也正是细细诠释着这样的自在自为。

01

刻苦自为

欣然忍受，不以为意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在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的一个穷苦的小村庄中。

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平日里只能吃红高粱饼子，又苦又涩。可就是这样艰苦的童年环境，在之后的岁月里，有时候能激励他前进，有时候能鼓舞他振作，使季羡林终生受用不尽。

六岁，他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去到济南投奔叔父，开始了他漫长的求学生涯。“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我当时生活的写照。”

可他也找到了感兴趣的东西——桌上摆着《四书》，他却偏爱看旧小说；英文学习的启蒙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得益于他管教严格的叔父，一路磕磕绊绊念完了小学、中学。1930年，19岁的季羡林风尘仆仆地从山东赶到北京考大学。那时候没有全国统考，数量不多的大学都是自主招生，季羡林报考了清华和北大，皆榜上有名。最终因为清华出国机会多，权衡之后他进入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青年季羡林）

在清华的时日，其中两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对他起到了深远的影响。直到晚年，季羡林对朱光潜和陈寅恪上的这两门课依然念念不忘。

他曾深情地说：“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机会永远留给随时准备着的人。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互派研究生的协定。刚刚在山东济南中学就业不久的季羡林闻讯后，再一次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的母校，报名应考，结果如愿以偿，被德国哥廷根大学录取。

这一年，季羡林刚满24岁。踌躇满志的他告别父老乡亲，一路乘风破浪，来到了欧洲腹地的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兼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其中所学的外国语包括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阿拉伯文等等。

德国教师的工作态度堪称世界著名：认真、细致、谨严、热心，对学生关怀备至，循循善诱。正是在这些教师的严格训练下，季羡林克服重重困难，六年时间修满所有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学识基础。1941年，他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当时的时局并不太平。自己的祖国正战火纷飞，季羡林几年接不到家信，几乎完全失去了联系。二战波连甚广，他在英国缺衣少食，头顶上时时有轰炸机飞过，机声震动全城，时刻散布着死亡的讯息。可他写道：

一个人如果真正爱上了一门学科，那么，日日夜夜的艰苦劳动，甚至对身体的某一些折磨，都会欣然忍受，不以为意。

然而漂泊在外，他克服了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学业，却依然无时无刻不怀念祖国母亲，怀念故乡的月。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十余年的祖国怀抱。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这一教，就是三十余年。

02

真实自由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回国之后，季羡林创建东方语文系，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解放后，国家特别需要大量语言人才，季羡林深感责任重大，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然而文革打破了这一切。十年浩劫让他经受了非常人所可得的倒霉，变成一个“不可接受者”。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抓到余裕和时间，完成大量的写作翻译工作，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等雨过天晴，错误得到扶正，季羡林也重新回到讲台，他的学术和作品价值迅速显现，变成了一个“极可接触者”，到处听到的是美好的言辞，到处见到的是和悦的笑容。

“我仿佛大梦初觉一样，糊里糊涂地成为一位名人。”季羡林在自己的文章《在病中》这样写道。各种赞誉如雪片般飞来，无数人邀请他出席各种会议、题词、作序……“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的称号也被世人加诸其身。

面对大量“溢美之词”，他却感到困惑和惭愧，最后亲自撰文三辞桂冠，自嘲“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他活得真实，每次一收到稿费便会心花怒放，“爬格子的劲头更加昂扬起来。”而且从不避讳：

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

他忠于自我，不爱吹捧，更不愿意落入消费陷阱。关于吃穿用度，他写道：“如果只是给别人去看，则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千差万别，你满足了这一帮人，必然开罪于另一帮人，决不能使人人都高兴，皆大欢喜。反不如我行我素，我就是这一身打扮，你爱看不看，反正我不能让你指挥我，我是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

03

洒脱自在

生命特别可爱，人类特别可爱

终其一生，季羡林都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儿子。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一只最简单的敞口手提包，甚至一件雨衣，他都能穿50年，过得朴素却又自在。

他平易近人，及其疼爱学生，学生唐师曾回忆季羡林道：

“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色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茄”手表之外，没什么特殊。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温、良、恭、俭、让，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

他热爱自然，享受生活。笔下的猫猫狗狗、花花草草都彰显着蓬勃的生机和愉悦的气息。

(季羡林与他的爱猫)

他不乐意逢迎，更懂得尊重差异，包容万物。在他眼里：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由于各人禀赋不同，遗传基因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所以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好恶观等，都不会一样，都会有点差别。比如吃饭，有人爱吃辣，有人爱吃咸，有人爱吃酸，如此等等。又比如穿衣，有人爱红，有人爱绿，有人爱黑，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

感动中国颁给他这样的赞誉：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可在他自己眼里，“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季老这一生的学术成就，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他不仅在学识上学贯中西，融会古今，更重要的是他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都凝聚融化在季老身上，并从他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出来。

时间飞逝，季羡林已去世十二年。他不是世人所谓的国学大师，可是回顾他这一生，他拥有许多比国学大师更宝贵的东西，关于处世，关于教育，还有身为一位学者的尊严和担当。

而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