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距离莫高窟最近的村庄，寻找敦煌工匠

敦煌莫高窟，标志性的九层楼内，是著名的第96窟——它是所有参观路线都不会绕开的洞窟，也是所有游客都会被震撼到的洞窟。

敦煌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及第96窟入口处

第96窟内，坐落着高35.5米的莫高窟第一大佛。根据敦煌遗书《莫高窟记》记载，这尊大佛为唐代武周证圣元年（公元695年）由禅师灵隐和居士阴祖所建。大佛的制作方法为石胎泥塑，即在崖壁石沙岩体上凿出佛像的大体形状，再用草泥垒塑，用麻泥细塑，最后着色而成。

在莫高窟492个有壁画有塑像的洞窟内，大大小小的彩塑共有2000余尊。穿过时间的风沙，它们作为一种精美的艺术形式保留下来，让人们领略到千年前工匠们的高超技艺。

2008年，敦煌彩塑制作技艺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石窟造像源于摩崖石刻，敦煌石窟因岩质不适宜雕刻，古代匠师因地制宜，在传统泥塑的基础上，吸收并融汇了印度、西域的造像形式、技法等，从而发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敷彩泥塑。经过代代传承，将这门古老技艺发挥到很高的水平并延续至今。

做敦煌行程的功课时，当我们发现“莫高里工匠村”这个名字时，立刻萌生出前去一探究竟的想法——据说这里聚集了很多从事敦煌艺术的能工巧匠。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村子里的村长，跟莫高窟著名的96窟竟有些渊源。

不期而至，蹲守村长

莫高里工匠村入口处

百度地图上显示，“敦煌莫高窟”与“莫高里”距离只有不到10公里，车程10分钟。于是，在来到敦煌的第5天，没有事先联系，我们就来到了莫高里工匠村。

后来在与“村长”杜永卫的交谈中，我们才知道，“莫高里工匠村”并不是一个自然村落，而是敦煌市下辖新墩村的一部分，更像是一个文化空间。

这是后话，其实我们进村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村长”杜永卫——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敦煌彩塑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村子不大，人也不多，走走停停，拍照看景，就走到了杜永卫美术馆。进入其间，左手边是巨大的陈列馆，数百件雕塑陈列期间，它们都出自杜永卫之手，右手边的空间则更像一间教室，一张张桌上都摆着和泥塑有关的各种原材料和工具。

莫高里工匠村中的杜永卫美术馆

寻找了一圈之后，我们在杜永卫雕塑室见到了一位正在忘我工作的年轻人，得知我们是来拜访杜永卫，年轻人热情地和我们打了招呼，还聊起了他手中的作品。他是杜永卫的侄子，同时也是莫高里工匠村的工匠。

工匠村中的年轻人正在忘我创作

“大伯去山西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有些遗憾。

就当我们以为要和杜永卫失之交臂的时候，年轻人又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让我们的心情立刻反转——“大伯坐今天下午的飞机回敦煌，可能就快下飞机了。可以先和助理张老师联系，看看有没有可能见到。”

在联系上了助理张老师之后，我们决定留下，等杜永卫回来。

缘分有的时候真的是妙不可言。下午4点，我们见到了风尘仆仆从机场赶回来的杜永卫，按照计划，他马上要接待一个来访。

在了解了我们的来意之后，这位朴实好客的“村长”把时间先给了我们。于是，就有了一场关于敦煌、关于莫高里工匠村、关于敦煌彩塑制作技艺的对话。

我们激活了一个上千年的古老地名

“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是官家婢”。《敦煌遗书·王梵志诗》中留存的这首诗，刻画了工匠们匆匆走过的一生。

在敦煌莫高窟的营造过程中，一开始就有比较细致的职业分工，参与营造的工匠分为打窟人、石匠、泥匠、木匠、塑匠、画匠。而这些匠人，又根据自己水平和能力的不同，分为都料、博士、师、匠、工等级别。

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内的莫高窟营造信息

在杜永卫看来，莫高里这个地名，可能很早就有，只是后来在历史长河中被人遗忘，而如今，“莫高里工匠村”的打造，激活了一个1000多年的古老地名。

杜永卫：

关于莫高窟三个字的来历有几说。最靠谱的一说就是，山下有莫高里，莫高窟因莫高里而得名。实际上，全国的石窟都是因地名而得名，莫高窟也不例外。

莫高里与莫高窟始终息息相关，我们猜测，古时候莫高里就坐落在丝绸之路进入敦煌的大道边上。从距离上讲，它距离汉敦煌郡古遗址，恰好是30里路，根据古代的驿站制度，30里一个驿站，这个地方当属一个驿站。如果推测可能的话，那么古时候这里一定是一个南来北往的商客以及工匠在敦煌落脚的地方。

莫高窟的取材，我的几个师兄分析，应该是从这儿取材的。我的师兄赵俊荣先生一直在寻找与莫高窟墙壁上一样土质的土。有一次我们聊天时，他说，他把这边的土样都采遍了，发现莫高里这个位置的土跟山上是一样的，我就在想，会不会古代那些塑像，那些壁画上抹的泥，用的土都是山下采的？

现在的莫高里工匠村正好位于山下的大泉河河流冲刷的冲击面上，千百年来不断沉淀，沉淀下来的土质适合做泥塑、做壁画，所以很有可能从这地方挖掘的。

莫高里因为距离莫高窟最近，留下了很多与莫高窟相关的故事。当年张大千住在莫高窟的时候，要补充给养，买油打醋经常下到村子里，还在村里收了李生枝、李复父子两个徒弟；李复后来成了莫高窟的装裱师，其子李小玉以及孙子三代相继，至今为研究院美术所承担壁画装裱。后来常书鸿成立敦煌研究院时，也雇用了很多当地的雇员。比如研究院的范华老先生，在莫高窟奉献了一辈子，他的家乡就在我们这个村。1946年应常书鸿先生召唤来莫高窟奉献一生的画家霍熙亮先生，不久从山东举家迁来落户敦煌，就住在工匠村所在的这个庄子里，随迁而来的还有他的外甥——著名敦煌保护专家、大国工匠李云鹤先生一家。几十年前支援农业的时候，敦煌研究院的支农点就在这个村里，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樊锦诗在新墩村割麦子，那张照片已经发表过很多次，也说明了莫高窟与莫高里渊源深厚，所以我觉得，我选择莫高里打造工匠村，就是一种天意。

修复第96窟大佛的两只手

杜永卫出生于1960年，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敦煌彩塑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从年轻时就与敦煌结下不解之缘，更是把自己的青年时代都奉献给了莫高窟的艺术事业。

杜永卫美术馆中展示的杜永卫临摹作品的图片

资料显示，杜永卫从事临摹修复研究40多年，先后临摹复制了莫高窟259窟禅定佛、275窟交脚弥勒菩萨、156窟大卧佛、432窟中心柱全部、320窟佛像一铺、322窟佛像一铺等数十件彩塑作品，这些作品曾在国内外多个城市巡回展出；为敦煌研究院、中国丝绸博物馆、敦煌博物馆、张掖大佛寺博物馆、瓜州玄奘博物馆、武威博物馆、灵台博物馆、鲁土司衙门博物馆、山西壁画艺术博物馆等临摹、创作彩塑两百余件；此外，杜永卫在师从孙纪元先生期间，就曾在恩师的带领下，用古代工匠的彩塑制作办法为玉门油田老君堂进行过佛像塑造，同时通过走访彩塑老工匠，以及对莫高窟彩塑残损部位的仔细观察，对古代敦煌彩塑从选材、搭骨架、上大泥、塑造、收光、敷彩的一系列制作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总结。修复莫高窟第96窟大佛的两只手，是他艺术生涯中有着重要意义的经历。

搜城团队与杜永卫的合影

杜永卫：

1987年，莫高窟九层楼因为年久失修出现漏雨，敦煌研究院就申请了一笔款项修复第96窟的窟顶，在窟内搭了一个30多米高的脚手架，当时花了10多万元，段文杰院长觉得好不容易搭起一个脚手架，顺便可以把大佛的两只手修一下，那两只手是民国时候做的，几乎就是几个木桩，跟雕塑严重不协调。院长就跟我说，你把这两只手砍掉，重新做。

我接到任务后，就把全国的重要的大佛资料找来做研究，把唐朝洞窟的不同手势找来做研究，最终做了两只模型，拿到院里让院长专家们提意见，再修改，最后定型。真正施工时，我没有专业的助手，就在莫高窟山下的今莫高里这一片乡下找了几个农民工协助我工作。当时，根据大佛像比例推测，这两只佛手各有7米，其中立着的手就须搭两层三段脚手架，做下一层时看不见中间一层，做中间一层时看不见上层，只能从板缝当中窥视、把握这只手的整体造型。

联想古人，35.5米高的大佛，不知道要搭多少层架板？古人在这种昏暗、狭窄的空间当中，永远观察不到大佛像的整体面貌，完全凭借经验和推理，居然可以把巨大的塑像做得那么对称，自下仰视那么比例协调，真的令人叹为观止！即便今人，水平再高，也未必能够把大佛做到那个程度。

特别是大佛像的比例，完全没有遵照正常的法则，然而却收到了正常的视觉感受。比如说，今天我们做人像，是以头为参照来计算比例，所谓“立七坐五蹲三半”，是指站着的人是7个头，坐着的人是5个头，盘着腿和蹲着的人是3个半头。然而当时经我测量的大佛头的高度，自发髻到脖根将近10米，如果按比例换算下来，它只有3个多不到4个头的样子，尺寸严重不符合坐像5个头的规律。是古人不懂吗？还是疏忽了？其实不然，古人是刻意把这座巨像的头的比例加大了，所以我们今天从佛像的脚下仰视它，会发现它的比例非常合适，透视纠正得非常好，如果按照5个头的标准来做，塑像的头从脚下仰视会显得很小，失去大佛的气势。不由得让人称赞，古人的想法真的非常高超。

自那以后，我慢慢戒除了浮躁，学会了谦虚。对敦煌艺术的了解越深入就越会产生一种敬畏之心。敦煌艺术可学的东西是无止境的，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够把它学好、学透。

总结打捞传承，让非遗代代相继

莫高里工匠村是敦煌艺术非遗保护传承基地

采访期间，正好有来自敦煌市区的孩子们组队到此参观。工作人员介绍，作为敦煌艺术非遗保护传承基地，和几所院校的实践教学基地，仅去年一年，莫高里工匠村就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观摩人员共1.8万余人次，组织各类文化、技艺专题讲座22场次，举办敦煌艺术高研班两届。莫高里工匠村始建于2018年，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集敦煌文化讲堂、壁画书法研习、美术设计、彩塑制作教学、篆刻艺术、传统酿酒体验、农业产业发展的“田间学堂”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实训基地。

非遗保护传承基地一瞥

杜永卫：

申报下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敦煌彩塑制作技艺传承人”后，我就想着要建一个培养园地。作为技艺传承人代表，主要任务不是完善自己，而是传承，带学生、带徒弟。工匠村作为敦煌艺术非遗传承基地，我们就利用这个基地，一方面让传统手艺在这儿延续，代代相继；另一方面将这种手艺分享给社会，最有效的就是现在流行的研学，让小孩子从小能够了解传统艺术，产生兴趣，有可能他们长大以后会选择它作为职业，一辈子去钻研。

我的恩师孙纪元先生，是第一个从雕塑家的角度深入研究敦煌彩塑艺术的人。他穷其一生对敦煌彩塑从艺术风格到工艺、材质做了非常全面的研究剖析和总结，为后辈研究敦煌彩塑留下了丰硕而宝贵的经验。古代匠师传授技艺，除了以身示范，言传身教，还总结出了很多语句工整，有韵有节，言简意赅、朗朗上口，能够使人容易心领神会的口诀。这些口诀生动形象，易于记忆和传诵，都是历代匠师艺术实践的经验总结，是经过长期积累、积淀而提炼出来的非常有效的学习方法和理论指导，这种实践结合理论的训练方法，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传续着。我的师傅在他的研究中也特别注重这一点，比如他对“远看颜色近看花”口诀的独到理解；又比如他曾说过，古籍中关于彩塑彩绘的“相粉”究竟是什么材质什么工艺至今已不为人知。这种相粉，其实就是古代雕塑肌肤的颜色，相粉处理过的雕塑非常莹润润，好看。然而我们今天仅仅知道相粉两个字，而相粉工艺究竟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调查和实验。对师傅留下的这个“谜题”，我也做了好多实验，比如拿高岭土、大白粉，加鸡蛋清，加糯米汁，加天然胶等等，试了很多都达不到古代雕塑的那种感觉。

其实有些雕塑技艺已经或面临失传，这都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艺术经验。如果今天的我们不去总结，不去打捞，不去传承，很可能我们的后辈永远不知道那些精美的古代雕塑是怎么做出来的。就相粉而言，今天的彩塑匠师也在仿制，但是做出来的效果就没有古代雕塑的肌肤这么惊艳、有质感。

有了莫高里工匠村以后，我把更多精力用于带徒弟，我个人想通过一种严格的从我师傅孙纪元先生那里学来的经验，不断传递给下一辈。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艰难。另外，我们也在和很多学校联合起来，培养老师、培养学生。我有一个想法，一定要让非遗保存在学校里面，它可以代代相继，可以稳定地传承。

我们离开时，看到一幅杜永卫亲自撰写的对联：“坊间隐巧手，传承千年敦煌绝技；院内留名师，延续一种莫高精神”，似乎正好暗合了莫高里工匠村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