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并非中国固有，而是春秋时传入中国的西方蛮夷文化
首先要说一点，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说法家思想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我们并不在乎这个事实本身，也不是想标新立异引起不必要的争论，研究法家思想的来源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法家思想的本质属性，来帮助理解我们自己的儒家，理解中国文化本身，以及帮助我们认清楚中西方文化差异和交流的情况。
儒家和法家是有根本的矛盾的，儒家是咱们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本身、中国文化本身。从根源本质上讲，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把我们的文明、文字，以及四书五经真正搞透了，这一点就清晰自现。而法家是在春秋时期突然出现，又是否定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思想，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下面我就从逻辑上来证明法家思想外来说的观点。
思想文化起源地的确定可参考考古学中对农作物起源地的确定
现在考古学有定论，在农业考古上，小麦它起源在西亚，大概是4000多年前传到中国来，而大米和小米起源于中国。大米是中国的南方，小米是中国的北方，这是农业考古的结论。我们的小米向西传播要早一些，大概在7000多年前就已经传到欧洲去了。
判断农作物从哪里起源的时候，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当地考古的出土。他的遗址里面有实物遗留，而且是全世界最早，我们就认为这是起源地。第二个条件就是现在还有分布。比如为什么说小麦起源于西亚，因为这里所挖掘出来的小麦遗存世界最早，同时现在西亚还有这种野生的小麦存在。
那么如何判断是4000年前传到中国来的？也是从考古中发现，中国最早的挖出来的小麦就是在4000多年前，是在当时的龙山时代。同时咱们没有野生的小麦，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确认小麦是起源于西亚，并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传入到中国来。
但是我们有野生的小米，野生的水稻，同时考古上我们挖出来的也最早，比其他地方都早，比印度早。起先考古专家认为水稻是印度起源的，后来在中国发现更早的水稻遗存，就推翻这个结论了。现在就考古学公认水稻起源于中国的南方，小米起源于中国的北方，小麦起源于西亚。
参考农业考古学，可以研究思想、文化的起源和传播。
法家思想起源于亚述帝国，成熟于波斯帝国，到春秋时期传入中国。我从三个方面来佐证。
我们判断法家思想起源于古亚述，在春秋时期传到中国，依据三点，逻辑上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法家思想最早形成不在中国，是在西亚，在古亚述帝国。如果要界定一个时间的话，就是在公元前8世纪，是亚述帝国版图扩张的最高峰时期。到公元前7世纪的上半期，大概100多年间，这个时候正好是中国春秋的早期。中国的法家出现的时间比亚述帝国稍微晚一点，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管子时期，大家认为管子是最早的法家。还有法家有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帝国，从亚述帝国到波斯帝国，而中国最早的帝国就是秦，秦朝就是靠法家来治理的。
除了中国之外，在其他地方也有，它的顺序是这样的，先是古亚述，然后到古波斯帝国，再到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然后再往后一点就是印度孔雀帝国，之后才是咱们秦帝国。以法家思想支撑的秦帝国它在这个先后顺序上也是最晚的，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法家思想它和咱们中国固有的传统是相反的。在春秋时期，法家是突然在中国出现的反传统的新思想、新文化。
我们固有的传统就是尧舜禹三代的，甚至包括更早三皇五帝时代的文化，是礼乐文化，更准确地说是义理文化。五经就是三代以及更早的历史的历史资料，儒家传承了五经，也唯有儒家传承了五经，实际就是传承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所以儒家它不是百家中的一家，而是对三代文化的继承，其他任何家都是没有这种传承的。但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把儒家看成是百家中的其中一家，而且认为都是产生自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法家是突然出现在春秋，并且和我们的传统的文化相冲突，法家思想不可能是内生的，只可能是外传输入性的，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在当时是否可能发生波斯和中国之间的文明交流？有，从考古上证据有。最典型的考古证据就是秦始皇秦皇陵考古。
主持秦皇陵考古的西北大学的考古学教授段清波，认为秦始皇陵中已经出现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迹。秦始皇陵的很多考古发现，放在商周至秦这段历史尺度中来看，有一种横空出世之感。这让段清波百思不得其解。最典型的就是秦俑。
秦之前的青铜器上，人物和动物都是配角，附着在器物底部或耳部，如此大规模以人和动物为主题的雕塑艺术，在秦朝突然出现。而墓葬中的高大人像，却能在埃及墓葬中找到相似的。段清波认为，这种突变值得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综合思考。“从东周列国陶俑、战国晚期秦俑到秦兵马俑，不仅有艺术手法差异，更有艺术风格的不同。其间巨大的序列缺失在逻辑上难以解释，用秦帝国资源配置能力强大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
再比如，在陪葬坑出土的彩绘青铜水禽上，出现了一些东方罕见的青铜器制作工艺，如分铸、连接、芯撑设置，尤其是铜片镶嵌补缀。但这些技术在公元前6~5世纪地中海地区青铜雕塑上，已经广泛使用。2003年俢陵人乱葬坑的发掘中，更是出土了具有欧亚西部特征DNA的遗骸。段清波由此提出，需要拓展视野，在秦文明与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世界文明的交流中，对其进行客观考察。
段清波认为在战国时期中国和波斯之间发生密切的交往，除了考古文物证据，他还对秦朝的政治制度和波斯大流士时期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发现高度相似，为此他写了一篇文章《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这是我所讲的法家外来说的第三个逻辑证据。
事实上，在更早的公元前2000多年，中国和西亚就有明确的文明交流，最典型的体现在农作物和彩陶上。目前这方面的考古资料已经很丰富充分。
我是从法家思想具备这三个条件去判断的。
第一个是，法家思想首先产生在古亚述帝国，然后传到古波斯发展成型，后传到中国来是相对在前两个帝国时期相对要晚一些，最早可追溯到春秋管子时期，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是，法家思想它和咱们的固有的传统是相悖的，它不可能在中国内生。
第三个是，在当时中国和古波斯之间，和西亚之间确实发生了文明的交流，从器物考古上可以看出。
太监的起源和传播和法家思想的起源和传播高度一致
我们下面还要举一个例子，来论证这一点，就是太监的来源问题。
我们认为太监就是指在朝廷服务或者说为君主服务的被阉割生殖器的男人。太监的出现恰恰是和法家思想的形成是在同一时期，也都是亚述帝国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
亚述帝国在顶峰的时候，也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用宦官去治理国家，让太监坐着大象去打仗。亚述国王在王室铭文中明确宣布曾任命宦官担任行省总督，就是类似于省长。这也是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很典型的特征。
而且它已经制度化了，这个时间就在大约在公元前740年左右，这个时候我们春秋还没有开始，而且太监他的起源就是在西亚起源的。
说太监起源于古亚述，并非是说系统化地为一个职业群体阉割生殖器现象起源于此。事实上，后者起源更古老，前者只是对后者的一个变革和改造。这种变革和改造又是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发生系统化社会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系统为阉割一个职业群体的生殖器行为，原本是一个祭祀行为，与以生殖器作为神灵的生殖器崇拜同时出现，而所谓的生殖器崇拜，是古西亚多神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多神教中有很多个神，每个神都是自己的专业职能，而生殖器神只是多神中的一个神。
其实仔细研究古西亚的多神教可以发现，其信仰的核心是支撑植物生长的生态力，他们认为植物的生长过程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决定。他们关心植物的生长本质是关心粮食作物的生长，最终是关心粮食的稳定产出。因此，多神教的本质就是粮食崇拜、食物崇拜。
同时，多神教认为有三个神都与生态力密切相关，或者掌控着生态力：植物神、太阳神、生殖器神。植物神最直接掌控植物的生长周期；太阳神则源于植物的生长周期与季节相关，而季节则又与太阳的南北移动有关。于是古西亚人认为，太阳是掌控生态力的神；生殖器的功能与植物的生殖、生产一样，都是生产、增值，于是古西亚人就是认为人的生殖器中也存生态力，是生态力的掌控者。通过对这三个神进行祭祀，就可以增强其职能，从而增强生态力的稳定，最终确保粮食供给的稳定。
将人的生殖器献给生殖器神，是一种人自我牺牲的献祭行为，因此，系统化阉割生殖器是伴随着生殖神的出现而出现的神学行为，与生殖神的产生而同时产生。据考古资料，时间应该在10000年前，非常古老。
而且最初都是自我牺牲、自我阉割，是当事人完全自愿的伟大的自我牺牲行为。通过这种自我牺牲来增强生殖器神的神力，即增强生态力，从而确保植物生长的稳定，最终确保粮食供给的稳定，拯救整个人类。
后来这些人成为专门服务于神的祭祀。所以，在古埃及、古两河流域很多祭祀都是献出生殖器的人。
也就是原本阉割生殖器是宗教行为，而且是自愿的、自我牺牲的，而被阉割生殖器的人则主要是祭祀这个职业群体。但是，到了亚述帝国时期，到了公元前8世纪左右，情况出现了变化、变革。原本是服务于神的祭祀们现在却被用于服务于人，服务于国王，成为国王的官员。
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当时的整个西方世界出现了一个世俗化的变革。世俗化也是去宗教化，这时的宗教是包括生殖器神在内的多神教。事实上，后来出现的古希腊哲学，以及古印度的奥义书哲学乃至佛教，都是这波世俗化革命的产物。而法家式的统治方式也是这波变革的产物。
在古亚述帝国之前，西方世界是一个宗教世界，当然是多神教，神、神庙是社会的绝对中心。整个社会是以神庙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宗教社会，并无世俗化的政府、官员。当时承担社会治理职能的都是在神庙服务神的祭祀。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前出现法律，但是那时的法律是神的语言、神的意志，也是宗教的附属物。
当亚述帝国时发生世俗化变革后，国王开始出现相当程度的独立，而摆脱对宗教的依附。原本一个城市的中心是神庙，而此时则变成了国王的宫殿。法律也不再是神的语言、神的意志，而变成了国王的语言、意志，即后来的“朕即法律”。
这样法律就成为以国王的意志为基础的世俗化的统治工具，法律实施的支撑则是国王的军队，即暴力。于是，在法家模式的支撑下，出现了世俗化的帝国。
在咱们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太监恰恰是出现在齐桓公时期一个佞臣叫“寺人貂”。“寺人”，其实就是“侍”。到后来这是在《左传》有记载，然后到像《韩非子》，《史记》都有记载，后来又换成叫“竖刁”。
有人解释说他为了征得齐桓公的宠幸才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这种解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种阉割生殖器表忠心的说法和咱们中国固有的传统是相悖的，而且阉割生殖器也会受到歧视的。
这一点在《韩非子》就讲了，韩非子说管子快要死的时候，齐桓公就问管子说谁可以重用，就问这个竖刁可不可以？管子就说，他不可以，他自己就把自己的生殖器阉割了，自己都不爱惜自己，怎么可能爱惜君王呢？这是按照咱们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解释的。
中国有一种对身体器官高度的尊重和崇拜，比如说在《三国演义》里有夏侯惇，他的眼睛被射掉了，然后他马上就把眼珠子吞下去了，他就讲“身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应该丢掉，人要保持一个完整的身体不应该破坏。《孝经》也是有这种说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 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所以残缺的身体这对于传统中国文化思想而言就是不好的，别人也瞧不上你。古代有宫刑，司马迁受了宫刑，他是很自卑的，所以中国固有的文化是不支持阉割表忠心的。
所以把竖刁阉割自己取悦于齐桓公这个解释是不成立的，这只是后来人想当然的解释而已。
那么，我的观点就是中国的太监源头更可能是来自西方，西方原来就有阉割生殖器出于宗教的目的，后来才开始服务于王室，太监成为官员。
太监和法家都是发生在亚述帝国时期的世俗化变革的产物，同时出现，而且都是亚述新统治模式的关键要素。所以通过太监的起源和传播这一点，来研究法家的起源和传播。太监和法家是同时传入中国的。
我先说这么多，主要是逻辑的问题。我再重复一遍，为什么可以说法家思想是起源于西亚，然后在春秋时期传入中国？
首先法家思想它最早的起源是在亚述帝国，关于这个法家思想，它在西亚的演变，是可以慢慢整理出来演变过程。从原来重视多神教，突然开始不重视神，是有一个变革的过程，我们是可以从中找出演变的轨迹的。法家思想成型出现，首先是在亚述帝国，然后到波斯，到中国要晚，在春秋时期，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法家思想它和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背离的，所以不可能内生。因此，可能是外传的。而第三个方面，当时确实已经发生了中西方文明的交流，在中国和波斯之间的交流。从秦皇陵考古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满足这三个条件就是法家思想外来说的证据。
同时我还要说，我们去研究几千年前的历史，并不在于历史这个事实本身是什么样的，而是在于认识法家思想它的本质，以及帮助理解我们儒家思想的本质，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要做文化复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中国文化，并不是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都叫中国文化。
譬如法家，它并不是中国文化，它是西方文化。儒法之争实际上就是中西之争，也是华夷之辨。
所以我们文化复兴，不能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儿地都说成是中国文化，我们要区分的，要把真正的纯粹的中国文化找出来，然后复兴它，为人类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