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突发特大暴雨古代人是怎么办的

撰文|赵立波

水火无情，古人用极具思辨的哲学智慧对二者进行了危害意义上的警示。尤其是暴雨瞬间发生，在古代没有天气预报，如何提前应对突发急来的暴雨？这就考验当时城市的治理能力，和专业官员在洪水暴雨来临之际能否有力量迅速启动防洪、救灾等一系列的问题。

抗洪治水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长期问题，看古人怎样硬核抗击暴雨。

从大禹治水以来，古人在防汛抗洪问题上就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然而这个问题的难度在暴雨的突发性与每年都要发生的汛期，因此历史上的堤坝有多高，暴雨和洪水就有多汹涌。

大禹治水

暴雨和水患一直都是历史重大问题，如同历史的长度不断绵延发展，这个问题相当考验了当时古人的生存智慧。

抛却洪荒来看，从东晋永和五年的一个场面便可窥视古人的治水思路。早在公元349年，南康郡守高琰带着朝廷的使命对南康开起治理。他觉得这个地方位置有些问题，因此就把郡的办公地点迁移到章水与贡两河之间，这样可以阻江为险，又可以便利水上贸易。

此后一千多年间赣州的城置基本由此确立，加之水上便利给当地百姓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在宋代时期，赣州的造船和漕运以及出产的茶叶布匹和瓷器都引领了消费热潮。然而这个弊端也由此出现，就是每年四季暴雨出现，洪涝灾害频仍，有学者进行统计，从公元383年到清朝末年，赣州共发生典型水灾151次。可以想见，由于暴雨和水患问题一直缠绕着历史的发展，一直到北宋治理水患开始进入了新的水平。

在北宋时期主掌赣州的地方官刘彝就开始了城市的疏导工程。由于本来就是北宋朝廷主管水利的专业型人才，所以吏部才将他空降到赣州做官，治水也成了他的主要工作方向。

刘彝的空降地方受到重用源自于一次重要的表现。

据《宋史》记载，一年夏天，几天的连日瓢泼特大暴雨，东京汴梁的河水暴涨，皇帝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如何进行防洪 议论的结果是大家认为城上开一个缺口分流洪水就行，但是刘彝却不这样认为，力主开杨桥斗门，果不其然 这次刘彝的判断准确解决了水患，由此让皇帝觉得派他去赣州治水再合适不过。

相关排水系统

刘彝到了赣州后,经过对赣州的实地踏查后，发现这个古城三面临水，东西两面分别毗邻贡江和章江，整个城市呈现出不规则的四边形，因此，这个城市的选址的优势和劣势都十分明显。经过总体思考，刘彝认为，这里的地方水池很多，而且地下已经有古人留下的排水系统，于是，刘彝的一个整体治水的理念已经酝酿出来，既然赣州历史沉淀已经久远，完全没有搬迁的可能，因此只能顺势而为，利用地理形势，把赣州城内的水池，通过纵横交错的管道连通起来，组成一个超大容量的蓄水库。让人感到有趣和巧妙的是，这些地下排水管道恰好如篆体的“福字”和“寿字”。因此将这个系统他取名为“福寿沟”，至此，当暴雨发生时，一部分雨水由蓄水池吸纳分流，另一部分由福寿沟“吞”下，并通过排水系统向外流出。

刘彝画像

虽然福寿沟在赣州城内涝时能往外排水，但洪水期间，章贡二江也能通过地下水道倒灌进城，反而会加重内涝。于是，刘彝在排水口建造了十二个水窗，每个水窗分四个部分:出水口处的外闸门、沟道和进水口处的内闸门、调节池当江水水位高于水窗水位时，借江水水力将闸门关闭，反之则借沟道水力将闸门冲开。

这种智慧工程，一直到了明代还发挥着作用，如天启元年时期，赣州府志记载：“居民架屋其上，水道浸失其故，每岁大雨时，城东北一带，街衢荡漾，庐舍且潴为沼，以水无所泄故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年久失修，排水系统逐渐退化，以至于到了清代再度出现水灾和内涝。后来在湘军的一位官员主持下，这套排水系统再度被修复，发挥了昔日的功效。

说到这里，再顺路看看清代是如何改造水利排除洪涝的。比如康熙二十一年的山西知县李翔凤出任兴安州知州，同样也面临了水患的问题。一旦有洪水来，汉江两岸势必遭受重大损害，此前康熙就曾把“治河、漕运、削藩”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因此，这些官员无疑成了治水前线的推动者。

相关画面

李翔凤除了向朝廷申请减免赋税外，对于水患问题开始主动谋划，积极作为。他亲自开始了防洪工程的设计。建成了所谓的万柳堤，就是当洪水来了，百姓迁居到堤坝上游避险，待洪水走后，再返回旧城，生产生活和防灾救灾两不误，加上他在堤坝两旁栽种树木，因此成了一道绿色生命通道，于是得了“万柳堤”的称呼。此外，在江南地区，大挖水道，甚至用密布的水网和船，代替陆上交通，家家户户都临水而居。其实这是一种应对暴风雨和洪涝的防御之策。

所以，对于洪涝灾害，古人都是主动积极作为，利用形势为先导，因地制宜推出防洪措施，或是筑牢堤坝，或是打造一流的地下流水通道，或是将所有河道贯通，以利于排水。古老的生活历史经验，往往蕴含着一种生存智慧，而这些无疑都是古人对于灾难的一种积极应对办法和对今天的一些启发。

相关水利系统

如何抗灾救灾？突发暴雨过后怎么办？宋太祖早有先见之明。

作为北宋大业的奠基人宋太祖，对救灾颇为重视，为了防止各级官员瞒报灾害，他特意强调了时间节点，规定上诉水旱灾情，夏天不能超过四月，秋天不能超过七月。因此这样的规定避免了百姓所面临的“或秋而诉夏旱，或冬而诉秋旱，往往收割之后，欺罔官吏，无从核实，拒之则不可，听之则不信。”的问题。到了宋太宗时期，对于救灾更是进行了时间段的精准规定“夏以四月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为限。”因此，凡是地方发生灾害，让官员不再敢推诿瞒报。“诸县灾伤应诉而过时不受桩，或迎遏者，徒二年，州及监司不觉察者，减三等。”显然这就是针对官员瞒报漏报灾情的制度化惩治措施。

北宋居民

当时还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元祐元年，夔州官员看到当时有了暴雨灾情，老百姓流离失所却无人组织汇报灾情，由于时间紧急，未能向朝廷报告就先进行赈济，事后向哲宗汇报说:“臣见民间困急，不敢坐视，已依灾伤及七分以上赈济，所有专辄之罪，谨自劾以闻。”宋哲宗没有怪罪，还得到了奖赏。

发生灾害，北宋各级官员救灾程序是如何进行的呢？

在当时，检查灾情一般分两步进行“令佐受诉，即分行检灾。”就是官员上报，然后朝廷派出人员进行核对。第二种方法就是抄札，就是登记受灾人口面积和估计一下受灾程度。比如在宋神宗熙宁九年时“河东暴雨，九月内许抄札不能自存之人，自十月一日起支米豆，至次年二月终。如额定米豆有剩，即尽数支至三月终。”

北宋居民

还有一次京城发洪水，然后朝廷下发旨意“令抄札贫下人，各以本局印，印给帖子，赴就近官居给钱。”此外，对于抄札也有时间限制，一般不得超过十个月。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端，尤其赈灾中官员胥吏合伙贪污的事情时有发生“抄札之时，里正乞觅，强梁者得之，善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远避者不得也，胥吏里正之所厚着得之，鲧寡孤独疾病无告者未必得也。”因此往往受灾的居民“数赴点集，空手而归，困踏于风霜凛冽之时，甚非古人视民如伤之意。”

暴雨洪水后的灾后重建，北宋是如何进行的？

在北宋，暴雨洪灾是常态灾情，因此发生这样的灾害时，粮食成了重要赈济手段。

“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诸州岁歉，必发平常，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振给之，无分于主客户。”《救荒活民书》总之赈灾方法是先让灾民有饭吃，然后逐步通过其他方式如借贷、便宜粮食等等方式逐步恢复生产。即灾害物资管理，减免赋税、社会福利、抗灾自救、医疗卫生管理等五个方面。

具体施行下来就是设置粥场，直接赈济没有饭吃的济民，“遣使分诣京城门，赐饥民粥”这是宋太祖时期的粥场。这一方式，在宋仁宗时期也被广泛应用“诏开封府界内诸县作糜粥以济灾民，诸灾伤州军亦如之。”

相关画面

此外对灾情提供粮食，如赈给、赈粜和赈贷，逐渐从最低层往上延伸。除了这些，还有赐给等赈灾方式，就是免费发放饥民口粮，如“诏赐沂州饥民种食”和宋仁宗“赐河北路诸州军因水灾而徙他处者米，人五斗”，除了粮食，仁宗有时还直接给灾害中失去亲人家属钱，“父母妻赐钱三千，余二千。”因此宋仁宗的仁爱之名确实不虚，让我们很容易想起这位温文尔雅的翩翩君子模样。

除了粮食紧急外，临时安置也十分重要。

除了吃饭问题还面临另外一个灾民安置问题，比如一旦发生水灾、地震，所能居住的房屋顷刻化为乌有，那么这时如何解决临时居住成了救灾的重要关键。在北宋为灾民准备的住所一般都是由政府紧急建造，有时也使用官屋给灾民临时居住。

公元1118年，东南一带发生暴雨并引发山洪，房屋大面积倒塌，朝廷收到奏报后“许借诸司斛斗赈给，或劝诱上户借贷。仍多作船筏济渡，及权以官物，搭盖屋宇，广令安泊。”此外灾害之后往往会发生疫情，这时候如何快速处置考验了官员的协同能力，因此朝廷往往要承担灾害中死去的百姓，以免发生疫情。比如“凤州贫民不能葬者，弃尸水中”，一位叫雍慎的官员自己拿钱给他买了块地安葬，以免发生瘟疫。

北宋官员

最后就是灾后重建问题，这样的时候朝廷所能做的就是减免赋税或以工代赈和帮助修建房屋。这样的时候，国家税收虽然减少，但却能够安定民心，快速恢复生产。在皇祐二年，“范文正公知苏州，年饥，召诸寺主僧，责令处处修建，官亦大兴公役，由是饥民糊口于公私者日以数千。”可见范仲淹这种以工代赈的方法非常有效，此后也成了宋朝的救灾重要办法。因此，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北宋的救灾和重建影响深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仁宗时期更为体恤民生，相反到了徽宗时期，这种成效大打折扣，不得不让此前的抗洪经验的废滞而感到遗憾。

参考资料《东京梦华录》、《中国水利文献》、《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