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中国性别考古及女性考古的春天

对人类而言，两性关系既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人类社会诸多问题产生和演化的重要因素，为此，有关人类的性、性别、两性关系等研究受到诸多学科的关注，考古学当然自不例外。

据陈淳等先生研究，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性别研究已成为挪威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真正形成系统的性别考古学学术体系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其兴起的原因是“对行业中妇女地位边缘化的一种政治诉求”，也就是说，性别考古学思潮的出现是由现实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所激发产生，这也是考古学界谈到“性别考古学”时为什么多用“女性考古”一词的重要原委，因为除了妇女在考古学界地位偏低之外，妇女地位的边缘化还“导致对考古证据充满偏见和以男性为中心的阐释”。

事实上，以“女性考古”为重点的性别考古学的兴起还有一个更加广阔的时代背景，那就是从19世纪开始的女权主义运动。人类一部国家文明史，就是从男女不平等开始再到争取男女平等的历史。即使在号称“现代化”的今天，全球范围内仍然广泛存在“女性在社会和职业生活中遭到种种歧视”的严重问题，“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贫困、饥饿、家暴和歧视仍然是性别平等的普遍障碍”。据《参考消息》2018年3月9日报道：国际劳工组织指出，当代，每10名男性就业，对应的只有6名女性就业；职业女性平均收入要比男性低23%；2018年从事企业雇主职位的男性是女性的4倍多；女性的总体劳动参与率为48.5%，远低于男性的75%；欧盟的政策会议上每4名会议发言人中只有1人是女性等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女权运动、女性研究、女性考古乃至性别考古学才有了它立足的深刻意义。

性别考古特别是女性考古，究竟关注哪些问题或究竟具备着什么样的现实性意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过讨论。从根本上说，首先，人类天然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性”的差异，这导致了男性和女性若干行为和社会角色的差异，问题是这种差异为什么会受到后天文化上的不断塑造甚至是有意识的强化？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性别差异和性别文化才发展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再者，人类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走过什么样的历程？有没有它自身的演化规律？这种性别差异及其不平等对人类文化乃至文明的发生发展产生过什么影响？由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等发现和建构起来的人类从母系到父系的社会演变模式是事实上存在过的还是如现在有些学者所说的是“幻想式”的、“想象性”的？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压迫或人类的两性不平等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原因而产生的是受家庭形态、财产制度、两性分工、生产力演替等不同因素的决定，还是人性中固有的阴暗面所导致？这些应该是性别考古研究中最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仅仅涉及到人类的过去，还关系到人类的今天和未来。

此外，性别考古还存在众多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如性别文化在考古学上有什么具体呈现？如何在田野发掘和文本研究中辨析各类性别文化材料？有学者指出中国考古学界在性别文化考古研究中运用最多的是墓葬资料，那么，墓葬之外的性别考古资料还有哪些？又如何获取？陈淳先生曾总结出性别考古研究的六种方法：比较民族志、骨骼与葬俗、古代文献、艺术与神话、生理学和比较动物学。从中可以看出，真正从考古学自身出发的材料和方法还是偏少，这一方面反映出性别考古学的跨学科特征，另一方面可能也表明这一学术方向自身尚处在早期阶段，更多的资料和方法还有待于未来的拓展。

从实践角度而言，中国考古学中出现的性别考古尤其是女性考古的问题还是极其丰富的。如在龙山时代前后出现较多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甚至女性明显依附于男性，而在此之前为什么多是男性或女性的群体合葬墓？后者是不是母系社会存在的制度性表现？红山文化的女神庙遗迹、良渚文化祭坛式墓地上的高等级男女分列墓，展现的是一种什么性别文化背景下的早期文明形态？俗说的“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态性和进程性实情？现实生活和若干考古材料所传达的可能是一种更加丰富多彩的性别文化景观吧？中国文明在宋以后逐渐趋向衰弱，为什么与“男尊女卑”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代趋势相吻合？男性对女性的成功奴役是不是一定就属于男性的真正胜利？它是不是同时也以另一种方式奴役着男性？中国当代考古学家中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究竟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女性考古学家的社会“符号”意义和文化价值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经常提醒我们，中国的性别考古特别是女性考古事业才刚刚起步，等待我们回答的问题确实是很多很多。

从长远说，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学术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中国的问题，还可以为世界性的性别社会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男女平等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出它的独特价值。正是从这个目标出发，我们期待中国考古学界开创出性别考古及女性考古的明丽春天。

作者贺云翱，本文为《大众考古》2018年3月刊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