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新著：从穿衣镜看全球文化史与“自我”表达

镜子作为象征概念，必定要与反映、映射、自我认知、自我与他者等心理意识相互关联，体现我们对自身、对世界的理解。镜子制造出来是为了让人看到自己，但是，在镜子和照镜者之间插着一个符号屏幕，一个视觉中介系统。

正因如此，《物·画·影》才能以穿衣镜为主角，在全球语境里把物件、绘画和摄影都串起来。17-18世纪，玻璃穿衣镜被发明，通过跨国贸易在世界上流通，并且在全球各地引发出相互关联的视觉联想和艺术创造。该书就是讲述在穿衣镜成为全球共享的东西之后，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这是美术史，也是文化史。

《物·画·影:穿衣镜全球小史》[美] 巫鸿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景

镜子创造的潮流并不只是装饰和时尚的需要。巫鸿引述法国镜史专家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奈所言，指明路易十四时期的“镜子热”所意味的“光影与视觉的世纪”，且迎合了当时上流社会要求艺术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信条。可见，这是一种社会思想潮流的反映。巫鸿指明了故宫中壁镜与镜屏的兴起所表明的大镜在概念上和实际运用上的一个更大的创新，它既延续了传统的中国屏风，又将其和最新的西洋技术结合，符合清代皇帝的欣赏趣味，巫鸿还引述故宫学者付超的观点，指出其中内含的“明镜高悬”的政治理念。《对镜仕女图》、《女史箴图》等“揽镜自容”的形象在中国绘画史源远流长，但是从未真正的大规模流行过，这与真实的镜子作为西洋绘画中的流行主题的倾向大异其趣。比起镜子，中国绘画更爱屏风。巫鸿在《重屏》里分析，屏风无法像镜子一样反映客观世界，屏风与镜子的差异或许反映出两种艺术传统的不同取向和兴趣：文艺复兴确立的视觉模式中，自然世界与其图画再现相互对称，二者同样重要；而中国绘画中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是非对称的，画家强调的是绘画形象和真实世界之间以及绘画形象彼此之间的隐喻性关联。

镜子对于绘画尤其自画像至关重要。英国艺术史学家詹姆斯·霍尔在《自画像文化史》里指出，中世纪对于镜之意象的迷恋大大增加了人们对镜子的需求和对自画像的兴趣。圣奥古斯丁最先造出了“圣经之镜”一词，意思是像镜子一样，圣经映现出神的安排，映照出造物主的精神。在文艺复兴时期，自画像几乎一定出现镜子，拥有镜子对于艺术家的公信力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拥有镜子体现了艺术家的美德与才智，是扬名立万的保障。略懂艺术史的人都知道，在扬·凡·艾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委拉斯凯兹的《宫娥》等画作里，镜子起到了点睛作用。这些画作蕴含的尊崇视觉的西方思想，体现了与眼睛和视觉有关的凝视的权力，当我们凝视某人或某物时，不仅是在“观看”，也在探查和控制。西方名画中的镜子意象，代表了一种相对隐蔽的、无所不在又杳无痕迹的窥探，代表了以规训为目的或以违反规训为目的的视觉策略，隐藏着意识形态的部署。

借助“克莱门蒂娜夫人的女儿们”，巫鸿阐述了19世纪中叶摄影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火棉胶摄影法的发明，给予人物更大的随意和自由状态。借助“新奥尔良的白人女孩”，巫鸿阐述了文字与影像结合传达的“历史证据”，这些照片与美国的废奴运动紧密相连。“暹罗国王的妃子们”，这个材料很特别、稀见。摄影术牵系着王妃的命运和地位，巫鸿借此阐述了“业余”摄影所涉及的社会层级秩序，以及古老的东方帝制国家在摄影术这类先进生活方式的冲击下所发生的潜移默化的改变。摄影媒材借以运作的场域和技术地位仍然取决于权力关系的掌控，取决于界定它并使之运作的体制和代理人，它所构建的摄影表征和实践的历史空间，体现了把它们统一起来的社会构型本身。要等到再过些时候，摄影的权力才会分配给更多的、更普遍的大众。

在中国，差不多的变化也在发生。曹雪芹的镜屏想象除了表征传统的道德象征意义，也书写了时代的全新视觉体验。乾隆的镜像幻想，呈现了宫廷艺术在皇帝的支持下吸收西洋透视技法的效果，也表明了这位皇帝志得意满的自我感觉。苏格兰传教士德贞带动了摄影术在中国的传播，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穿衣镜模式”的“照镜影之法”。耀华照相馆的照相术，与沪上流行的穿衣镜前美女和城市风光明信片、满族妇女的穿衣镜肖像和辛亥剪辫纪念照等，表明了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在刮起一股强劲的“西风”。影楼出品的时装美女照充满东方情调又带着异国色彩，呈现了东方对西方的想象，呈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与融合。

《物·画·影》体现了巫鸿对“主体”概念的理解，一个基本共识是反映出现代意义上的自我。穿衣镜和人物在构图中占据了几乎同等重要的位置，其中包含了关于可见性与存在的哲学问题。倘若继续延展，可以借用西班牙艺术家曼努埃尔·奥尔维拉的一个矛盾而又熨帖的说法，这类有镜子的肖像画实际上体现了“与他者的自我对话”。在凝视镜子里的自己时，我们都会有一种距离感。一旦开始自我观察，我们好像就失去了那种仿佛本能的自我表达，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象呈现在别人眼里的“我”到底是怎样的。在晨曦中对镜自照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在某个瞬间感觉到那种“陌生感”。镜子里的这张脸、这个人，就是“我”吗？

对“自我”的发现，是现代性最重要的成果。当肖像或人像被镜子转化为相似的仿佛又有所不同的影像的时候，作为“自我”的我与作为“他者”的我，就变得更加模糊、暧昧，也更加明晰、复杂。这是一种在场的、同时也缺席的艺术哲学。（责编：李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