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精神贵族还是知识工人？
本文转自：學人Scholar、里瑟琦科教观察
编者按：近日，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姜文华杀害该校数学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一事，引发学院内外的人们普遍关注。有观点认为姜文华个人品质与心理有问题，斥责其“丧尽天良的暴徒”；也有观点认为是国内高校高压考评体制出了问题。
在公正而充分的调查内容公布之前，旁观者或许难以知晓此事的真相。但无论姜文华杀人的原因为何，我们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高校的考评体制是存在问题的，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困境是真实存在的。倘能藉此契机，正视和反思存在于高等学府中的幽暗面，尤其是割韭菜的特别研究员制度和借鉴北美大学的非升即走制度的异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学术人才的培养或许不无裨益。
2013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青年学者张晖因病去世时，深受触动的唐小兵先生曾撰文《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精神贵族还是知识工人？》深入讨论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匆匆间近十年过去了，青椒的生存境况非但没有改善，两极分化貌似愈演愈烈，我们或可将当下情形与此文聚焦点对比，反思这些年间我们是否有所进步，如果没有制度性的自我改善，那么根由又在哪里？
作者：唐小兵，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删节版曾刊于《中国改革》杂志2013年第6期。此次发表时对文中细节有微调。文中标题及文末注释系编者所加。转自学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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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链低端的青年教师
2013年3月15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张晖[1]的突然病故，让所有认识或不认识他的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人都痛感惋惜，这一事件在中国知识界和媒体持续发酵，大陆以知识阶层为主要读者的《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都出版纪念专辑，哀悼和追怀这位逝世前已经出版学术专著4部，古籍整理著作1部，编纂著作3部的杰出青年学者。张晖身后留下弱妻稚子老父，更是让很多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同道中人感同身受。
2002年张晖（左二）硕士毕业答辩时，和张宏生（右二）老师合影 （图源：南方周末）
当然，我们不能将张晖的病逝简化为职称、住房、收入等物质性指标，若如此则无疑是矮化和窄化了拥有广阔精神世界的张晖的学术生涯。但张晖在博士毕业后的这几年又确实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境地，这种焦虑敲骨吸髓般压榨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心力、体力与脑力。张晖在南京大学念书时的硕士导师张宏生教授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工作以后，对生活的压力，做事的艰难，他（指张晖，引者注）越来越有痛切的感受。近些年来，每一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感受到他的那种深深的无助感，那是一种有所感觉，却又无法明言的东西。”
这或许是每一个从校园走向社会的青年人都要面临的共同处境，但是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因其在学术链条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尤其是人文学科）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个性，这群人除非内心特别强大的或者极度超脱的（比如皈依佛门等），容易感受到在生存境地与社会（包括家庭等）期待之间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屈辱感。
毫无疑问，张晖是一个内心精神世界强韧的个人。他曾在2012年底“六合丛书”新书发布会（他的随笔集《无声无光集》亦为其中一种）的演讲中感慨道：
“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目前来讲，有识之士都已经感觉到现有的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困境，陈陈相因不说，选题僵硬没有生气、没有时代感，已经进入死胡同。与此同时，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甚或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的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
更多的人却是在牢骚满腹中步履蹒跚地在学院中蹉跎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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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学院的文化模式与人际关系结构
正如廉思《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一书所呈现的那样，关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的问卷调查，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虽说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之间会存在一些差异，但这些数字仍旧让我们震惊，一个被誉为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的群体，本来应该是引领社会文化风潮的群体，结果却普遍地将自己归位在社会中下层，归位为转型中国的“学术民工”，以如此的自我认知和精神状态，如何可能在“金权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今日中国，为自己开创出一片自主的天空？
图片@ CHRIS GASH
一个充满挫败感和下行感（所谓中产的下流化）的知识群体，非但不会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士大夫精神，也不会有丁文江1920年代在燕京大学演讲《少数人的责任》时倡导的精英意识，无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会在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两股潮流的挤压之下而日渐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心态。就此而言，经济上的独立确实是人格独立的前提。
正如社会学者应星在《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中指出的那样：
“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说新父们当年还能够咬紧牙关克服清贫的话，那么，面对大量可以用学术成果去争取的资源，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名利双收的学术新贵，他们不仅头上顶满了各种头衔和荣誉，而且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名车。然而，在这些耀眼的光辉背后，却是空前的堕落：虽然他们著作等身，但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却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且剽窃成风，学风败坏；虽然他们荣誉环绕，却是以彻底破坏避嫌原则或启动利益交换及平衡的‘潜规则’为代价的；虽然他们争来了博士点、重点基地、重点学科，却是以赤裸裸的行贿为铺路石的。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
被应星所批评的这种现象，确实是支配当代中国学院和科研机构的基本逻辑。青年教师正是处于这种坚硬的现实之中。在这种数目字管理的驱逐之下，高校已经公司化，以竞争体制内资源为主要目标，高校青年教师就成为学术生产的主力军。更为隐蔽的是支配学院的具有压制性的文化模式和人际关系结构，应星对新三级的批评，也正在1950年代出生的较具自我反思精神的学者那里得到回应。学者许纪霖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
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
青年教师就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家长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在学术上和精神上要实现双重的突围何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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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体制内巨大的“失意者”群体
高校青年教师在这个体制化的过程之中，迅速地分化、分层甚至分道扬镳，一些人迅速地熟悉体制运作的逻辑，如鱼得水地在学院体制里“上行”，获取各种类型的课题、人才计划等，形成了良性循环，这其中有一些青年学者仍旧是对学术抱有敬意的个人，他们倡导一种布迪厄所言的“用国家的金钱，做独立的研究”，尽量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这种研究取向往往不太容易得到体制的鼓励。另外一群人对课题、项目的运作逻辑或有高人指点豁然开朗，或者潜移默化无师自通，壮士断腕般与学生阶段的学术理想切割，迅速向课题指南之类倡导的所谓“应用性研究”靠拢，对于那些高度意识形态而学术含金量甚低的学术研究课题，照样乐此不疲地追逐。这是完全被“升官发财”的主流社会逻辑所渗透的一个群体，是一群道貌岸然而斯文扫地的、生产伪学术的体制知识分子。
另外一部分学人对学院的体制化和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种本能性的心理抵触，也深刻地体认到了1990年代以后项目、课题管理体制对高校多元生态的破坏，对追求个性化生存和精神生活的知识人的煎逼。同样面临生存困境的这一群体，却谨慎地将自己定位为学院体制的自甘边缘者，既非坚决而激烈地反抗这一套体制逻辑，也不是完全退出这个体制，他们追求一种在学院体制内最低限度的生存状态，除非最基本的学院指标，一般不太会主动去迎合学院体制的逻辑。
正因为这种两头不靠的“中间物”状态，可能形成一种心智上的不确定感和焦灼感，这构成了一种难以规避的日常性损耗。这群人或者通过其他的方法（比如兼职、培训、撰稿等）来谋求基本的生活，或者干脆就将生活尽量地简化。这部分青年教师，毫无疑问面临着物质生活较大的压力，在上述春风得意的青年教师的映衬之下，他们在物质生活、学院内的知名度和成功指标等各方面都有强烈的落差，一些人尽管生活也还过得去，但却逐渐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或者一种愤愤不平之感。学院是知识人扎堆的地方，尊严与面子等都非常重要。若衡量一个青年知识人成败的指标高度同质化，那么生活在学院的青年教师的人生意义来源也就势必单一化，而在分化与分层的大背景之下，能够获得体制内巨大资源的个体往往是少数，这就难免造成学院体制内一个巨大的“失意者”群体。
还有一个为数极少的群体，就是干脆对学院体制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消极态度，他们完全沉浸在学术所建构的人文世界之中，而将那些以学术换取“稻粱”的人视为不耻之徒。自然，这个群体的人都是内心世界特别强大的个人，他们注重的是大学原本意义上的精神使命，是学术薪火相传之地，他们是一群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纪念辞中所指出的那样一种“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读书人，这群人是跑马圈地甚嚣尘上的学院空间内的一群真正意义上的苏格拉底式爱智者，他们怀抱“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真态度，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理想，而且这群人往往在高校不合时宜地重视教学，重视与学生之间的心智交流，他们将教学的意义看得更重要，而教学在当今的大学评价机制里往往显得并不太重要。
或许正因为此，当旅法华人赵越胜追怀其老师周辅成先生的《燃灯者》一文发表之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弦诵不绝。赵越胜在文中的这段话更是触目地映照了当今中国大学异化了的师生关系和学院生态：
“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分。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
这样的人格，正如上引应星对当今学界的批评那样，几乎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绝唱了！阿伦特曾经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指出：
“人文主义是有教养心灵的产物，是一种知道如何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的态度。……无论如何，我们要记得罗马人，这些最早以我们讨论的方式认真对待文化的人，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当是：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
当大学出现之后，高等学府就取代了传统私塾、书院等成为孕育人文主义者的精神家园，“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是一个有志于学的人应该具有的价值立场，他们不应该是一群被羡慕嫉妒恨的情绪裹挟的失意者，也不应该是一群疯狂争抢体制资源而丧失了自我、变得面目全非的人，他们应该是一群有着美感和趣味的审慎的爱智者。这种人在当今中国的大学真如凤毛麟角幽眇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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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竞赛：一场无法退出的游戏
当今中国大学对知识分子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正如应星等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是非常有效的，它构成一种与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更不要说民国大学）完全不同的学院文化。后者往往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同人共同体，自由散漫和理想主义的气质相互交融，学术和文化生活被赋予一定的神圣感，虽然那时候也常有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压制，可是这种压制恰恰在知识人尤其是青年知识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弹，反抗压制构成自我证成的特殊渠道，而在这种既疏离又反抗体制的集体心态中，形成的是一种相对松弛而自足的精神世界。1990年代以后的学院体制，完全以另一种面目呈现，高压性的管控开始隐性化，而以各种有倾向性的课题、项目、计划来系统性地诱惑青年知识人，工具理性开始主导学院体制，追求美好生活成为学院里的主流价值，有信仰和操守的知识人几乎是沉沦在一个找不到敌人的“无物之阵”之中，以竞争为理由大学陷溺在疯狂的资源竞赛之中。
而如今的青年教师则正好处于这种不断强化的趋势之中，可以说面对这种急剧态势，作为个人的青年教师要整体性扭转这种趋势基本上不太可能，洁身自好又会被认为是这套竞争机制的落败者、酸葡萄者。因此，我认为当今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困境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当然，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乡村底层出身，必须思虑在故土的年迈父母的养老、医疗问题，而在道义上必须承担直系亲人面临突发事故时的道德义务，可以说青年教师的常规性生活似乎尚可维系，但这种家庭结构和经济收入水准，往往不足以防范那些突发性的事件，比如亲人的重病等，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极弱，身边好几位同事就是被这种突然的变故限制在一种极其艰难的经济状况之中。个体的贫困，也许可以以颜回式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来化解，但是面对至亲的苦难，却没有多少人能够铁石心肠掉头不顾的。
2015年麦可思与腾讯教育合作进行的一次大学教师的职业倦怠调查中，高达53.07%的青年教师表示他们是因为工作付出与实际收入不成正比而感到精疲力竭（图2）
大学绩效工资改革呼喊了很多年，但整体的收入分配仍旧是对年轻人不利。从平均意义上，这些年青年教师的收入确实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作为刚性的基本工资收入其实仍旧是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无论是跟港台还是欧美日等国家的同等状况的青年教师相比），而浮动的可操控的项目、课题、计划等虽然数额水涨船高，又不是每个人或者说大多数青年教师可以获取的，它成为悬浮在面前的体制性的诱惑，永远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也永远维持着不断滚雪球递增的可能性，正如《南方周末》2010年的一篇深度报道《教授的“围城”》呈现的那样，高校紧箍咒式的课题、项目等各种理性规划机制对知识人的束缚，并不会随着职称问题的解决就得到一劳永逸的缓解，这似乎成为一个无法退出的“游戏”。换言之，利益已经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
现在民国范儿成为一种怀旧热潮，而在这股热潮之中，民国大学的风度越来越引起世人的想往。无论是何兆武的《上学记》、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等回忆录、口述史，还是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等研究著作，以及十多年前陈平原、夏晓虹等学者编撰的《北大旧事》等，都在纷至沓来地叠映而成一种民国大学的影像。不管这种风潮如何被质疑为一种浪漫化的历史记忆或历史想象，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历史研究的成果发现，民国大学的教师收入确实足以让这群知识文化的传承者与创造者，在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仍旧可以维持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根据湘潭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陈育红的“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大学教授薪俸研究”课题研究成果，1930年代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即便是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生活费80元也已经相当宽裕。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1930-1936年间，大米每斤6.2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鸡蛋每斤2角钱。当时北京大学教师在1931-1934年间月薪收入统计显示其平均月薪400元以上，薪俸最高者可达500元（外教更高达700元），最低360元；副教授平均月薪在285-302元，最高360元，最低240元。而当时的大学教授则普遍在校外尚有数份兼课收入，光兼课收入几乎就够满足全家较为宽裕的生活。
史家郭廷以曾经说“一九三七年前五年，可以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这种黄金时代除了学术自由有充分保证之外，也跟物质生活、业余生活的丰富有关：
“优厚的薪俸使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都具备了极高水准。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房租费六七十元者不少见。食物支出方面也很充裕。一个大学教授的薪俸除了抚养五口之家外，还能请得起五个佣人。他们大都还会有闲情逸致去‘下饭馆、看戏、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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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更多容忍离经叛道的言行
前几天跟一位在内地某高校中文系任教的朋友聊天，他在电话中大吐苦水，谈所在省份出台的近似变态的职称评审细则，比如要求学术成果的被引用率、被媒体报道率之类，又言及所在学校的权力主宰一切资源的现状，以及对青年教师评价标准的唯课题化、唯奖项化，也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化。这位很有才华的朋友不愿意同流合污却常被看作“无能之人”，领导时时敲打外加冷嘲热讽，在这样极端的学院文化中，明哲保身或者说洁身自好都几乎没有多大空间。你不是体制的合作者，那你就是体制的敌人，也就是全民公敌了，这种日常性的精神劫难与深度压抑，才是最折磨青年教师的因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我们讨论青年教师的生存处境时，我们不能忽视区域性、学校性、学科性的差异，基本上可以说，越是在不发达省份的地方性学院，就越可能是系领导、校领导的一元化权力结构（当然也会有例外）；而在发达的一线城市的高校，因为学校里有一批有影响力的德高望重的学者，这些学者往往对学院体制的工具化有一种反思性甚至排斥性，反而造成了一种学术权力的相对自由甚至多元化状态，这自然也就成了青年教师的庇护空间。
前些年媒体热议的青年人逃离北上广，然后过些年又出现重返北上广的悖论式社会现象，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内地尽管生活成本较低，但也许必须支付高昂的人际关系（所谓中国式的人情社会）成本和精神上的代价，而北上广尽管经济压力大，但社会生活和价值观相对多元，对于那些热衷于探索自我生命的价值实现的人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环境因素。对于大学青年教师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物质上的困难也许假以时日会获得克服，可是精神上的苦痛与学术生活的荒芜，却将成为一个年轻知识分子自我实现的魔咒。
热播剧《The Big Bang Theory》中智力超常却行为怪异的理论物理学家Sheldon Cooper
青年教师难道就注定了“工蜂”的宿命？这也未必，体制虽然造成了对个体的系统压抑，但体制毕竟也是由个体形成，或者说“我们就是体制”，若个体对这套体制的规则文化有了相当的了解，他就不会过度地顺从这套体制逻辑，尤其当他知道顺从（服从）就意味着某种变相的支持的时候，他会在道德上形成某种挣扎感。最可贵的就是内心的良知上的觉醒，这正如张晖生前所言，重要的不是无休无止的抱怨与牢骚，这种负面情绪只会不断地掏空甚至撕裂学院中的自我，而是将对体制的不满转化成追求真学术的动力，同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对体制之恶采取一种相对疏远甚至抵抗的态度，将自己定位为体制的中等生或许就是一个明智的选项：既不做积极顺应体制、遵从赢者通吃逻辑的优等生，免得将自己的一生白白搭进去；也不做基本考核都无法通过的差等生，免得安身立命之地都没有。中等生就意味着在完成学院体制最基本的考核之后尽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研究也好，教学也好，甚至业余兴趣也行，或者公共领域的作为亦可。这正如著名学者崔卫平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为什么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指出的那样：
“你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没有人能够无视你、漠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一个终端，世界是在你的面前打开的，你不是无足轻重的，不是可以抹杀的。我想说的是，你不是没有力量的。许多幻觉将我们捆住了。有些东西像符咒一样，从内部将我们镇住；像噩梦一样，将我们的四肢魇住。让我们以为自己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力量的，不产生任何效果的。
好像人与人之间有了一种区分隔阂：一些人从正面看起来是人，但是从背面看过去，却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他们不是充分的人似的，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事情不是这样的。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你自己的配合和努力。像尼采说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良辰吉日，那我们选一个良辰吉日，来解除自己身上的种种符咒、魔障，种种看不见的绳索和链条，然后出门，在蓝天下深呼吸，说一句生活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好，我们不是生病的，我们不是令人羞惭的。”
超越了幻觉，我们才能回到蓝天之下的真实生活之中，通往自我内心和真实世界的学问之门才会真正地在我们的面前打开。而从体制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来说，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有为”式的学术GDP主义，而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营造一个人文的自由散漫的氛围，提供最基本的学术环境，给每个青年教师松绑或者说解咒，同时在物质上提供最充分的保障，让人的内心世界先自由自在起来，不需要那么功利地计算一切，容忍一些奇思异想甚至离经叛道的行为和言论，重拾民国大学的学术传统，确立教授治校的原则，培养多元化而又相互融合的学术文化，让那些怀抱理想的年轻人投身到学院有一种内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将人物化（其实质就是矮化）成动物庄园里的存在，这种物化其实也就让年轻人对学院有异化和排斥感，最后是一种两败俱伤的悲剧结局。
注释：
[1] 张晖（1977年11月14日－2013年3月15日），上海崇明人，青年文史学者，龙榆生研究专家。在南京大学本科三年级时，写出了《龙榆生先生年谱》，得到高度评价。其著作有《龙榆生先生年谱》（2001年，学林出版社）、《诗史》（2007年，台湾学生书局）、《中国“诗史”传统》（2012年，三联书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未完成遗稿，帝国三部曲之一）、《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未完成遗稿）。2013年，因患急性白血病去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