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瓶颈和焦虑,这位艺术家的建议是,放弃吧别管它
▲施勇与他的传统艺术告别之作《最后一次古典式的礼拜》 图/本刊记者 邱苑婷
“通常,人们总会把一个人的坚持看成是一个理想化的东西。但我已经不想被坚持控制,不想被这种教条的东西控制。我不相信坚持。”
文 / 本刊记者 邱苑婷 发自上海
一根狗骨头
“花光32年薪资、把家堆满大师名作、没钱也要搞收藏的上海教师”——不动声色地做了20年当代艺术创作后,这是艺术家施勇第一次出圈的标签。
在这条阅读量10万+的“一条”公号推送下,有读者建议他小心楼上漏水。施勇听后只是笑。不过,一个足够吸引人的标题,的确让他走在大街上开始被陌生人认出来,尽管也许和艺术没太多关系。
比起20年前,艺术圈确实已经太不一样了。千禧年左右,整个行业刚冒出一点发展的苗头,国内开始出现专业画廊,1998年,35岁的施勇第一次被画廊代理。提交艺术创作方案、参展、打飞的穿梭于各个国家,他曾经无比羡慕、想都不敢想的事,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逐渐多得让他生厌。
后来他想,约莫2002到2007年,国内艺术圈就像上海夜空里那些高层建筑的灯光一样永远不知疲倦。所有人都被裹挟着,不自知不自觉地往前赶,他是其中一员,并未能置身其外,只是一边经历着,一边抽身俯瞰。
抽身而出的瞬间十分日常,比如在小区花园里看别人遛狗,一根玩具狗骨头扔出去,狗便紧盯骨头飞奔而出,又摇头摆尾地叼回来。
那个景象在施勇脑中停留至今。那根狗骨头,最终在2002年的装置艺术作品《月色撩人》里,被他做成了一根巨大的闪着红光的狗骨头形状装置,骨头前是穿着西裤的两条巨大的腿,又像趴着向前撑地的一双手掌,似站似跪。
▲《月色撩人》 施勇,2002 综合媒介装置
那根骨头,有时在场、有时不在,贯穿了那个时期施勇的大部分作品。展览,展览,还是展览,在烦躁中,施勇干脆做了一个吐露心声的作品:2006年,他用PS做了一系列几可乱真的假图,名为《抱歉,2007年卡塞尔没有文献展》(卡塞尔文献展是全球艺术界最重要的展览之一)。当然,2007年一切展览照常进行,但没有人想到,作为艺术家的施勇真的停下来了。
▲《抱歉,2007年卡塞尔没有文献展》 施勇,2006
这一停就是八年。从2007到2015年,除了偶尔延续先前的一些创作外,施勇更多地退居幕后,服务于另一个身份——香格纳画廊艺术总监。从艺术家变成从业者,看似典型的“半途而废”,但他竟出人意料地适应,并在八年悬置后以艺术家身份重出江湖,像被激活了一般,甚至更加高产。
“通常,人们总会把一个人的坚持看成是一个理想化的东西。但我已经不想被坚持控制,不想被这种教条的东西控制。喜欢就做,做不下去就做其他事,来来回回,我现在反而发现这个方法对我很有效,变成一种比较自然的、适合我的方式。我不相信‘坚持’。”
放弃与转向
这不是施勇人生中的第一次放弃。早在1992年,刚获得中国油画年展优秀奖的施勇,在自己最后一张油画的框边扎上了两排钉子,原因是“太惯性、腻味了”。
那张画叫《最后一次古典式的礼拜》,作于1990到1991年,是28岁施勇的自画像。画里的年轻人单掌反手放在胸前,整体风格受意大利基里科和卡洛·卡拉创立的形而上画派影响,处理方式很中世纪,背景用偏亮的色调突出,人像在前却蒙上阴影。
扎钉子的意思是决裂,与传统绘画告别。恰好拿到了奖,施勇自认在传统绘画道路上已经证明了自己:“不画了,我要去争取我新的东西了。”
在那张画上补了几笔,就此结束,直到现在,施勇再没画过一笔。近来偶尔需要为装置类艺术作品上色,他拿起笔的手竟有些颤抖。那时他已从上海轻工高等专科学校美术设计系毕业六七年,自从1981年入学,尝试先锋艺术的念头就浮现了,只是一直局限在绘画媒介上。他始终记得一次在水乡写生时,他和同学把各种可充当颜料的材料混在一起,油画颜料、蜡、沙子甚至料酒,身边所有可用之物都一股脑倒进去,如同调制鸡尾酒。他们戏言自己是“鸡尾画派”,还设计了“鸡尾徽章”。
对生于1963年的施勇来说,这在当时已是极大的叛逆。从小画宣传画,他被称赞最多的是“画得真像”,接受的是苏联式的绘画艺术观念;后来知道了达·芬奇,暗下决心要成为达·芬奇那样伟大的画家——他莫名的信念部分来源于,他和达·芬奇一样是左撇子。读美术设计系时正值80年代,改革开放与先锋思潮风起云涌,毕业一年后,“85美术新潮”兴起,刚毕业的施勇只是旁观者,心里却无比羡慕。
那时施勇被分配到一个胶鞋研究所,整天在办公室里画自己的画、不务正业,开始看《中国美术报》《江苏画刊》《艺术家》,接触西方现代艺术。办公室里有做鞋模的蜡,他用来捏自己的作品,领导一看到就摇头,“小施啊……”可到头来施勇依旧我行我素,两年半时间,没设计过一双鞋,直到终于被调到华山美校,做老师教设计。
他自认并不是一个好老师,但留恋学校的自由,一待就是35年,直到今天。回头看,90年代和他同期、较早在国内开始做实验艺术的人,几乎没有全职艺术家,多半都仰赖于高校、报社这样相对自由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保底。
1991年告别传统绘画后,施勇每天的生活变成了看书、聊天。他一知半解地读着罗兰·巴特、德勒兹、福柯、海德格尔和解构主义哲学家……直到20年后,人们在他的作品里看到了某种暧昧、神秘的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迷恋,源头多半要追溯到这段时光。
但在当时,刚刚扔下画笔、毅然踏入实验艺术圈的施勇没有想那么多。靠着一股子年轻人无知无畏的热情劲儿,从不计划未来。1993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件装置作品《切割、立起、然后填充》——施勇试图描述和阐释作品,而十分钟后,我依然对它的概念和手法感到一头雾水,言语间只听得“感光材料”“碎片”“填充”“影体”“崩塌”之类的词,直到看到照片时才恍然:施勇在立体空间里做出了“影子”的形状。
▲《切割、立起、然后填充》 施勇,1993
悬置的八年
施勇的作品的确晦涩难懂,这点连艺术家本人都不得不承认。
总有人问他:做艺术总监,怎样影响了你如今的艺术创作?他的回答总是模棱两可:有,也没有。
▲《将一只()鸟从一座塔的塔顶放掉》 施勇,2018
悬置的八年并未从本质上改变他的创作。他近两年的作品,比如切割一架钢琴,分解成棱角分明的部件,毫无秩序地散落展厅一地,再有几片零件不翼而飞——这叫《将一只()鸟从一座塔的塔顶放掉》,让人摸不着头脑;拆解汉字的笔划,把每个字重新组合成围合形状,各自孤立,像一个个不规则的多边形孤岛,不经解说完全认不出来——这叫《施勇的全王求化》……
▲《施勇的全王求化》 施勇,2021
好在施勇是一个少见的愿意配合的艺术家,也乐于向观众解释自己的创作意图,随和得让人很难把那些晦涩作品和他联系在一起。2021年5月,在重庆当代美术馆的“缝合”展开幕式上,瘦高、齐肩长发的施勇作为代表艺术家上台发言,随后又带着所有人看展、讲解自己的作品。解答问题时,他的双手总是交叉叠放在身前,身体前倾、随着倾听的节奏点头摇晃,然后推推眼镜一五一十地作答。
施勇的配合度之高,与八年的艺术总监工作不无关系。在香格纳画廊,他主要的工作就是与艺术家沟通布展细节,负责把控画廊展览作品的位置关系、整体场地空间效果,因此少不了和各种艺术家、策展人打交道。“每个艺术家的出发点、性格、擅长的语言方式很不一样。”他总结出,艺术家对布展的态度大体上分为三类:
第一类佛系、心大,完全不管,把现场全权交给艺术总监负责,比如他的多年好友丁乙;第二类是需要探讨沟通的类型,比如杨福东,对方会问“你觉得这行吗”,实际意思就是“我觉得挺好,希望你也说行”,只不过确实有不同想法时,施勇才会试探着和对方分享自己的看法,分条列点地举出理由,交由对方抉择;最后一类则是艺术家有想法,要完全顺着对方来。
“当艺术总监后,我看问题的视角也有改变,会从更大的角度找寻一种平衡。”施勇说。
“但回到艺术家身份后,会更多地考虑市场和受众吗?”我问。
“也不会。艺术家不会太考虑受众吧,要考虑的是走在自己的前面,走在自己的背面。”
▲《将所有的可能性都在内部以美好的形式解决》 施勇,2015
或许可以佐证这句话的是,2015年重新以艺术家身份回到公众面前时,施勇依旧保持着他的晦涩语法。2015年,环境装置作品《让所有的可能都在内部以美好的形式解决》是一场“关于空间、物料和语言的控制与被控制的游戏”,艺术家把一段私人秘密用铝条嵌压隐蔽了起来;2017年,他切割了一辆汽车,最后成了作品《规则之下》;2018年在广东华侨城盒子美术馆,施勇切割了一架钢琴,面对散落一地、被切割的钢琴部件,他向人们解释,这就像一个谋杀案的案发现场,而零落的部件正如侦探破解谜题的线索,若再往展厅楼上搜寻,还能意外发现逃逸场外的线索。
▲《规则之下》 施勇,2017
有朋友开玩笑说,施勇是概念艺术家,他的一切作品都围绕着预设的概念;但对施勇来说,这些看似抽象的概念与艺术呈现,全部与现实发生关联,哪怕抽象至极的“切割”。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施勇会告诉你:“切割”行为,是他选择进入这个世界的语法。
“对我来说,切割任何东西都像是切割身体。”
“被切割、分化、归类,人变成一个标准化零件,变成无主见的个体,无痛感、麻木,用漂亮的收口来解决伤口。”
这是施勇悬置八年后,从现实中得到的一些体悟——每个人都是“被控制之物”,被思想、语言、欲望等许多无形的事物决定着自身,在严格意义上无能为力。
他自己也未能跳脱其中,只能在语法世界里思考逃逸的可能性与出口。施勇因此痴迷于充满可能性的语言世界,痴迷于语言的迷宫、谜语、推理、密码式的逻辑,也毫不意外地,他会被翁贝托·埃科《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所吸引。埃科在书里写,“有些东西在这里消失,在那里呈现。”这些语义暧昧的句子让施勇着迷,最终又成了他作品的气质。
缺陷
回望先前的作品,施勇反而觉得,这八年没有中断,曾经的那些线索,有些或许已然随着时间流逝、失效,比如90年代末的“新形象系列”,但那些真正重要的命题被筛出、留下,有些甚至能穿越时空,重新与当下的现实共振。
近两年,他开始对“缺陷”这个词语着迷。
2021年6月,在上海外滩边的CEF实验影像中心,施勇向来宾解释《施勇的全王求化》这组作品时,开口第一句便是坦白自己对“缺陷”的思考: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在他看来正是这个世界潜在的缺陷,猝不及防地暂时中止了曾经频繁的国际旅行,那些笔画围合成的孤岛形状,就像疫情中各自隔离的人与地区。
对缺陷的思考早在疫情之前就已开始。四年前切割汽车时,所有零部件都被他用金属切割机割开。那时他关注的是控制的规则,是完美的语法,但唯有两件东西,他无论如何也切不开:一样是硬度极高的车轴,另一样是残留在油箱里的焦黑汽油。
那时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规则之外的障碍,一个艺术创作上的瓶颈。作为一个“概念艺术家”,切割的语法已然制定,他本期待完美执行。可遇上不能切割之物,便是规则里有了缺陷。
卡在瓶颈里时,焦虑无可避免。施勇习惯的方式依然是,暂时先悬置焦虑。
悬置问题的时间里,施勇有一天突然意识到,“也许缺陷是一个未来形式,它可以颠覆我们现在的语法,颠覆式松动或者瓦解这个所谓的‘语法’,让人从一个得意洋洋但却是死胡同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于是,他重新把视线转向了“缺陷”本身。他把汽油封闭在一个单独的皮管里,嵌入墙中,汽油依旧在流动,却被悬置了起来,每次看到,都像在提醒他不完美和缺陷的存在。
后来施勇仔细想,或许早在他1995年的实验性装置作品里,已经嵌入了“缺陷”,某种破坏原有规则的不稳定因素。当时他参加了一个艺术展的策划,“以45度作为理由”,没有经费、没有展览场所,策展人的确是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告诉他们随便在什么地方、随便用什么方法,做一个作品、拍照,最后汇总印一份册子,这就是一个艺术展。
施勇想,那在家做是最省钱、最好的。于是有了《扩音现场:一个私人空间的交叉回声》,他在家里的每个房间同时放上麦克风和扬声器,通过公放,不同房间里的声音互相干扰,24小时开着,就这样住一个月,哪怕朋友来借住也一样。最尴尬是上卫生间时,客厅、卧室的音箱实时同步,隐私全无——“其实我现在想想,我嵌入的就是一个缺陷,这种缺陷使房间的对应性关系被瓦解,整个原来完美的安全性都被打破。”
▲《扩音现场:一个私人空间的交叉回声》 施勇,1995
平衡
缺陷里藏着艺术创作的契机。意识到这点后,施勇开始主动寻找缺陷,尝试产生缺陷的各种可能。在工作室里不小心踩到一块不稳的板子,刹那间的趔趄,是由于水泥地面上一块小小的异物,这是缺陷,也足以让他构想出一个新的点子:
以此为原型,设计一个大型平衡器,人可站在上面,但平面一旦失衡,就会发出高频声,同时在信号干扰器下手机信号慢慢消失;直到找到平衡,声音便会立马消失。
这个至少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找到平衡的大型艺术装置,2020年10月作为“露台计划”的一部分,出现在了法国领事馆的花园露台上,施勇将之取名为《谨慎!你的介入将对其产生影响,也对你产生影响》。这件作品尤其引起了外交人员的共鸣,每到周六下午的开放时间,连周边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也会带人来参观,人们三两成群,一组一组地站上去实验,小心翼翼地移动,试图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他们告诉施勇:“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谨慎!你的介入将会使其改变,也会使你改变》展示在法国领事馆露台上,很多人踩上去找平衡 视频 / 受访者提供
只有一次,一个小孩站上去,无论怎么跑跳,装置都很安静。施勇设定感应的重量,是以成人体重为标准的,旁人以为装置坏了,问施勇,他说:
“因为小孩不会搞坏这个世界。”
施勇今年58岁,还有些他自己也尚未能懂的冲动,比如用素描本和铅笔抄写《福柯的最后一课》,全部抄在一页纸上,抄满又擦去,在原来的痕迹上继续抄,继续叠加,像一个强制的仪式。他会记录下每次抄写的时间、起止行数:第一次开始于2019年2月2日晚上9点12分,疫情隔离期间;第52次开始于2021年6月20日,正是《施勇的全王求化》开幕的前一日。
每次擦去笔迹,施勇把扫落下来的铅笔屑全收在一个小小的透明塑料圆盒里,盖子盖好、用透明胶封上。抄过的内容一点也不记得,素描本的纸张却已经快被擦烂了,留下的这小半盒铅笔黑屑,他说,大概是哲学的头皮屑吧。
那幅年轻时与传统绘画告别的自画像,依旧挂在他工作室的墙上。朋友曾提出要买,施勇笑着说不卖,自己又不是个靠卖画为生的画家。
画里28岁的施勇,单手放在胸前,像在拒绝、又像在推开,仿佛正在用不知何所往的目光,看向58岁依然自认年轻的自己。穿过30年的时光,反反复复搁置又重启,经过各种迷人又可怕的意外与偶然,曾经那个想成为达·芬奇、成为基里科、成为伟大的某个“别人”的年轻画家,终于还是成为了自己。
转自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