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丨书院教育中的君子之风

在儒家教育体系中，培养君子是传承道统、引导成长、存续文明的重要内容。孟子曾将教育人才置于君子三乐之一：“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教育既是君子的乐趣，也是必要的行为。在古代教育活动中，书院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历代书院重视培植君子人格，发扬君子精神，君子之风由内而外融入了书院的位置选择、设施命名、教育思想以及教学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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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于唐代已有，不过初始时主要是藏书与修书之所的称谓，真正作为教育组织和教学机构的书院始于宋代，之后演进时有兴衰，一直延续到清代。书院在修建之时，常会考虑到所处自然环境与培养君子的教育宗旨相适应。明人胡俨在江西白鹿洞书院《重建书院记》中就说：“白鹿洞在南康庐山之阳、五老峰之下。山川环合，林谷幽邃，远人事而绝尘氛，足以怡情、适兴、养性、读书，宜乎君子之所栖托，士大夫之所讲学焉。”古代许多书院常常选址于风景秀美，足以修身养性的山川之畔，因为古人相信，充盈天地之间的山川之气能够陶冶心灵、涤除尘垢，进而教化众人，濡养君子之风。

除了外部选址，不少书院内部的楹联和建筑也采用“君子”之名，安徽新绣溪书院撰有楹联：“读书须下苦功夫，试看寒梅，傲骨方能香扑鼻；立品始成美君子，进观大学，治邦先要德修身。”告诫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终可成功，立德修身方为君子。又如贵州阳明书院内有“君子亭”，王守仁《君子亭记》说：“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内，静虚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有以阳明之学继承儒家传统的幽微之意。

如果说，以“君子”命名一般性的对联、亭台，仅能说明书院重视这一通行的文化概念。那么，以“君子”命名具有特殊含义的书院设施，则表明儒家教育体系对“君子”价值的全面肯定。各类书院在设立与发展过程中，推崇与书院学术传统、学风旨趣相关的历代儒学大师，立为君子典范，表明对教育脉络的追溯。如宋人江万里兴建白鹭洲书院，专门设立了祭祀程颢、程颐、周敦颐、张载、邵雍、朱熹六位大儒的“六君子祠”，树立榜样，培养大量俊彦英才。又如江西友教书院在清代重修时前堂为书院，后堂立先贤祠，名为“君子堂”，时任江西布政使的王昶在《友教书院规条》中明确规定每年二月、八月下旬崇祀君子堂诸先贤，使得培养君子人格在尊崇往哲中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此外，书院不仅崇尚在教书育人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前贤，还祭祀有功于书院进步的官员。明嘉靖年间，岳麓书院辟“六君子堂”，祭祀朱洞、李允则、刘珙、陈钢、杨茂元五位助力书院发展的地方官员及山长周式。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年），长沙知府吴道行重修岳麓书院。后人因为“吴公有大功于斯地，道脉赖焉”，也将吴道行供祀于六君子堂，并一度改堂名为“七君子堂”。可见，无论是六君子祠，还是六君子堂、七君子堂，以“君子”之名命名书院内部的重要崇祀建筑已成为书院传递教育观念的通例。

君子是儒家思想中品质优良、道德完善的人格范畴，书院培养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使学生成为或趋近君子。大量学者也在书院中讲学，从而将仁、义、礼、智、信、勇等君子品德代代传承。如南宋著名爱国志士郑思肖之父郑震曾执教于江南的安定书院、和靖书院，讲学多年，被称为“道学君子”，又如明代顾宪成重建无锡东林书院，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定期讲学，声势浩大，时称“东林八君子”，可见书院教育与君子文化紧密相关，例证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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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提出的书院君子教育中一个具有典范性的例子，是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所作的一场围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主题的讲学。陆九渊因其讲学于贵溪象山，世称象山先生，是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朱熹虽然与陆九渊观点不同，但是十分敬重他的学问。陆九渊认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对待义和利的价值取向差异，一个人有公平正义之心，便可习得公平正义之理，从而做公平正义之事，如果一开始心术不正，凡事都以攫取个人私利为出发点，那么之后一切行为都必然会走上歧途。

同时，陆九渊在这次讲学中认为，做君子应当知行一致，不可阳奉阴违，一些人表面上维护圣贤学说，但是暗地里却谋一己之私，迷恋于官职高低、收入多少，这样如何能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尽心尽力？义利观混乱必然导致价值崩塌、底线失守。只有从内心认同并树立正确的君子义利观，才能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形成自我制约机制。

所以，陆九渊对君子义利的阐释，将心与理合而为一，不仅在当时反响强烈，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子静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朱子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也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扩大了陆氏心学的影响。由于陆九渊认为理出于心，所以他十分重视自我内省的力量。因而，学习圣贤、立志君子的青年人抑或从政者，必须勤于自省，端正义利观念，做到“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如若一个人能够反躬自省，那么就能做到自我修正，从而实现自我完善，这也就离君子人格的理想境界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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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传统书院逐渐向现代学校转型，但人才教育中的君子之风并未消散。在清代统治结束后，梁启超曾在1914年为清华师生带来了一场关于“君子”的精彩演讲。他说：“君子二字，其意甚广，欲为之诠注，颇难得其确解。”梁启超敏锐发现了中西方文明中的相似之处，不过，在梁氏看来，中华文化中的“君子”和欧美文化中的““gentleman”的含义有相近一面，但是又有不同。梁启超对青年人寄予厚望，他认为做君子一要培植摒弃私欲、推重果毅的自强精神，志存高远，节制私欲，才能集中精力不屈不挠，攀登高峰迎难而进；二要涵养望之俨然、即之温然的宽厚气度，度量宽容，否则小不忍而乱大谋；三要争做崇德修学、躬先表率的时代楷模，青年走在时代潮头，“君子之德风”，一言一行的影响不言而喻。梁启超认为，只有不断培养这些品质，才能“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古往今来，从旧式书院到现代学校，中华文明中的书院传统其实未曾断绝，书院教育中注重培养君子的崇高目标也不应忘记。历经时代变迁，富有中华文化鲜明特色的君子之风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国民教育中都会展现出历久弥新的价值，在融合现代文明、促进政治发展、改良社会风气等方面都有借鉴意义。

◎本文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马军），图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