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诗人的漫长告别：“我们很少会去谈诗歌了”

2002年，春树在北戴河翻看自己主编的《80后诗选》，这是中国第一份80后诗刊。（春树供图/图）

人到中年，春树的这个春天过得不那么平顺，她独自带着孩子，正处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期”。

孩子的到来大大改变了春树，从怀孕到生产她都颇为不适。人在异乡又被家务琐事缠身，写作成了她的救赎。五年来，她趁着孩子睡觉和玩耍的时候伏案写作，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80后诗选。

在小说《乳牙》里，春树描写过女主角对生育后身材走形的焦虑。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里，春树一般都仰头微笑，目光柔和。

2004年，年仅21岁的春树出人意料地登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彼时的春树染着橙色的头发，身着黑色机车皮衣，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她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待遇的中国作家，被视为“中国80后的代表”——最早自我命名和使用“80后”一词的就是80后诗人群体，天涯论坛至今流传，正是春树在论坛“诗江湖”上发表了名为《80后诗人联合起来》的帖子之后，“80后”这个称呼才叫响了。

“春树，20岁，从高中辍学生到畅销书作者”。《时代》周刊如此概括春树。报道刊出后，国内媒体蜂拥而上，她成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人物，上了中央电视台的《面对面》和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可谓“一夜成名”。

如今的春树，微信名“春有力”，想以此鼓励自己对抗生活中的“无力”。而她的同时代80后诗人，也陆续从曾经的少年步入人生的40岁。

“引入80后这个概念让大家保持独立性”

时间回到2000年，17岁的春树做了两个重大决定：退学和写书。最初的原因很简单，她中考失误，读了一所职高，当时的政策是职高毕业生不能直接考大学，而她不想过打工的生活，想要写作。

两年后，春树的半自传小说《北京娃娃》出版。故事从喜欢摇滚乐的14岁少女林嘉芙中考失败进入职高写起，她通过音乐杂志的征友板块认识了一个二十多岁的贫穷艺术家，之后发现对方早有女友。林嘉芙与家庭和学校格格不入，她逃课听摇滚乐，结交不同的男友，并最终退学，依靠写稿为生……此书面世后，春树也树立起一套与前代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其实春树本人在退学前后充满了迷茫和恐惧，但她受到所谓摇滚精神的鼓励，觉得18岁之后不应该再依靠家人，相信自己可以靠写作来生活。在等待《北京娃娃》出版的过程里，春树认识了一群写诗的青年，也接触到了网络上的诗歌论坛。

诗人之间似乎天然有一种联结，春树在小说《长达半天的欢乐》（2003年）里提到一件真事：2001年的某天，春树在武汉某酒吧独自喝酒，听到边上几个人在谈论诗歌，她便走上前去自我介绍，对方竟然是诗人小引和苏遇等人。小引从包里拿出一本叫做《或者诗歌》的刊物，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邀请她参加第二天武汉诗人的聚会。那是春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诗人聚在一起朗诵，好在她包里就放着刚写的几首诗，也即席朗诵起来。

《长达半天的欢乐》几乎可以看作是《北京娃娃》的延续，主要记录了女主角“春无力”进入诗歌圈之后的经历。春树的文笔大胆直接，毫不忌惮读者将真实与虚构混淆，小说里的“春无力”流连在不同的音乐现场，漂泊在不同的城市，她开放的态度、抽烟喝酒“飞叶子”的迷醉生活，都让当年的普通读者咋舌不已。

同年，春树在当时很火的“乐趣园”网站上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论坛“春树下”，集结了一批80后诗人，她觉得当时主要写诗的人出生于1960和1970年代，他们既占据了主流刊物的话语权，也在网络上集结，对年轻一代诗人多少形成了“压迫”。“长期在他们的阴影下，我们很难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所以我引入80后这个概念，是为了让大家保持独立性。”

2002年，春树利用《北京娃娃》的稿费自费印刷了五百本《80后诗选》，送给了身边的朋友。据诗人肖水介绍，这是第一本80后的诗刊。“集中展示同仁们的作品，同时满足我自己的编辑欲和审美欲。”

春树认为自己的诗《我只是一个女孩子》很能代表当时的状态，她是这么写的：“我只是一个女孩子/在听音乐和看电影时会哭/喜欢虚荣/还有一切虚幻的感觉/天天都涂香水轻陷在柔软如天鹅绒的床单上/颤抖/写诗也许是在滥写感觉/咬紧牙关以至出血……我想和命运做斗争/那就是我真正的什么也不做。”

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叫她“245号”

瘦弱的川妹子郑小琼是在21岁时南下打工的。1999年她卫校毕业，没能如预期那样得到分配的工作，两年后，她从老家四川南充去东莞打工。她回忆：“考上中专时，按当时政策是包分配的，但我却没有分配到工作，待在家里被人看不起，有人会笑话‘读完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要种地’。我当时最怕见到老乡，见到了总有人问，你不是考上学校，不是要分配工作吗？我无言以对。”

当时的东莞，打工者要找到一份工作比较难，哪怕一个好的普工岗位，公司贴出招工启事，厂门口就有数百人排队等待面试。面试时，招工的人先让面试者跑步、做仰卧起坐、深蹲，留下体力较好者进入下一轮面试。工资发放却没个准，有时四个月发一次，有时一个月发四次。工资低，各种罚款多，她在一家家具厂时，月底仅拿到284元工资。想到家里的债务，郑小琼不得不咬牙坚持，她陆续在玩具厂、磁带厂工作，直到在一家五金厂稳定下来，工作了四年。

工厂实行封闭式管理，住十六人或者更多人的集体宿舍，宿舍里没有电视和网络，手机也没有普及。为了打发业余时间，郑小琼看杂志，那时候工业区有很多地摊卖杂志，一两块钱一本。据她回忆，当时《打工族》《佛山文学》《江门文艺》《大鹏湾》《嘉应文学》《创业者》《飞霞》等面对打工者的期刊杂志每期发行几十万册（2006年之前），在打工者群体中影响力很大。

当时这些杂志招募到不少打工者作者，也经常刊登他们因写作改变命运的故事，郑小琼很向往，她觉得“一扇窥探外部世界的窗口”在向自己打开。

刚去五金厂没多久，郑小琼的手指不小心让超声波碰了一下，失去了整个指甲，被工友送去医院。在医院里，她才意识到一个小镇的医院有那么多伤病的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是外地打工者，有的伤了半截手指，有的是整个的手，还有的伤了腿和头部。她开始将工友们的遭遇写下来。

“当时就连一些镇、区、大的公司与工厂都有自己的报纸和杂志，也都会设置文艺副刊版面，刊发一些与工厂有关的文字。很多杂志有一两个页码的诗歌。我觉得杂志上的诗歌很简单，自己也能写。”郑小琼偷偷写下一首诗，寄给了一家镇报，没多久就发表了。那之后便一发不可收，她总是趁着上班的间隙偷偷在手边的小纸片上写，回宿舍再整理出来。

在诗作《黄麻岭》里她这么描写自己的打工生活：“我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安顿在这个小镇上/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线一个小小的卡座……我把自己交给它，一个小小的村庄/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

打工杂志《创业者》12期刊物中有8期刊发了她的诗歌。到了2003年，《诗歌月刊》也两次用了她的诗，东莞的诗人们渐渐注意到有一个会写诗的女工叫郑小琼。

到了2004年左右，郑小琼也开始上网，与全国诗人的交流变得便利。通过诗歌网站和论坛，郑小琼当时写的《挣扎》《人行天桥》一度很受瞩目。很快东莞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女诗人，曾资助她出了两本诗集，承担了她去新疆参加“青春诗会”的费用。

2007年，郑小琼获得人民文学奖，在诗坛已经颇有名气。她被媒体视为打工者的代表，但她认为打工者真实的生活被遮蔽了，而自己的写作应该发掘出这种真实。郑小琼一度逃避媒体的关注，尤其害怕媒体到住所采访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郑小琼的工友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叫她“245号”，更别提了解她还会写诗。她觉得“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告诉我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郑小琼彻底失业了。她知道自己无法回到南充老家，却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里。下半年，她参加了广东省作协开展的一项农民工作家培训项目，培训结束后，她被作协留了下来，在《作品》杂志当起了编辑。

与郑小琼相似，张二棍多年来被媒体塑造为“底层诗人”，甚至被误传为矿工诗人。事实上他既没有在工厂打过工，也没有下过井。2000年，本名张常春的张二棍中专毕业，18岁就成为大同217地质勘探队的职工。

张二棍显老，看上去足有五十岁，其实他是标准的80后，因为工作的特殊性，长年在山沟沟里漫游，面貌也受到了风霜的洗礼。他工作的地方，手机几乎都连接不到信号，养成了与自己对话的习惯。大山里的村子渐渐搬走，漫游其间所见的不是废弃的寺庙，就是坍塌的民房，偶尔才会碰见一两个牧羊人。他开始学会用分行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感受。

张二棍写了一首短诗诗化这段往事，名为《听，羊群咀嚼的声音》：“没有比这更缓慢的时光了/它们青黄不接的一生/在山羊的唇齿间/第一次，有了咔咔的声音/草啊，那些尚在生长的草/听，你们一寸寸爬高/又一寸寸断裂。”

2013年前后，张二棍被单位派去援建非洲，在那些日子里，他需要克服极端天气带给自己的不适应感，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谈话的朋友，他目睹原住民生存状态的惨烈，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想把积压在心里的情感用诗歌排遣出来。慢慢地，张二棍在网络上小有名气，一些刊物开始向他约稿。2014年4月他被选为《诗歌周刊》首届“年度诗人”。2015年，张二棍参加了《诗刊》“青春诗会”，并出版诗集《旷野》。

在诗作《旷野》里，他将个人的命运与一只野兔联结，写道：“我甚至害怕，当它无助地回过头来/却发现，我也有一双/红红的，值得怜悯的眼睛/是啊。假如它脱口喊出我的小名/我愿意，是它在荒凉中出没的/相拥而泣的亲人。”

80后诗人肖水(上左)和春树(上右)、胡桑(中左)、杨庆祥(中右)、郑小琼(下)近照。（受访者供图/图）

“网络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了”

肖水8岁开始写诗，先是模仿课本上的旧体诗，然后开始写现代诗。高中时代，肖水的文科成绩不错，还在学校主办过一种油印的民间刊物，送给身边的老师和朋友。

1998年，肖水高考失利，进入山西大学学习法律，这离他对自己的期待颇有落差。刚上大二那天秋天，肖水接触到山西大学学生自己创办的民间刊物《我们》。比起很多粗糙的民间刊物，《我们》与众不同，是一本铅印的精致杂志，从封面设计、栏目编排和写作水平都十分亮眼。肖水至今觉得那代表着当时中国高校的最高水平。

与《我们》相遇后，肖水十分兴奋，他感觉自己被惊醒了。“有个哥们跑到我们寝室问我谁写诗比较好，我说我就写得好，他不信。当时打印很贵，一页纸要四五块钱，还很麻烦，第二天我拿了两首打印好的诗给他，几天后，一个老乡说让我去见新闻系的续小强（注：后曾任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续小强见了我就说自己刚被任命为山西大学文联主席，让我当副主席。我们并不熟悉，他仅仅从杨登峰（注：现为《工人日报》摄影部主任）那里看了我的那两首诗就做了这个决定。”

肖水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活动，是组织大家看电影《小武》，《小武》的导演、他们的“学长”贾樟柯到场做了映后分享。对于贾樟柯来说，山西大学是他离开家乡汾阳后的第一站，他曾在这里学习美术。后来，贾樟柯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因长片处女作《小武》在欧洲电影节大放异彩，是当时最受关注的青年导演。肖水已经不记得贾樟柯具体讲了什么，只记得自己当时深受触动。后来一伙朋友坐绿皮火车去南京买碟，在宿舍里用一台二手电视搞起了周六观影会。

山西大学文学院98级主办的杂志《我们》鼓舞了80后诗人肖水走上诗歌道路。（肖水供图/图）

《我们》杂志越做越好，就连数学系、计算机系的文学爱好者都参与进来。这份杂志三年里出了十期。一期《我们》杂志的运营费大约需要一千元，一次印刷四五百本，每次印刷出来，肖水就和同伴去各大高校食堂门口发售，一元一本，很快被一抢而空。发展到后来，只要肖水和朋友往那里一站，就有人递钱过来。加上每一期都可以拉来广告，学校周围的印刷店、培训班、小餐馆都很愿意在这本杂志上做做宣传，到最后算一算账，结余还可以让大家吃顿好饭。

“聚会的时候大家会叫上指导老师王春林——现在已经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了，我们一伙人就去喝酒，喝酒的时候会谈论彼此的作品，那时候的心态就是一定要写出让人服气的东西。我还记得有几次是冬天，我们一起吃火锅到半夜才回寝室，一边手舞足蹈，一边互相搀扶着。”肖水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写作能力被更多人认可。

新千年后，随着手机和网络的普及，各种主题的网络论坛大量出现，肖水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简直就像是为了网络而活的，每天都想写出东西贴到论坛上，然后收获回帖。“网络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了，60后、70后诗人可能靠民间刊物进入一个共同体，要认识其他写作者就要通过这些刊物，然后再串联。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在网络上‘串联’，很多人至今都没见过。”肖水说。

一首诗贴出来，最怕的是没有人看，哪怕是批评都是可贵的，肖水回忆，写的时间长了，在网上会有几个朋友向着自己，为了得到更公正的评价，他有时会故意换一个署名。

“那时候‘榕树下’有一个遴选机制，帖子不会直接发表出来，如果可以发表，作者会收到一个邮件，收到之后真的特别开心。甚至在2008、2009年之前，我们这伙人对《诗刊》都是‘嗤之以鼻’的。我还记得2005年我拿了第一届‘未名诗歌奖’后，主办方没经过我同意就把我的诗给了《诗刊》，我也没有欣喜的感觉。”肖水回忆。

在地质勘探队工作的张二棍常年生活在荒野中，他的许多诗作以此为主题。（张二棍供图/图）

“在别人的羡慕中承认失败”

2013年冬天，郑小琼与朋友胡桑在网上聊天，谈到80后这一代人和彼此的写作。彼时，两个人刚刚进入而立之年，面对生活的压力和创作上的焦虑，他们感到有些人的创作力有些下降，锐气在流失。两年后，郑小琼对诗人阿斐、唐不遇说：“我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这种挫折感来源于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没达到自己的预想。”

为此胡桑写了一首诗《与郑小琼聊天》来回应，诗里写道：“只有卑微的人们接纳了我们的眼泪/最大的勇气是，在别人的羡慕中承认失败/或者从自己的梦境之中走出来，和烈日中的黑暗相遇，和危险相遇。”

胡桑如今是同济大学的老师，对于自身的处境，他常有很深的“失败感”。胡桑2000年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学习，很快通过诗人王歪接触到西安的诗歌社团“五角星”，彼时年轻人聚在一起就是讨论诗歌、看先锋电影、在网吧写诗、聚会喝酒。“没有怎么考虑未来，大家都觉得明天一定会更好，我因为喜欢读书，就想在高校一直待下去。”胡桑回忆。“五角星”后来改名“解放”。其中的秦客是“80后”这一命名的主要推动人之一。同时，胡桑与陕西师大的任思飏、西安外院的张紧上房创立《破茧》。这份刊物融合了小说、诗歌、摇滚乐。

随着去上海读研读博，胡桑的诗歌渐渐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在2009年母亲罹患肠癌之后，父母没有积蓄，他又刚刚考上博士，只好找朋友到处借钱筹措手术费和医药费。在这种情况下，胡桑写下了组诗《惶然书》，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在地铁里公开读一本诗集，但只能秘密地写诗……”道出一个当代诗人的窘迫与无奈，他后来说：“很多朋友读后说不喜欢里面的痛苦感和悲剧感。但这正是我以为的诗歌的能力所在。”

落差感是慢慢形成的。胡桑最初到上海读研读博，是因为觉得高校的工作可以提供一份稳定的收入和读书教书的环境，但随着高校环境的变化，他不得不面对“非升即走”的状况。对比曾在西安一同写作的师友已经越发稳定，他内心多少有些不安，只能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学术研究上。

“结婚前，我还会和朋友拿着酒瓶子坐在路边喝酒，有了孩子之后基本上不可能了，有空就得回家抱孩子。何况，现在坐在路边喝酒也不太体面了。”胡桑感慨，“有了孩子，还要面临养家和‘鸡娃’的问题，我这些年比较频繁地参加各类文化活动，也是为了一点点微薄的收入。现在上幼儿园和小学都要面试了，要拷问孩子的家境和父母的学历，对我来说，尽管不能接受，也只能妥协。”

诗人们2014年在长安诗歌节(北京)合影。如今，许多80后诗人已经不再写诗。（春树供图/图）

“很多人不再写诗了”

在80后诗人里，杨庆祥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不但写诗，更是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对他来说，评论是面向公共的写作，而写诗则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式。如今，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杨庆祥需要处理很多日常的工作，只有间隙才可以用来写诗。

“大部分的诗人都在体制内工作了，一般是高校，也有国企，当年有很多写得不错的好诗人，后来渐渐消失了，诗友彼此之间再也联系不到。”接受南方周末采访也是杨庆祥利用工作间隙挤出的时间，之后他还要赶去办公室。

大学毕业后，肖水考上了复旦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并在2005年成为复旦诗社的社长。诗歌带给肖水的快乐让他没有选择与法律相关的工作，而是继续攻读博士，以诗歌作为学术研究方向。在毕业十周年的聚会上，他感到同学们谈论的东西已经离自己十分遥远了，但他不觉得后悔。

在复旦担任诗社社长的时候，肖水意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自己叫李少君（注：现任《诗刊》杂志社主编，时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移动要赞助一笔钱给复旦诗社，他们可以自己提议怎么做，需要多少钱可以自己来提。“我根本不认识他，但是他愿意给我们钱支持诗歌活动，这种官方机构和民间力量的合作，大大改变了我对期刊的看法。那之后，随着这种官方支持的活动增加，我和诗人朋友们的见面就主要在诗歌活动上了。”肖水说。

2019年11月底，复旦大学图书馆举办了“来自邻人的光——中国80后诗人手稿大展开幕式暨《大家》中国80后诗人专刊发布仪式”。当天，肖水作为复旦大学诗歌资料收藏中心主任上台致谢辞，这也是很多诗人第一次彼此见面，他们打招呼说的是：“什么，肖水也有40岁了吗？”

旧时光仿佛回来了，肖水兴奋起来：“一下子见到这么多诗人我很开心，他们当中很多人从来都没见过面，但对话一下子就回到了十几二十年前，大家把酒言欢，谈起往事。但是我们很少会去谈诗歌了，大家都陷入对往昔的追忆中。我们的锐气和朝气被时光消磨掉了，很多人不再写诗了，大家对社会的理解、人生际遇都不同，不太可能在一个场域里对话了。”

现场的热烈也打动了80后学者陈昶：“我们为了做这个活动拉了两个群，一个是学者群，一个是诗人群，诗人群十分热烈，我还以为他们彼此认识很多年了，到了现场才知道他们很多人都没见过。诗人徐钺喝多了，几个诗人一直在照顾他。很多诗人都老了胖了，走在路上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他们是诗人。杨庆祥说诗人其实是要保持青春状态的，要有一种‘瘦削’感，要不停地爱，不停地‘死’。当我看到这些知名不知名的诗人在这样一个场合惺惺相惜，我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群像。”

这次活动结束后，复旦诗藏中心收到了诗人们的手稿、书信、非正式出版物、照片、诗歌活动资料、实物等原始诗歌资料上千件，为诗歌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一手素材。肖水和陈昶一拍即合，在80后步入四十岁的当口，他们想做一本关于80后诗人的访谈录，以此作为一种文学和时代的纪念。

采访中，肖水几次提到诗人乌鸟鸟——他眼中同代最出色的诗人之一。从2003年开始，乌鸟鸟一直在佛山一家薄膜厂当流水线工人，他的诗大多是在流水线旁完成的。他在2014年失业，改行以卖猪肉为生，养家的压力让他几乎很少有机会再去触碰诗歌。纪录片《我的诗篇》曾拍摄乌鸟鸟拿着自己的诗在广州找工作，不是被人讥讽，就是说不需要会写诗的。

“很多人都因为诗歌改变了命运，但他没有。我总想帮他，却也能力有限。我很担心他的生活，前阵子猪肉价格大跌，我还问过他。他说他很好，不用担心。”肖水说。

2021年正好是郑小琼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第二十个年头，如今她已经是《作品》杂志的副总编。她告诉南方周末：“中国这二十年变化太大了。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一个二十年前工厂同事的微信群，二十年前，大家十几二十来岁，刚从乡村到城市，二十年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已经在城市里安家。”

郑小琼已经在广州生活了13年，疫情暴发前，她每个月至少有一周左右在工厂调研，了解工人的生活。她在朋友圈经常发自己的见闻，让更多人看见工人的现状。比起当年，现在的年轻工人更喜欢上网和直播，诗歌的土壤不复存在。郑小琼觉得这很正常，“时代的变化不会以我们的看法而改变，它总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大家选择变多了，有些东西便会落寞。”

张二棍后来一度成为山西省文学院的签约作家，在地矿局上班，远离了他所熟悉的旷野，只需要每天来到办公室，泡茶后坐定，翻翻手边的闲书，对着电脑一坐一天。“我现在的生活没什么可说的，就是坐办公室写东西，也无需完成什么任务。”张二棍对南方周末说。

访谈录的进度延缓至2021年5月，当南方周末在复旦诗藏中心见到肖水和陈昶的时候，名为《为了漫长的告别与相遇：80后诗人访谈录》的新书终于准备面世。陈昶在序言中写道：“越来越不再有人发自内心地爱诗歌了。很难想象一个不再有人读诗、不再有人写诗、不再有人谈论诗歌的时代……”

当下写诗的意义是什么？或许，“为了漫长的告别与相遇”就是他们试图给出的答案。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余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