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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麦家:我愿意拿今天的一切去换一个快乐童年

2021-07-10

麦家与《人生海海》。摄影/本刊记者 王刚

对话麦家:我愿意拿今天的一切去换一个快乐童年

本刊记者/李静

“现在我也是个孤独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童年对你这一生以及你的写作影响很大,你说过很多次,小的时候非常孤独,喜欢写日记,现在你还孤独吗?

麦家:孤独。我觉得孤独对我来说,好像是我内心的一个记号一样,现在我也是个孤独的人。别看我好像经常在人堆里面,包括此时,我想你跟我在一起你不会放松,为什么你不放松?是因为我不放松。

我害怕见生人,我觉得这种性格肯定是跟我的童年有关系,就一直处于那种比较紧张、拘谨的状态,算是童年的一种后遗症,我为什么写日记,也是因为孤独。人在年少的时候是特别渴望沟通的,孩子们都是这样,不仅仅是我,也不仅仅是我们那一代人,今天的孩子依然有强烈的表达欲。当这些欲望被阻断,没人跟我交流,也没有表达的地方,我肯定会自己去找,就像一棵树一样的,没有地方生长,它从石头缝里也要钻出来。我觉得日记就是一种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交流渠道,自我交流。

中国新闻周刊:童年那一段经历很痛苦,但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你?

麦家:就是因为童年的原因,我对人生没有享受的感觉,我一直在忍受。甚至跟外界的关系通道建立不起来,人始终是一种困守状态,为自己所困,也是为外人所困,这种情况下的人并不爱自己,不会爱自己谈何去爱别人呢,是不是?

但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些受困的感觉是好事,因为你是一只困兽,你内心的感受和别人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病态的,越病态的东西越艺术。就是看这个世界,看他人,看世界万象,有不同的视角。视角不同,形态不一样,表达出来这才是艺术。因为家庭因为童年的原因,确实我是不幸的,但这种不幸其实也是有幸,让我成为一个作家,我特别容易亲近文字,12岁就开始写日记,一写就写了一辈子,我最后不得不像戒烟一样戒掉它。

中国新闻周刊:写日记又不是不良嗜好,为什么要戒?

麦家:因为日记在我生命当中是一个很特殊的符号,一方面它帮助了我,帮助我解决年少的孤独,但同时,写日记本身又暗示我那个病态的自己,因为那是我在病态的时候找到的一种病态的方式拯救自己。所以从我内心来说,我从来不认为我写日记是一件健康的事情,虽然它帮助我健康,但它本身并不健康,所以我一直想把它戒掉。直到1997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我都已经三十好几了,看着新生命我才戒掉了写日记的习惯。当然现在也会写一点日记,但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一个人有时候是有宿命的,童年的心酸、孤独,给我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但它确实帮助了我成为一个作家。

中国新闻周刊:你这么不快乐,那这些年生活中什么事能让你快乐?

麦家:总的来说没有事让我快乐,快乐在我身上、在我心里很容易被打击,转瞬即逝。我所谓的乐点特别高,但是那种烦恼苦恼的点特别低,似乎苦恼是一直存在着的。你别看我在外面还是文质彬彬的样子,其实内心一直在自己忍受,只不过尽量不表达,不表现。

麦家的部分作品:《解密》 《风声》 《暗算》。

“写作说到底是在自我表达”

中国新闻周刊:你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是在1991年,那时候整个80年代的文学热潮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大潮,这个时候你开始写这个小说,而且坚持了11年,这11年当中肯定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继续?

麦家:按照正常的写作,一个人在这种喧嚣时代面前不可能坚持11年去写一个东西。我一直坚持,一方面,我在现实面前没有那么多选择,写作是童年带给我的一种身体记忆,别无选择,它就是我打发闲暇、安放自己的一种方式,它已经长在我身体里。另外,我写作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名利心,它就是一种生理需要。如果是带着名利心写作,我想一个人不可能经受这么长时间的打击,一转眼整个青春都没有了。我的写作就像有些人喜欢打牌,有些人喜欢锻炼身体一样的,是我的一种生活需要。

还有一个原因,一个人一旦要走向创作,需要的不是一点点动力,需要有巨大的动力才能推动持续的写作。除了本身有这种欲望,我觉得还要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对这个世间的某一种人有切肤之痛或者是深切的爱。单单对一个人都不行,这种不会持续,只有对某一个整体有强烈的爱或者恨的时候,人才会去进行创作。比方说,为什么民国的时候有那么多作家爆发出了旺盛的创作力?因为他们对当时的中国、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祖国有深切的爱也有痛彻心扉的恨,所以有强烈的表达欲。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情报机构,遇到一群人,这一群人我至今都还是深深地崇敬他们,我爱他们,也对他们感到同情。由于我遇到了这群人,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想让别人知道他们身上那种高洁的品质以及他们卑微的、凄凉的现实。这是我真正走向创作、持续进行创作的非常具体的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你笔下的那些英雄结局都不太好,你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美满一点的结局?还是跟你自己的经历有关吗?

麦家:跟我的人生观有关系。一个人的结局,不管是生活当中的人,还是我们纸上塑造的人,终归是两个结局,要么喜要么悲。我说了我的乐点特别高,我不能接受一个人最后用一种很欢喜的方式来结局,我觉得这不真实,这也不是属于我情感认同的一种结局。

其实我觉得没有绝对的悲和喜,我写作时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绝对地去看人、看世界,越辩证越真实,也越接近真理,我希望我的读者也是如此。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人认为让人高兴的作品比较浅,悲剧或者说黑暗一点的作品更深刻,你也是这种观点吗?

麦家:我不接受这个观点,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作家来说,我觉得要找符合自己人生观的调子,你让我去写喜剧或者说特别励志的,我可能写不出来,对我来说就是勉为其难了。但换一个人,让他去写悲剧,他可能也写不好。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写符合自己人生观或者世界观的作品,写作说到底是在自我表达,把自己的内在世界,对人生、对自己的真实认知表达出来就可以。

“写作是我的另外一个老婆”

中国新闻周刊:有些读者觉得你笔下的人物还有故事有雷同感,比如容金珍、黄依依、李宁玉……他们的天赋、遭遇都有相似的地方。

麦家:我要表达这样一个世界的时候,体量也很重要,不能只写一个人物,要完成一个世界,需要群像。就像一个高原,它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山峰,才能组成一个高地。比如《暗算》,基本算是《解密》的姊妹篇,《风声》也在这个体系里面,这些人物无论是从事的职业,还是他们的世界观,都有相似之处。这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难免的,甚至是我在追求的,我需要复制这样的人物,然后形成一定的体量和规模之后引人重视。

但是作家也不是圣人,有一天当这种复制变得越来越简单的时候,作家一定要警觉。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后来要告别自己,整整3年没有写,然后又花了5年去写《人生海海》。

中国新闻周刊:你自己对《刀尖》和《风语》也不太满意是吗?

麦家:是的。其实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可能每一部作品都是好的,好作品有时候是需要烂作品堆出来。一个人不可能始终在波峰,他肯定有波峰、波谷,我觉得《刀尖》和《风语》就是我波谷的作品,但是没有这几个作品可能就没有下一个波峰。

一方面我有点遗憾,另外一方面我也能接受。我一直觉得写作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不想过早地停止写作,从功利的角度上我完全可以不再写作,因为我现在的作品不停地在被改编。虽然我不满意《刀尖》,但在市场上版权也一直在卖,电视剧已经拍过三版了。

我就算不写,我以前的作品依然以各种方式在活着,还在继续给我赚名利。但是我需要写作,写作让我安静、让我忘掉外面世界的那种感受,我甚至一天都不能缺那种感受。

每天就像一种仪式一样,有时候我坐在那几个小时,其实写不出多少话来,但我需要这个时间,需要这种方式和自己相处,所以我希望自己不要被名利牵着,丢掉自己。我要留在写字桌上,留在电脑前,因为那可能是我生命本身最需要的。听起来好像有点假,但这是事实,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过日子的需要,它是我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你今天的这一切,某种程度都是童年的经历造就的,如果让你拿现在的所有成绩和名利去换一个简单快乐的童年,你愿意换吗?

麦家:我愿意。人活着最终目的是为了快乐,让自己很轻松地过完自己的一生,而不是压抑的沉闷的。如果名利能带来快乐,那么这个名利是有价值的,如果是剥夺了快乐换来这个名利,能有什么意思?

我对快乐的人生特别渴求,因为我基本上处于一种对快乐饥饿的状态。所以我可以很果断地告诉你,我要个快乐的童年,不要现在所谓的名和利,因为这些东西它并没有让我治愈好童年的创伤。我现在的很多写作,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发表,因为它们记录的还是内心的那些伤痕,并不是直面名利的选择。

就像我刚才说的,写作对我来说就是过日子,也可以说写作是我的另外一个老婆。我想我这辈子只要我的脑袋还能用,我肯定会一直写作。不一定是写要出版的作品,但是肯定在写,也许是写日记,也许是记一点笔记,因为它是我的生活的拐杖,我离不开它。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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