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

一、引言

有翼神兽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是一种使用材料很广、流行时间很长的艺术主题。这一主题包括若干不同种类（如带翼的狮、虎、鹿、羊等），其中尤以天禄、辟邪最引人注目。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它主要流行于东汉以来，并以南朝陵墓的神道石刻最引人注目（形体巨大，雕刻精美）（这类主题也见于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物，如六朝时期的青瓷水注和虎子），因此其讨论多围绕于南朝的神道石刻。如三十年代出版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央古物委员会，1935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部报告中，学者曾对天禄、辟邪做专门探讨，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关于天禄、辟邪的起源，他们有两种观点：一种比较大胆，见于滕固〈六朝陵墓石迹述略〉（第71－90页）；一种比较谨慎，见于朱希祖〈天禄辟邪考〉（第183－199页）。滕固的看法是，这类主题于六朝时期虽已“十足的中国化”，但出现当更早（不但可以追溯到汉代，而且可以提早到战国）（其“早至战国说”是据徐中舒对林氏壶的考证。参看徐氏：《古代狩猎图象考》。但徐氏此文只说该器“上镌鸟兽奔腾与人持戈矛剑盾追逐刺击之形”，并没有说该器有表现翼兽的花纹。当时，滕氏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证据），渊源是古代亚述地区的艺术，类似主题也见于塞种和大夏，以及希腊和印度的艺术，西人或称winged chimera（西人所说chimera有宽狭二义，狭义是指希腊神话中特有的一种神兽，宽义则指任何想象的和用不同动物拼凑而成的神兽。滕固说，西人尝称六朝陵墓上的有真神善为 winged chimera，但他在意大利曾亲见其物，“前身是狮子，背脊的中部昂起一头山羊，其尾为一长蛇，乘势折回而咬住山羊之角。审其体制，似和六朝实物无干，西伦云云，乃亦暂定之称谓”。案：滕固所说雕刻是供罗伦萨考古博物馆的藏品，此器与中国的天禄、辟邪确实相差甚远，但西人以此为名，多取宽义，即其表示混合动物的含义，所谓winged chimera，只是泛指“有翼神兽”）。这是受西方学者影响（滕固所据是法国学者格罗塞的说法）。而朱希祖的看法则颇有保留。他引中国古书中的“如虎添翼”说，引《山海经》中讲带翼神怪的话，以为这类形象在中国非常古老，它们究竟“是吾国固有之遗风，抑外国传来之新范”，很难肯定。尽管“外来说”在当时的学术界还是一种“海外奇谈”，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国人接受（姚迁、古兵，管玉春，杨泓），但笔者认为，这却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想法。特别是七十年代，在白狄国家中山王墓的出土物中，人们再次见到这种神兽，它们是与不少带草原风格的器物共出，这一想法被再度激活。有些学者认为，我们应放开眼界，对习惯的想法做重新思考（李学勤）。

现在因为整个讨论还不够深入和系统，国内学者对境外的材料很不熟悉，国外学者对境内的材料也了解不够，无论哪一种想法，片言孤证，都难以定论，故本文汇集有关材料，试就这一想法进行探讨，希望对问题的研究能有所推进。

二、出土发现的有翼神兽

有翼神兽在出土发现中材料很多，笔者眼界有限，难以搜罗齐全，下面仅就目前所知，以时（春秋到东汉）为经，以地（出土地和国别）为纬，把其中年代较早也比较典型的例子列举如下（汉以后的材料暂不讨论）：

（一）春秋时期

主要有两个例子，都是属于青铜饰件：

1、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国大墓出土的立鹤方壶（图一）（案：此条是承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杜德兰（Alain Thote）教授提示）。原出为一对，一藏故宫博物院，一藏河南省博物馆。它们除有两兽耳，器腹四隅的下方还各饰爬兽。后者与一般方壶上的爬兽相似，但不同点是背树双翼，翼尖朝后。其造型比较简率，缺乏细部描写，它们究竟是偶然的艺术变形，还是外来的艺术主题，尚须进一步证明，但对问题的讨论还是不容忽视。从墓葬年代考虑，其制作时间约在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前后）。

2、日本泉屋博古馆藏青铜器饰（图二：1－3）。相传是1930年河南新乡附近的古墓出土，包括装配在一圈状物上的兽形饰四件，及散置的鸟形饰和兽形饰各两件。前者类似东周流行的兽纽器盖，后者类似东周流行的铺首衔环，因此梅原末治推测它们是一件硕大圆壶（从复原图推测，高度约70－80厘米）的器饰，并画了复原图（图三）。其所谓器盖上的兽形饰是作侧首蹲伏状。它们既有狮虎类的兽首，张口露齿，兽口两侧有翼，又在头上立一小鸟，口衔兽首的肉冠（瘤状突起），双翼平举；既有狮虎类的兽身，又背树双翼，略呈S形，翼尖朝后，作垂鳞状叠羽（两排）（中国古代翼兽的羽毛有两排和一排之分，这种特点一直延续到汉魏时期）；四足也作鸟爪：前足是钩爪，后足是尖爪，腿后有距（类似鸟爪后面的突出物）。其纹饰，兽身为云纹，兽口为S纹，口侧的翼为简化羽纹（作篦齿状），铜圈为绳索纹。而所谓器腹上的神物，二兽有狮虎类的头和鸟类的双翼，二鸟（头上有隆起的肉冠）有相同的云纹在身，相同的羽纹（作篦齿状）在翼，衔环则饰重环纹，显然是前一种饰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同样是翼兽和神鸟的组合。其纹饰与侯马陶范中的纹饰相似。从纹饰判断，年代似可定为春秋晚期。战国时期的狮首翼兽或即由此发展而来，鸟首（由鹰首变形）翼兽也与此或有关联，因此它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件。

图一 有翼神兽装饰的立鹤方壶

（铜，新郑李家楼郑墓出土）

图二 泉屋博古馆藏青铜器饰：

1.四兽铜圈;2.兽形饰;3.鸟形饰

图三 泉屋博古馆藏青铜器饰

（梅原末治的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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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翼兽形提梁盉（铜）：

上：甘肃泾川出土;下：上海博物馆藏

（二）战国时期

（甲）铜器。

1、甘肃泾川出土的“翼兽形提梁盉”（图四：上）。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其特点是以兽首为器流，兽身为器身，兽足为器足，并饰双翼于器腹。兽首，从发表照片看，不太清楚（未见原物）。双翼，是以突起的阳线（上面的细纹是阴线）表现翅脊，细密的阴线表示羽毛（从下故宫藏器看，阳线的前端是一钩喙的鸟头），翼尖朝后，四足作鸟爪，腿后有距。此器年代，估计在战国早期；国别不详，但从下述器物看，应是三晋制造。

2、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藏“翼兽形提梁盉”（图四：下）。它们和上器的不同点是器流作鸟首，盖纽和提梁也不太一样，但明显属于同一类造型。故宫所藏（见于陈列），是1946年入藏，出土不详，其头部与上博所藏不尽相同，鸟嘴较尖，双目填金（疑是后做）。广博所藏，出土亦不详。上博所藏，原在伦敦戴迪野行（Deydier），据云是从山西太原金盛村盗出（出土来源是承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告）。由这一线索判断，我们怀疑，上述各器都是三晋制造。

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鸟首兽尊”（图五）（案：李夏廷先生已指出这是一件格里芬式的铜器）。这件器物与2相似，也是属于鸟首类。其双翼在身侧，用阴线表示，作平面装饰，翼尖朝后，呈S形；足作鸟爪，爪侧有距。年代，估计为战国早期；国别，应属三晋系统。其鸟首的装饰与浑源李峪村出土的铜器相近，身上的S形纹则见于下述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鸟形模”和“虎形模”（注意：此兽的双肩和双髋作涡纹装饰，与下文图四九巴泽雷克出土鞍鞯的图案有相似处，类似装饰也见于上2，下4等器，但多为浮雕）

图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鸟首兽尊"（铜）

4、湖北随县（今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编磬承托磬簴的有翼神兽（图六：1）。两件，皆作兽首长颈（长颈是为了承托磬簴）。其身口各有双翼，可与泉屋博古馆所藏相比，是类似特点；四足作鸟爪，后足腿后有距。年代为战国早期。值得注意的是，河南淅川徐家岭楚墓出土过一件镶嵌绿松石的神兽器座（图七）（案：这类器座（包括下文所说中山王墓出土的器座）在汉代有进一步发展，天禄、辟邪正是器座常用的造型），该器没有明显的翼，但从造型看，与曾侯乙墓所出颇为相似（特别是头、耳、口、舌）。（汉代墓前使用的成对石狮，无翼者和有翼者一样是作“天禄”、“辟邪”（详下）。这件器物与曾侯乙墓所出是类似情况。）曾、楚二国，互为姻娅，器物、文字本来就相近，二者都是战国早期的器物，共同点多，自在情理之中。它使我们联想，从今山西到河南、湖北，可能存在一条南北的传播渠道。又，曾侯乙墓还出土过一件“鹿角立鹤”鼓座（图六：2）（案：1991年江苏徐州后楼山西汉墓出土过一件玉枕，其四角神兽与此相似，但没有明显的翼），也是鸟兽复合的器物。

图六 曾侯乙墓的有翼神兽（铜）：

1.承托磬虡的有翼神兽; 2.鹿角立鹤

5、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有翼神兽。分三种：（1）错银双翼神兽（图八：1）。共四件，可能是镇物，其造型与泉屋博古馆的藏品相似，也有狮虎类张口露齿的兽首，背树双翼，翼尖朝后，羽毛作垂鳞状，足作鸟爪，前后足的掌外侧皆有距；（2）中山王方壶（图八：2）。其四隅爬兽背树双翼，与上立鹤方壶相似，但头向相反；（3）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图八：3）。所谓“四龙”也是背树双翼（头生双角，长颈有鳞，四足为鸟爪，腿后有踞）。中山是与三晋（特别是魏国和赵国）有关的白狄国家（类似十六国时期汉化的外族国家），出土物既有三晋特点，又有草原风格。如该墓出土的虎食鹿器座就有斯基泰风格，而该国遗址出土的虎形金饰也是草原地区所习见。

图七 楚神兽器座

（铜，河南淅川徐家岭楚墓出土）

图八 中山王墓的有翼神兽（铜）：

1.错银双翼神兽；2.中山王方壶上的爬兽;3.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

（乙）铜器陶范。

春秋战国时期，三晋境内多戎狄，北部（代地）并与草原地区邻近，所出器物或杂草原风格，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是其集中体现。如：

（Ⅰ）1959－1964年的发掘品。典型标本是：

Ⅱ号遗址出土的钟钮范（图九：1）。编号：ⅡT13：6，钟钮是由一对龙首翼兽组成。翼的表现极富写实感，三晋花纹多有之。

（Ⅱ）1992年的发掘品。典型标本是：

1、“鸟形模”（图九：2）。编号：T9H79：17，头部残缺，报告称“鸟形模”，大概是从其足作鸟爪来判断，其颈部花纹同下“虎形模”，翼的装饰也与下“虎形模”有翼者相似。未必就是鸟形模。

2、“兽擒蛇模”（图九：3）。编号：T9H79：18，头部亦残缺，但有翼，从身上的花纹看，似是豹类。

3、“虎形模”（图九：4）。编号：T9H79：19，两件，皆为半模：一件有翼，作垂鳞状叠羽；一件无羽。足为鸟爪，腿后有距。其虎纹作阴线S纹，是三晋铜器的特点。

图九 侯马铸铜遗址陶范上的有翼神兽：

1.钟钮范上的对兽;2.鸟形模；3，兽擒蛇模;4.虎形模

（丙）铜器纹饰。

1、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壶上的麒麟纹（图一○：左）（孙机）。麒麟在汉代图像中极为常见（图一○：右），形象多作带翼鹿，头戴一角，角端有肉（前端起节，如肉瘤状）。孙机先生指出，李峪村出土铜壶上的花纹与之相似，应是较早的实例。此器也是出自三晋系统。

图一〇 麒麟纹

左：浑源李峪村铜壶上的麒麟纹（孙机《几种汉代的图案纹饰》插图）;右：汉代的麟麟纹（同上）

图一一 三晋的鸟首翼兽纹：

上：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上的花纹；

下：河南辉县琉璃阁M57出土铜鉴上的花纹

图一二 巴蜀兵器上的有翼神兽：

1.巴蜀铜矛上的带翼虎；

2.广元市文物管理所藏铜戈上的花纹

2、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上的兽面纹（图一一：上）（郭宝钧）。是由变形的鸟首翼兽组成。这类花纹在三晋铜器中极为常见，往往正视可见其耳，侧视可见其冠，而且有如同鹰翼的鸟羽和类似泉屋博古馆藏器的简化羽纹。

3、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魏墓M57出土铜鉴上的动物纹（图一一：下）。分上下两层，上层是鸟首翼兽和蛇，下层是马、鹿。其鸟首翼兽，皆长颈带冠，翼或上举，或下垂（李夏廷）。

4、巴蜀兵器上的纹饰（图一二：1）。巴蜀流行虎纹，虎纹多作带翼虎，用以装饰兵器（其剑、矛上的纹饰比较明显。戈上的纹饰分两种：横置式，身首被阑隔断，看不清是否有翼；竖置式，在阑左，可以看出是背上有翼）。这种纹饰虽有当地特点，但与其南的滇文化和其北的草原地区可能有渊源关系。如：（1）四川广元市文物管理所藏铜戈（60年代在昭化宝轮院收集），器形属巴蜀式，但纹饰是鄂尔多斯式，上面不但有虎噬羊（或鹿）的场面，还有一兽很像是狮虎类的有翼神兽（图一二：2）；（2）四川南部的石棺墓和云南滇文化的墓葬经常出土所谓“三叉格式铜剑”，这种铜剑也流行于内蒙、宁夏一带；（3）翼虎也见于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的银带扣（详下）。这三点都暗示出，从内蒙西部到云贵高原一直有一条南北的传播渠道。

（三）秦代

陕西西安北郊秦墓出土的翼兽器座（图一三）。现藏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其特点是，兽首与猫科不类，而更像是骆驼或马，有尖耳和长尾，背树双翼是分铸而配装。

图一三 秦代的翼兽器座

（铜，陕西西安北郊秦墓出土）

图一四 西汉早期的“兽形饰”

（铜，江苏徐州汉宛朐侯刘埶墓出土）

（四）西汉

（甲）铜器。

1、江苏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出土的“兽形饰”（图一四）。其造型与上述秦代的翼兽相似，也是作驼、马类形象，但头上有向后弯曲的双角（作羊角式），并且双翼朝后。同出有类似动物形象的金带扣一组。其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55年，属西汉早期。战国翼兽有不少是背树双翼，这种特点在汉器中比较少见。汉代翼兽的特点是，它们的翼多作长条形或叶片形，翼尖朝后，贴于身侧，羽毛则有两排和一排之分。

2、江苏苏州虎丘农机厂出土的“辟邪形铜座”（管玉春）。原物未见，器形不详，器底有铭文“尚方作河平元年五月甲子造”。此器是公元前28年的作品，属西汉晚期。翼兽形器座在两汉时期非常流行。

3、日本泉屋博古馆藏鎏金镶嵌翼兽镇。两件：（1）“蝦蟆式”翼兽（图一五：上）。狮首，独角，状如蝦蟆，器底有男根，浑身镶嵌红宝石、绿松石、青金石和水晶，即采用所谓“青碧玫瑰式”装饰（孙机）。（2）雌雄双兽（图一五：下）。作上下二兽，上兽为独角，下兽无角，身上亦镶嵌绿松石。这两件器物，日本学者均断为西汉之物，但它们也有可能是东汉的器物。

（乙）陶器。

1、陕西西安龙首原西北医疗设备厂福利区92号西汉墓出土（图一六：上）和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博物馆收藏的翼兽器座（图一六：下）。两件基本相同，皆彩绘，大嘴尖耳，双翼朝后，足三分，颈后有方形插孔。其头部造型也与驼、马有类似之处，并且双翼在侧。此器是西汉早期的器物。

2、陕西西安十里铺西汉墓出土的翼兽器座（图一七）（王九刚、孙敬毅）。亦彩绘，颈后也有方形插孔，但不同点是作昂首挺胸的带翼狮。昂首挺胸也是后来天禄、辟邪的特点。此器年代也在西汉早期。

图一五 泉屋博古馆藏鎏金镶嵌西汉翼兽镇（铜）：

上：“蝦蟆式”翼兽;下：雌雄双兽

图一六 西汉早期的翼兽器座（陶）：

上：陕西西安龙首原92号西汉墓出土；

下：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博物馆藏。

图一七 西汉早期的翼兽器座

（陶，陕西西安十里铺西汉墓出土）

（丙）玉器。

1、陕西咸阳汉渭陵（汉元帝陵）出土的带翼狮（图一八：上、下）。两件，现藏咸阳市博物馆，一件作昂首挺胸式，头上有双角，贴头顶向后弯；一件作低首匍匐状，头上也有双角，双角并合，角端向左右分开。其年代在西汉晚期（公元前33年之前）。前者与东汉神道石刻中的天禄、辟邪相似，已具备其特点；后者作“蝦蟆”式。同出有骑马羽人（注意：马是有翼的天马）、鹰、熊等玉器，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草原艺术的气息。（故宫博物院有两件汉代的玉天马（皆清宫旧藏），也有双翼。羽人是中国式的艺术主题（大洋洲商代墓葬已有玉羽人发现），但战国以来的神仙思想常与西王母的传说有关，羽人骑天马或羽人骑天禄辟邪，也不能排除是受外来影响。）

2、故宫博物院藏带翼狮（图一九）。清宫旧藏，与渭陵所出作“蝦蟆式”者大同小异，当是时间相近的作品（清宫旧藏还有几件玉辟邪，不知是西汉晚期还是东汉时期的器物）。

3、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藏带翼狮（图二○）。狮首似龙，亦昂首挺胸，头上有双角，背上有羽人为御，与上骑马羽人意匠同，可能也是时间相近的作品。

图一八 西汉晚期的带翼狮

（玉，陕西咸阳汉渭陵出土）：

上：昂首式;下：俯首式

图一九 西汉晚期的带翼狮

（玉，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〇 西汉的带翼狮

（玉，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藏）

4、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浮雕饰件上的带翼山羊（图二一：上）。作独角山羊。汉代艺术形象中的麒麟，多数是作带翼鹿，一角，角端有肉，这是中国风格的麒麟，但也有作这种形象，即与西亚风格更为接近。例如东汉以来的“五灵纹”，其中的“麒麟”，很多就是山羊式（孙机）。此器与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出土铜牌饰（图二一：下）上的动物酷为相似，不同点只是后者没有翼。前者是西汉遗址所出，后者是西汉墓葬所出，时代相近，但它们一出北方，一出南方，可以反映南北文化传播的广泛。

（丁）金银器。

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的银带扣（图二二：上）。主题是翼虎。其形式与朝鲜乐浪遗址出土的虎纹带扣相似（图二二：下），但后者没有明显的翼。我国早期带扣有些是草原地区的制品，也有些是模仿这类风格的汉地制品。二者的关系值得探讨（这件带扣的来源，学者有不同看法：（1）发掘者认为是从希腊传入，纹饰与“亚述式”翼兽相似；（2）张增棋先生认为是斯基泰在云南的移民所造；（3）王仁湘先生认为是本土制造；（4）孙机先生也认为是本土制造；（5）童恩正先生认为是印度传入。案：诸说似以本土说较为合理。）。在出土发现中，类似出土物很多，主题往往是龙，但石寨山所出和平壤所出却是虎纹。这样的虎纹，按当时理解，似可归入四灵系统的中国纹饰，但加翼却是受外来影响。现已出土的金银带扣，此种类型多见于汉地和与汉地邻近的地区（东见于朝鲜、日本，西见于新疆，南见于云南和广东），当然不能认为都是外来物，但它们的审美趣味还是受到外来影响。

图二一 西汉的带翼山羊：

上：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的玉器；

下：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出土的铜牌饰

图二二 西汉的翼虎纹带扣（银）：

上：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

下：朝鲜平壤乐浪遗址出土

（五）东汉。

东汉时期，上述翼兽中的带翼狮开始定型，形成固定形象的天禄、辟邪（下文按惯例，称成对者为“天禄”、“辟邪”，单出者为“辟邪”）。因为发现太多，这里只能择要做简短介绍。

（甲）铜器。

1、美国赛克勒美术馆藏辟邪式器物。共三件：（1）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藏品（F1961．3），背部开口，长36．6、宽13．7、高19．3厘米，双角存；（2）赛克勒基金会借存（MLS1779，图二三），器形与上器相似，但尺寸略小：长24．2、宽11．6、高13．3厘米，双角失；（3）赛克勒基金会借存（MLS1778），器形与上面两器相似，但头部不同，背部有方、圆插孔（筒状）各一，尺寸界于上述二器：长25．6、宽15．3、高16．5厘米，双角存。此类辟邪的一个特点是往往足掌上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