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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

2021-07-07

一、引言

有翼神兽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是一种使用材料很广、流行时间很长的艺术主题。这一主题包括若干不同种类(如带翼的狮、虎、鹿、羊等),其中尤以天禄、辟邪最引人注目。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它主要流行于东汉以来,并以南朝陵墓的神道石刻最引人注目(形体巨大,雕刻精美)(这类主题也见于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物,如六朝时期的青瓷水注和虎子),因此其讨论多围绕于南朝的神道石刻。如三十年代出版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央古物委员会,1935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部报告中,学者曾对天禄、辟邪做专门探讨,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关于天禄、辟邪的起源,他们有两种观点:一种比较大胆,见于滕固〈六朝陵墓石迹述略〉(第71-90页);一种比较谨慎,见于朱希祖〈天禄辟邪考〉(第183-199页)。滕固的看法是,这类主题于六朝时期虽已“十足的中国化”,但出现当更早(不但可以追溯到汉代,而且可以提早到战国)(其“早至战国说”是据徐中舒对林氏壶的考证。参看徐氏:《古代狩猎图象考》。但徐氏此文只说该器“上镌鸟兽奔腾与人持戈矛剑盾追逐刺击之形”,并没有说该器有表现翼兽的花纹。当时,滕氏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证据),渊源是古代亚述地区的艺术,类似主题也见于塞种和大夏,以及希腊和印度的艺术,西人或称winged chimera(西人所说chimera有宽狭二义,狭义是指希腊神话中特有的一种神兽,宽义则指任何想象的和用不同动物拼凑而成的神兽。滕固说,西人尝称六朝陵墓上的有真神善为 winged chimera,但他在意大利曾亲见其物,“前身是狮子,背脊的中部昂起一头山羊,其尾为一长蛇,乘势折回而咬住山羊之角。审其体制,似和六朝实物无干,西伦云云,乃亦暂定之称谓”。案:滕固所说雕刻是供罗伦萨考古博物馆的藏品,此器与中国的天禄、辟邪确实相差甚远,但西人以此为名,多取宽义,即其表示混合动物的含义,所谓winged chimera,只是泛指“有翼神兽”)。这是受西方学者影响(滕固所据是法国学者格罗塞的说法)。而朱希祖的看法则颇有保留。他引中国古书中的“如虎添翼”说,引《山海经》中讲带翼神怪的话,以为这类形象在中国非常古老,它们究竟“是吾国固有之遗风,抑外国传来之新范”,很难肯定。尽管“外来说”在当时的学术界还是一种“海外奇谈”,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国人接受(姚迁、古兵,管玉春,杨泓),但笔者认为,这却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想法。特别是七十年代,在白狄国家中山王墓的出土物中,人们再次见到这种神兽,它们是与不少带草原风格的器物共出,这一想法被再度激活。有些学者认为,我们应放开眼界,对习惯的想法做重新思考(李学勤)。

现在因为整个讨论还不够深入和系统,国内学者对境外的材料很不熟悉,国外学者对境内的材料也了解不够,无论哪一种想法,片言孤证,都难以定论,故本文汇集有关材料,试就这一想法进行探讨,希望对问题的研究能有所推进。

二、出土发现的有翼神兽

有翼神兽在出土发现中材料很多,笔者眼界有限,难以搜罗齐全,下面仅就目前所知,以时(春秋到东汉)为经,以地(出土地和国别)为纬,把其中年代较早也比较典型的例子列举如下(汉以后的材料暂不讨论):

(一)春秋时期

主要有两个例子,都是属于青铜饰件:

1、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国大墓出土的立鹤方壶(图一)(案:此条是承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杜德兰(Alain Thote)教授提示)。原出为一对,一藏故宫博物院,一藏河南省博物馆。它们除有两兽耳,器腹四隅的下方还各饰爬兽。后者与一般方壶上的爬兽相似,但不同点是背树双翼,翼尖朝后。其造型比较简率,缺乏细部描写,它们究竟是偶然的艺术变形,还是外来的艺术主题,尚须进一步证明,但对问题的讨论还是不容忽视。从墓葬年代考虑,其制作时间约在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前后)。

2、日本泉屋博古馆藏青铜器饰(图二:1-3)。相传是1930年河南新乡附近的古墓出土,包括装配在一圈状物上的兽形饰四件,及散置的鸟形饰和兽形饰各两件。前者类似东周流行的兽纽器盖,后者类似东周流行的铺首衔环,因此梅原末治推测它们是一件硕大圆壶(从复原图推测,高度约70-80厘米)的器饰,并画了复原图(图三)。其所谓器盖上的兽形饰是作侧首蹲伏状。它们既有狮虎类的兽首,张口露齿,兽口两侧有翼,又在头上立一小鸟,口衔兽首的肉冠(瘤状突起),双翼平举;既有狮虎类的兽身,又背树双翼,略呈S形,翼尖朝后,作垂鳞状叠羽(两排)(中国古代翼兽的羽毛有两排和一排之分,这种特点一直延续到汉魏时期);四足也作鸟爪:前足是钩爪,后足是尖爪,腿后有距(类似鸟爪后面的突出物)。其纹饰,兽身为云纹,兽口为S纹,口侧的翼为简化羽纹(作篦齿状),铜圈为绳索纹。而所谓器腹上的神物,二兽有狮虎类的头和鸟类的双翼,二鸟(头上有隆起的肉冠)有相同的云纹在身,相同的羽纹(作篦齿状)在翼,衔环则饰重环纹,显然是前一种饰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同样是翼兽和神鸟的组合。其纹饰与侯马陶范中的纹饰相似。从纹饰判断,年代似可定为春秋晚期。战国时期的狮首翼兽或即由此发展而来,鸟首(由鹰首变形)翼兽也与此或有关联,因此它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件。

图一 有翼神兽装饰的立鹤方壶

(铜,新郑李家楼郑墓出土)

图二 泉屋博古馆藏青铜器饰:

1.四兽铜圈;2.兽形饰;3.鸟形饰

图三 泉屋博古馆藏青铜器饰

(梅原末治的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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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翼兽形提梁盉(铜):

上:甘肃泾川出土;下:上海博物馆藏

(二)战国时期

(甲)铜器。

1、甘肃泾川出土的“翼兽形提梁盉”(图四:上)。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其特点是以兽首为器流,兽身为器身,兽足为器足,并饰双翼于器腹。兽首,从发表照片看,不太清楚(未见原物)。双翼,是以突起的阳线(上面的细纹是阴线)表现翅脊,细密的阴线表示羽毛(从下故宫藏器看,阳线的前端是一钩喙的鸟头),翼尖朝后,四足作鸟爪,腿后有距。此器年代,估计在战国早期;国别不详,但从下述器物看,应是三晋制造。

2、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藏“翼兽形提梁盉”(图四:下)。它们和上器的不同点是器流作鸟首,盖纽和提梁也不太一样,但明显属于同一类造型。故宫所藏(见于陈列),是1946年入藏,出土不详,其头部与上博所藏不尽相同,鸟嘴较尖,双目填金(疑是后做)。广博所藏,出土亦不详。上博所藏,原在伦敦戴迪野行(Deydier),据云是从山西太原金盛村盗出(出土来源是承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告)。由这一线索判断,我们怀疑,上述各器都是三晋制造。

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鸟首兽尊”(图五)(案:李夏廷先生已指出这是一件格里芬式的铜器)。这件器物与2相似,也是属于鸟首类。其双翼在身侧,用阴线表示,作平面装饰,翼尖朝后,呈S形;足作鸟爪,爪侧有距。年代,估计为战国早期;国别,应属三晋系统。其鸟首的装饰与浑源李峪村出土的铜器相近,身上的S形纹则见于下述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鸟形模”和“虎形模”(注意:此兽的双肩和双髋作涡纹装饰,与下文图四九巴泽雷克出土鞍鞯的图案有相似处,类似装饰也见于上2,下4等器,但多为浮雕)

图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鸟首兽尊"(铜)

4、湖北随县(今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编磬承托磬簴的有翼神兽(图六:1)。两件,皆作兽首长颈(长颈是为了承托磬簴)。其身口各有双翼,可与泉屋博古馆所藏相比,是类似特点;四足作鸟爪,后足腿后有距。年代为战国早期。值得注意的是,河南淅川徐家岭楚墓出土过一件镶嵌绿松石的神兽器座(图七)(案:这类器座(包括下文所说中山王墓出土的器座)在汉代有进一步发展,天禄、辟邪正是器座常用的造型),该器没有明显的翼,但从造型看,与曾侯乙墓所出颇为相似(特别是头、耳、口、舌)。(汉代墓前使用的成对石狮,无翼者和有翼者一样是作“天禄”、“辟邪”(详下)。这件器物与曾侯乙墓所出是类似情况。)曾、楚二国,互为姻娅,器物、文字本来就相近,二者都是战国早期的器物,共同点多,自在情理之中。它使我们联想,从今山西到河南、湖北,可能存在一条南北的传播渠道。又,曾侯乙墓还出土过一件“鹿角立鹤”鼓座(图六:2)(案:1991年江苏徐州后楼山西汉墓出土过一件玉枕,其四角神兽与此相似,但没有明显的翼),也是鸟兽复合的器物。

图六 曾侯乙墓的有翼神兽(铜):

1.承托磬虡的有翼神兽; 2.鹿角立鹤

5、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有翼神兽。分三种:(1)错银双翼神兽(图八:1)。共四件,可能是镇物,其造型与泉屋博古馆的藏品相似,也有狮虎类张口露齿的兽首,背树双翼,翼尖朝后,羽毛作垂鳞状,足作鸟爪,前后足的掌外侧皆有距;(2)中山王方壶(图八:2)。其四隅爬兽背树双翼,与上立鹤方壶相似,但头向相反;(3)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图八:3)。所谓“四龙”也是背树双翼(头生双角,长颈有鳞,四足为鸟爪,腿后有踞)。中山是与三晋(特别是魏国和赵国)有关的白狄国家(类似十六国时期汉化的外族国家),出土物既有三晋特点,又有草原风格。如该墓出土的虎食鹿器座就有斯基泰风格,而该国遗址出土的虎形金饰也是草原地区所习见。

图七 楚神兽器座

(铜,河南淅川徐家岭楚墓出土)

图八 中山王墓的有翼神兽(铜):

1.错银双翼神兽;2.中山王方壶上的爬兽;3.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

(乙)铜器陶范。

春秋战国时期,三晋境内多戎狄,北部(代地)并与草原地区邻近,所出器物或杂草原风格,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是其集中体现。如:

(Ⅰ)1959-1964年的发掘品。典型标本是:

Ⅱ号遗址出土的钟钮范(图九:1)。编号:ⅡT13:6,钟钮是由一对龙首翼兽组成。翼的表现极富写实感,三晋花纹多有之。

(Ⅱ)1992年的发掘品。典型标本是:

1、“鸟形模”(图九:2)。编号:T9H79:17,头部残缺,报告称“鸟形模”,大概是从其足作鸟爪来判断,其颈部花纹同下“虎形模”,翼的装饰也与下“虎形模”有翼者相似。未必就是鸟形模。

2、“兽擒蛇模”(图九:3)。编号:T9H79:18,头部亦残缺,但有翼,从身上的花纹看,似是豹类。

3、“虎形模”(图九:4)。编号:T9H79:19,两件,皆为半模:一件有翼,作垂鳞状叠羽;一件无羽。足为鸟爪,腿后有距。其虎纹作阴线S纹,是三晋铜器的特点。

图九 侯马铸铜遗址陶范上的有翼神兽:

1.钟钮范上的对兽;2.鸟形模;3,兽擒蛇模;4.虎形模

(丙)铜器纹饰。

1、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壶上的麒麟纹(图一○:左)(孙机)。麒麟在汉代图像中极为常见(图一○:右),形象多作带翼鹿,头戴一角,角端有肉(前端起节,如肉瘤状)。孙机先生指出,李峪村出土铜壶上的花纹与之相似,应是较早的实例。此器也是出自三晋系统。

图一〇 麒麟纹

左:浑源李峪村铜壶上的麒麟纹(孙机《几种汉代的图案纹饰》插图);右:汉代的麟麟纹(同上)

图一一 三晋的鸟首翼兽纹:

上: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上的花纹;

下:河南辉县琉璃阁M57出土铜鉴上的花纹

图一二 巴蜀兵器上的有翼神兽:

1.巴蜀铜矛上的带翼虎;

2.广元市文物管理所藏铜戈上的花纹

2、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上的兽面纹(图一一:上)(郭宝钧)。是由变形的鸟首翼兽组成。这类花纹在三晋铜器中极为常见,往往正视可见其耳,侧视可见其冠,而且有如同鹰翼的鸟羽和类似泉屋博古馆藏器的简化羽纹。

3、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魏墓M57出土铜鉴上的动物纹(图一一:下)。分上下两层,上层是鸟首翼兽和蛇,下层是马、鹿。其鸟首翼兽,皆长颈带冠,翼或上举,或下垂(李夏廷)。

4、巴蜀兵器上的纹饰(图一二:1)。巴蜀流行虎纹,虎纹多作带翼虎,用以装饰兵器(其剑、矛上的纹饰比较明显。戈上的纹饰分两种:横置式,身首被阑隔断,看不清是否有翼;竖置式,在阑左,可以看出是背上有翼)。这种纹饰虽有当地特点,但与其南的滇文化和其北的草原地区可能有渊源关系。如:(1)四川广元市文物管理所藏铜戈(60年代在昭化宝轮院收集),器形属巴蜀式,但纹饰是鄂尔多斯式,上面不但有虎噬羊(或鹿)的场面,还有一兽很像是狮虎类的有翼神兽(图一二:2);(2)四川南部的石棺墓和云南滇文化的墓葬经常出土所谓“三叉格式铜剑”,这种铜剑也流行于内蒙、宁夏一带;(3)翼虎也见于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的银带扣(详下)。这三点都暗示出,从内蒙西部到云贵高原一直有一条南北的传播渠道。

(三)秦代

陕西西安北郊秦墓出土的翼兽器座(图一三)。现藏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其特点是,兽首与猫科不类,而更像是骆驼或马,有尖耳和长尾,背树双翼是分铸而配装。

图一三 秦代的翼兽器座

(铜,陕西西安北郊秦墓出土)

图一四 西汉早期的“兽形饰”

(铜,江苏徐州汉宛朐侯刘埶墓出土)

(四)西汉

(甲)铜器。

1、江苏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出土的“兽形饰”(图一四)。其造型与上述秦代的翼兽相似,也是作驼、马类形象,但头上有向后弯曲的双角(作羊角式),并且双翼朝后。同出有类似动物形象的金带扣一组。其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55年,属西汉早期。战国翼兽有不少是背树双翼,这种特点在汉器中比较少见。汉代翼兽的特点是,它们的翼多作长条形或叶片形,翼尖朝后,贴于身侧,羽毛则有两排和一排之分。

2、江苏苏州虎丘农机厂出土的“辟邪形铜座”(管玉春)。原物未见,器形不详,器底有铭文“尚方作河平元年五月甲子造”。此器是公元前28年的作品,属西汉晚期。翼兽形器座在两汉时期非常流行。

3、日本泉屋博古馆藏鎏金镶嵌翼兽镇。两件:(1)“蝦蟆式”翼兽(图一五:上)。狮首,独角,状如蝦蟆,器底有男根,浑身镶嵌红宝石、绿松石、青金石和水晶,即采用所谓“青碧玫瑰式”装饰(孙机)。(2)雌雄双兽(图一五:下)。作上下二兽,上兽为独角,下兽无角,身上亦镶嵌绿松石。这两件器物,日本学者均断为西汉之物,但它们也有可能是东汉的器物。

(乙)陶器。

1、陕西西安龙首原西北医疗设备厂福利区92号西汉墓出土(图一六:上)和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博物馆收藏的翼兽器座(图一六:下)。两件基本相同,皆彩绘,大嘴尖耳,双翼朝后,足三分,颈后有方形插孔。其头部造型也与驼、马有类似之处,并且双翼在侧。此器是西汉早期的器物。

2、陕西西安十里铺西汉墓出土的翼兽器座(图一七)(王九刚、孙敬毅)。亦彩绘,颈后也有方形插孔,但不同点是作昂首挺胸的带翼狮。昂首挺胸也是后来天禄、辟邪的特点。此器年代也在西汉早期。

图一五 泉屋博古馆藏鎏金镶嵌西汉翼兽镇(铜):

上:“蝦蟆式”翼兽;下:雌雄双兽

图一六 西汉早期的翼兽器座(陶):

上:陕西西安龙首原92号西汉墓出土;

下: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博物馆藏。

图一七 西汉早期的翼兽器座

(陶,陕西西安十里铺西汉墓出土)

(丙)玉器。

1、陕西咸阳汉渭陵(汉元帝陵)出土的带翼狮(图一八:上、下)。两件,现藏咸阳市博物馆,一件作昂首挺胸式,头上有双角,贴头顶向后弯;一件作低首匍匐状,头上也有双角,双角并合,角端向左右分开。其年代在西汉晚期(公元前33年之前)。前者与东汉神道石刻中的天禄、辟邪相似,已具备其特点;后者作“蝦蟆”式。同出有骑马羽人(注意:马是有翼的天马)、鹰、熊等玉器,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草原艺术的气息。(故宫博物院有两件汉代的玉天马(皆清宫旧藏),也有双翼。羽人是中国式的艺术主题(大洋洲商代墓葬已有玉羽人发现),但战国以来的神仙思想常与西王母的传说有关,羽人骑天马或羽人骑天禄辟邪,也不能排除是受外来影响。)

2、故宫博物院藏带翼狮(图一九)。清宫旧藏,与渭陵所出作“蝦蟆式”者大同小异,当是时间相近的作品(清宫旧藏还有几件玉辟邪,不知是西汉晚期还是东汉时期的器物)。

3、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藏带翼狮(图二○)。狮首似龙,亦昂首挺胸,头上有双角,背上有羽人为御,与上骑马羽人意匠同,可能也是时间相近的作品。

图一八 西汉晚期的带翼狮

(玉,陕西咸阳汉渭陵出土):

上:昂首式;下:俯首式

图一九 西汉晚期的带翼狮

(玉,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〇 西汉的带翼狮

(玉,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藏)

4、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浮雕饰件上的带翼山羊(图二一:上)。作独角山羊。汉代艺术形象中的麒麟,多数是作带翼鹿,一角,角端有肉,这是中国风格的麒麟,但也有作这种形象,即与西亚风格更为接近。例如东汉以来的“五灵纹”,其中的“麒麟”,很多就是山羊式(孙机)。此器与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出土铜牌饰(图二一:下)上的动物酷为相似,不同点只是后者没有翼。前者是西汉遗址所出,后者是西汉墓葬所出,时代相近,但它们一出北方,一出南方,可以反映南北文化传播的广泛。

(丁)金银器。

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的银带扣(图二二:上)。主题是翼虎。其形式与朝鲜乐浪遗址出土的虎纹带扣相似(图二二:下),但后者没有明显的翼。我国早期带扣有些是草原地区的制品,也有些是模仿这类风格的汉地制品。二者的关系值得探讨(这件带扣的来源,学者有不同看法:(1)发掘者认为是从希腊传入,纹饰与“亚述式”翼兽相似;(2)张增棋先生认为是斯基泰在云南的移民所造;(3)王仁湘先生认为是本土制造;(4)孙机先生也认为是本土制造;(5)童恩正先生认为是印度传入。案:诸说似以本土说较为合理。)。在出土发现中,类似出土物很多,主题往往是龙,但石寨山所出和平壤所出却是虎纹。这样的虎纹,按当时理解,似可归入四灵系统的中国纹饰,但加翼却是受外来影响。现已出土的金银带扣,此种类型多见于汉地和与汉地邻近的地区(东见于朝鲜、日本,西见于新疆,南见于云南和广东),当然不能认为都是外来物,但它们的审美趣味还是受到外来影响。

图二一 西汉的带翼山羊:

上: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的玉器;

下: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出土的铜牌饰

图二二 西汉的翼虎纹带扣(银):

上: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

下:朝鲜平壤乐浪遗址出土

(五)东汉。

东汉时期,上述翼兽中的带翼狮开始定型,形成固定形象的天禄、辟邪(下文按惯例,称成对者为“天禄”、“辟邪”,单出者为“辟邪”)。因为发现太多,这里只能择要做简短介绍。

(甲)铜器。

1、美国赛克勒美术馆藏辟邪式器物。共三件:(1)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藏品(F1961.3),背部开口,长36.6、宽13.7、高19.3厘米,双角存;(2)赛克勒基金会借存(MLS1779,图二三),器形与上器相似,但尺寸略小:长24.2、宽11.6、高13.3厘米,双角失;(3)赛克勒基金会借存(MLS1778),器形与上面两器相似,但头部不同,背部有方、圆插孔(筒状)各一,尺寸界于上述二器:长25.6、宽15.3、高16.5厘米,双角存。此类辟邪的一个特点是往往足掌上翻。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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