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的黑岛故居
（故居门口的火车头纪念诗人的父亲 CFP/供图）
【行走南美】
杜欣欣/文
南美大陆西岸山脉延绵，其海岸线北部平直南部破碎，海岸虽长却缺乏良港。自哥伦比亚以南，厄瓜多尔和秘鲁各有一座海港，再向南就是中智利的瓦尔帕拉索了。
瓦城附近的几处海滩为圣地亚哥人的休闲之地，其中之一是黑岛（Isla Negra）。12月正是南半球的盛夏，但此刻海天阴郁，失去阳光的沙滩已被人遗忘。就在这样的一个下午，我来到黑岛，拜访聂鲁达的故居。
黑岛未脱渔村之貌，街边都是便宜的小店，道路未铺沥青。进入一条没有标识的小巷，看到一座石头房子，那就是聂鲁达故居。房前绿草茵茵，草地上放着一个老式的火车头，据说那是纪念诗人的父亲。
巴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出生在中智利的葡萄种植区，原名为纳夫塔利·雷耶斯（西班牙名字都很长，简化一下）。两个月时，生母病亡。对于聂鲁达，那个将他带到这个世界的女人只是一张黑白照片。父亲再婚后，举家迁至智利南方的特姆克（Tumuco）。相比故乡，新的定居地常年苦雨冷风。诗人的父亲在铁路上找到工作，童年的他常随父乘火车长途旅行。火车穿过雨幕，跨越大河，进入森林……那或许就是他《居住地球》的最初体验。大自然有隐秘的美，也有暴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家庭的缩影：关爱的继母，简单粗暴的父亲。诗人清楚地记得，11岁时将自己的第一首诗歌拿给父亲看，“父亲心不在焉地读着，心不在焉地还给我，说你从哪里抄来的？”
故居入口，贴了一张聂鲁达接受采访的照片。走进一个又一个的房间，窗外浪峰徐徐涌起。吊挂着的人头雕塑、各种舰船上的物品、鲨鱼牙齿、玻璃瓶中的舰船模型……我走在各种各样的收藏中。模样古怪的瓶子、古董鞋、妖气的面具……舰船总是很好看，比汽车火车都好看。据说拾贝是诗人的终身所好，贝类藏品之丰令我驻足。还有蝴蝶标本，那只珍贵的白凤尾蝶比手掌还大。原来他和纳博科夫类似，也是蝶痴啊，但我基本肯定蝴蝶并非诗人捕获。
13岁时，聂鲁达发表了第一首诗歌。出版《二十封情书和一首绝望的歌》时，他还未满20岁。凭着诗名，他23岁得到了首次外交任职。出发任职仰光前，一个朋友请求同行。诗人将一等舱位换成两个三等舱位，并让那朋友代领旅差费，但朋友赌博输光了钱。在那个时代，从智利到仰光要走几个月。旅行途中，他们数次因支付不起花费而必须举债。到职三年后，聂鲁达才还清那些债务。
在缅甸，因公然带当地女人上床，诗人遭到上层社会的排斥。也是在缅甸，一个当地女人将他带入性成熟期，而她那疯狂的占有欲又迫使诗人逃离，那段经历后来成为《居住地球》中的关键篇章《鳏夫之探戈》。在文化隔膜的东南亚，聂鲁达非常孤独。他一边与缅甸女人、泰米女人、欧亚混血女人做爱，一边不断地写信向两位智利女友求婚，而她们都是《二十封情书和一首绝望的歌》中的吟唱对象。从1924年出版以来，那本诗集成为恋爱中的年轻人的圣经。
后来诗人奉调科伦坡，到了那里他才发现，智利领事馆并不存在。他到斯里兰卡任职，一个泰米女人每天来居所清理秽物。她丰乳肥臀蜂腰，几乎再现了印度卡朱拉霍的雕像。聂鲁达说：”尽管她做着如此低贱的工作，但她长得那么美，那么可爱，不去勾引她都不行。“诗人把礼物放在小路上，她不理睬。一天，诗人抓住女人的手腕，看着她的眼睛。她一言不发，走进房间，裸身躺在卧榻上。聂鲁达说：“做爱时，她大眼圆睁，毫无反应，好像是一个男人和雕像在做爱。我活该受她鄙视。”在爪哇，诗人因孤独而娶了荷兰人的后裔玛鲁卡（Marijke Antonieta Hagenaar Vogelzang）。1934年在马德里，聂鲁达和玛鲁卡有了一个女儿。那是诗人唯一的孩子，不幸她先天残疾。
故居里，客厅和人像展示厅连成一体，圆形茶几犹如一只舵轮，壁炉上吊着大帆船。客厅一侧，石墙上搭出舰船似的甲板，拦着绳索，这里的物品大多与海有关。我站在窗前，太平洋一望无际。那垂自天棚的头像，伫立窗畔的人像似乎正要奔向大海。诗人说：“既然无法将大海收入居所，那就让居所嵌入大海吧。”
餐厅里，圆餐桌上摆满了杯碟。诗人在世时，他的朋友们可随意进出。他们中有来自远方的中国诗人艾青，后来的智利总统阿连德等。1970年的选举中，诗人将总统候选人的位置让出，而阿连德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选举执政的马列主义者。在酒吧间，聂鲁达将亡故诗友的名字刻在横梁上，其中之一是在西班牙内战中遇害的洛尔迦。西班牙爆发内战时，智利政府支持佛朗哥政权，聂鲁达支持共和党，外交官与他的政府站在了对立面。在内战中，他写下了第一首革命诗篇《我心中的西班牙》，他还设法帮助2000名西班牙共和党人逃离。也是在西班牙，聂鲁达结识了第二任妻子黛莉亚（Delia del Carril）。她出身于阿根廷贵族大牧场主，长居欧洲。黛莉亚不仅有很清晰的左翼认识，而且活跃于政治运动中。据信与之结合以及洛尔迦被害，对诗人从无政府主义者转为终身信仰共产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图书馆里陈设简洁，但却没有什么书籍。最突出的是一张木桌。那张桌面由几块木板拼接而成，好似木船的船底，上面亮着一盏貌似油灯的电灯。聂鲁达是读书狂，曾有过很多书。去世前，他将一部分图书赠与圣地亚哥大学。去世时，他的书籍散落在三个居所中，而那三个居所分别在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和黑岛。图书馆、酒吧和餐厅，贝类、面具和头像展示房间、写作室、两间起居室，似乎只有一间卧室？每个房间充满了收藏，在眼花缭乱的摆设中，提示房间功能的家具却容易被忽略。看起来诗人有恋物癖，三所故居都像博物馆。
大概1940年，诗人为写《坎托将军》寻找安静的居所，来到这狂野的海边。“这里，环绕着小岛，那是海。但海又是什么？海永远漫溢。它说是，然后说不，再说不，就不。在蓝色中说是。海喷洒着愤怒，说不，再说不。永无静止……”（海诵·聂鲁达）
这片峭壁上的土地原属于一个西班牙船长，他的船沉没后永远留在本地。买下后，聂鲁达即去墨西哥任职，直到1943年返回后才着手修建。当时这里只有一栋石头小屋，名为海鸥。看海边礁石如墨，聂鲁达将其改名为黑岛。那时在黑岛修房子可不容易，所有材料都要用牛车载运，淌过科尔瓦多河汊。诗人先加盖了石头城堡，然后“这房子一直在生长，犹如人，犹如树。”成长中的屋子不可避免地带来混乱和摩擦，而黛莉亚完全不善家务。在摩擦和混乱中，聂鲁达整理长诗《坎托将军》，酝酿着《马丘比丘之巅》。
走到户外，仔细观看松树环绕的院子。一组石木搭成的房屋一直延续下去，几近半圆形。人们说它像一艘舰船，开阔的船头为L形的平房，L拐角处夹着一座两层的石头堡垒。堡垒与另一间平房连接，那平房又与另一栋房屋以90度相接，之后是一座开有两个门洞的石门，石门上开出石槽，石槽上有一只似鱼非鱼的小石雕。那座石门再与另一组平房连接，那一串平房似乎是船尾的延伸。对照地图，我才明白这里一共有9栋房屋。
黑岛故居完工后，聂鲁达开始动笔写酝酿两年的《马丘比丘之巅》。 他追忆了骑骡寻觅印加文明的巅峰：“石砌的古老建筑物镶嵌在青翠的安第斯高峰之间，风雨侵蚀城堡数百年，激流自那里奔腾而下。白雾从威尔玛犹河中飘起……于是，在茂密纠结的灌木林莽中，我攀登着大地的梯级……”彼时，二战已经结束，随着世界开始新篇章，诗人的生活也进入了新的一章。他不仅加入了智利共产党，并作为该党的候选人，参选智利北部两省的议员。那两省是智利最贫困的地区，位于阿塔卡塔卡马沙漠，而诗人将当地人的困苦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古老的文明、底层的苦难、涉足政治都在其长诗中留下了印记，《马丘比丘之巅》中迸发的激情可与《二十首情诗与一首绝望的歌》任何一首媲美。
在以前的诗作中，海和盐都是正面的描述。在《马丘比丘之巅》中，聂鲁达用它们描述死亡。这展示了诗人已经走出《居住地球》中那忧伤懵懂的青春，其视野更加开阔。然而，其中的一句“一个在提琴之间等待着我的人”似乎又与全诗无关，读来费解。后来聂鲁达对其传记作家解释说：“那是指一场多情的经历。”传记作家则认为那是暗示诗人与玛蒂尔德·乌鲁蒂亚（MatildeUrrutia）初次相遇。他们邂逅于一场露天音乐会，音乐会后有了一次肉体关系。
智利右翼政党执政后，聂鲁达因公开抗议遭到通缉。他不得不离开黑岛，在智利境内躲藏。在智利共产党的安排下，朋友和崇拜者的帮助下，诗人躲藏了近一年，然后骑马翻越安第斯山前往阿根廷。后来，那些逃亡经历成就了诗集《坎托将军》中的逃犯篇，而那次冒险翻山的经历在诺奖答谢词中占据了相当多的篇幅。逃到墨西哥后，聂鲁达与玛蒂尔德再次相遇。这一次，玛蒂尔德成了他的秘密情人，流亡中的聂鲁达开始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
松涛阵阵，太平洋一望无际。白浪无情地拍打着礁石，海浪怒吼着直抵岸边。山坡上铺满了粉色花朵和绿色的灌木，花木中挺立着灰绿色的龙舌兰，草木的清凉混合着海盐的气味随风吹过。智利位于海洋和火山之间，似乎缺乏浪漫，然而大海是聂鲁达生活的隐喻，是诗的意象。在黑岛的峭壁上，他默默观海，海天一色。月亮游了回来，被染上银光。一次又一次，打破了黑暗。在海的阳台上，一阵浪潮展开翅膀，火诞生了，一切又像清晨那样的蔚蓝。在他的笔下，大海平凡而神圣，混乱又宁静，大海是女人，是救赎：“倚身薄暮，我把忧伤的网撒下你海洋般的眼睛。”在漫漫海波和漠漠黄沙交织成的网眼里，他们珍藏起无比深情的苦恋，失恋又如黎明的码头般地被抛弃……
故居的石门外辟出一方空地，那上面矗立着一座桅杆，桅杆上挂着的青铜铃铛随风摆动，响声清脆。桅杆旁，停着一只斑驳的红白色帆船。在聂鲁达的三所故居中，从房屋到风景都以黑岛最美。“在充满动荡的海洋，在黑岛的狂野海岸上，我投身于新诗歌的冒险之中”。诗人晚年最喜欢呆在这里，并写下很多诗篇，这些诗篇之一以《黑岛记忆》命名。在那本诗集中，他回忆了父亲、继母和生母，童年和初恋，缅甸岁月，从写情诗的诗人到类似先知的公众人物……黑岛不仅是他的地理视野或政治话语，还是他的诗体自传。
在中国的1950年代，聂鲁达是极少引进的外国作家之一。我年轻时就知道他，至今还记得这样的诗句：
我们甚至遗失了暮色。
没有人看见我们今晚手牵手
而蓝色的夜落在世上。（程步奎译）
聂鲁达最流行的诗充满的情爱、性爱、色情的暗示或明示，虽然那并不符合当时中国大陆的氛围，但他是死硬的斯大林主义者，政治正确压倒了一切。聂鲁达多次访问苏联，不仅获得斯大林和平奖，还是列宁和平奖的永久评委。斯大林去世后，他作文写诗歌颂，犹如死了父亲。他曾为被打成右派的诗人艾青发声，但对苏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等被压制、对苏联入侵捷克，他一直沉默。
1929年，因极力反对斯大林政权，苏联布尔什维克元老，十月革命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托洛斯基被迫流亡。1937年，托洛斯基夫妇流亡到墨西哥。斯大林一直想置托氏于死地，并将实施谋杀行动交给苏联内务部执行。在流亡中，托洛斯基躲过了数次谋杀，其中的一次是在墨西哥。那是1940年5月24日，墨西哥版画家，大卫·希格尔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组织并参与了行动。凶手发射300颗子弹，杀死了托洛斯基年幼的孙子，但托洛斯基夫妇幸免。行刺失败后，希格尔斯等人被捕。在苏联的压力下，行刺者只判了轻罪。1940年8月16日，聂鲁达到墨西哥任职。他到监狱看望希格尔斯，在未知会智利外交部门的情况下，他就向凶手发放了前往智利的签证。1940年8月20日，托洛斯基被冰斧所杀，凶手是苏联内务部的特务拉蒙·默卡德（Ramón Mercader）。
同样是流亡，聂鲁达不仅获得了欧洲共产党、毕加索等知名人士的鼎力相助，而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访问了很多国家。他的诗集不断被出版并翻译成多种文字，传播到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地区。在美丽的诗歌和光辉的和平事业中，诗人继续过着非同寻常的双重生活。他创造各种机会与玛蒂尔德相聚，在瑞士的尼翁，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乌拉圭……他们度过牧歌般的时光。后来，诗人与情人在意大利海岛的故事被拍成电影《邮差》，犹如他的诗歌，那部电影情节简单富有人情和自然之美。卡普里岛也是高尔基流放之地，然而与之共度的女人既是情人，又是苏俄政权的间谍。
流亡近四年后，诗人作为英雄回到祖国。彼时，他的秘密生活不仅要欺瞒妻子，还要欺瞒清教徒式的智利共产党。诗人必须为情人寻找住所，于是买下了查斯科纳（La Chascona），据说那大部分房款就来自斯大林和平奖。
之前，我访问了位于圣地亚哥的查斯科纳故居。房子所在的贝拉维斯塔（Bellavista）区位于马波乔河与圣克里斯托瓦尔山之间。听起来很棒，可惜圣地亚哥污染严重，几乎看不到山，河水因干旱已经断流，但贝拉维斯塔的波西米亚风情仍然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走过一幅又一幅壁画，走过拥挤噪杂，在一条街的顶端，查斯科纳安静地藏在绿色中。
这是一座蓝色间或黄色白色的房屋，经过小院，头一间是酒吧，继而饭厅、书房和卧室。沿着扶梯走上山坡，走进另一栋小房子，再向上走又是一栋。这故居依圣克里斯托瓦尔山而建，陡峭的山坡上曾长满了黑莓。最初仅建造起居室和一间卧室以供玛蒂尔德独自居住。1955年，诗人和黛莉亚分开，搬到此地后才逐渐添加了起居室和图书馆等。和黑岛故居类似，查斯科纳也是几经扩建，也是诗人不断修改设计的结果，其整体局促，布局杂乱。
查斯科纳故居的众多收藏品中，玛蒂尔德的画像最引人注意。画中的双头人顶着浓密狂乱的长发，画风颇似毕加索的后期作品。据说聂鲁达隐藏在那如海浪般翻卷的头发之中，暗示着他们之间的秘密关系。画像的作者是墨西哥壁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他与画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是夫妻。这对夫妻是托洛斯基的密友，托洛斯基不仅住在他们的房子里长达2年，而且与弗里达有情人关系。
玛蒂尔德年轻聂鲁达8岁，与诗人出生在同一地区。因出身贫苦，她年轻时离家来到圣地亚哥讨生活。与黛莉亚不同，她对政治或文学没有兴趣，相识者回忆她质朴，但未受过多少教育，据说诗人后来费了不少力气教她读书。然而玛蒂尔德激发了诗人创作激情，他为她写下《船长的诗》。那首诗写在流亡途中，巴塞尔，利沃夫，布拉格，从瑞士到意大利，诗人在飞机上写，在火车上写，在任何地方都写，有些就写于妻子黛莉亚的眼皮子底下。诗集在意大利初版时，封面的美杜莎象征着有着同样浓密头发的玛蒂尔德，但诗人担心暴露婚外情而不愿署名。
1954年的一天，友人们聚集在黑岛念诵新出版的诗集《葡萄与风》。念到一首爱情诗时，有人注意到黛莉亚泪流满面。她与聂鲁达交往时，他30岁，她50岁，两人共同生活已经20多年。当秘密再也无法掩盖时，两人去找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调解。聂鲁达辩解道：“当年我和黛莉亚在一起的时候，和玛鲁卡仍有婚姻关系……”虽是旧事重演，但玛鲁卡母女被抛弃后，生活困顿，命运凄惨。在纳粹统治的荷兰，聂鲁达的女儿在8岁时死去。对孩子的死讯，以及玛鲁卡逃离纳粹的请求，聂鲁达均未回应。后来玛鲁卡被关入纳粹过渡营，直到二战结束才免于灾祸。
1973年9月18日，身在黑岛的聂鲁达癌症恶化，救护车将他送往圣地亚哥的医院。彼时皮诺切特发动了流血的军事政变，阿连德在总统府身亡。诗人入院后，墨西哥驻智利大使前来看望，请他去墨西哥避难。诗人最初不愿意，当得知查斯科纳被洗劫才同意，但要求24日之后离开。1973年9月23日晚，聂鲁达去世。去世后，玛蒂尔德将诗人的遗体运回满目苍夷的查斯科纳。那天大雨如注，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带来鲜花，朗诵聂鲁达的诗篇。一群警察和军人冲进来，包围了吊唁的人群。讽刺的是，一个军官说他代表皮诺切特表示慰问，总统命令全国为智利的文学之光哀悼三天。在场的朋友立刻打断他：“看看你们毁灭的聂鲁达的家，我们要求尊敬和安宁。”
虽然诗人一再表示身后要葬在黑岛，但当时几无可能。最后另一个作家提供了为自己准备的墓穴，诗人被安葬在圣地亚哥总墓地。1992年，诗人的遗骸返回黑岛，与玛蒂尔德葬在一起。
我站在故居外的海岸上，看着一对人迎风走在沙滩上，沙滩外的山坡上放着一只巨大的铁锚。前方旗杆上，一串色彩各异的国旗如经幡般地飘荡着，那下面是由原石垒成的墓地。墓地上放了一块黑色大石，种了一丛紫白色的草花，黑石和鲜花之下刻着诗人和玛蒂尔德的名字。
“同伴，把我埋在黑岛上，在我知道的海面，埋在石头的皱纹之间，对着迷失我双眼的海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