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印：《红星照耀中国》，一棵大树结出的硕果

每一部经典作品出版都有丰富精彩的故事，《红星照耀中国》的再次畅销或可成为编辑经典作品的案例。

文 丨 脚印（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

寻找真正能成为经典的作品，

锲而不舍地发掘它的价值，

时间会成就它的厚重。

2000年的秋天，朋友王瑛来电话跟我聊一部书稿。她是《解放军文艺》的主编，圈内传颂的能干编辑之一。我说最近读到一本书《远东 朝鲜战争》，写得很好，很欣赏作者对恢弘历史的把握能力和驾驭历史与现实的沟通能力。她说，这部书是她先生写的，是她亲自做的编辑。这本书的影响力使我对她心生敬意。她还说王树增准备写一部全景式的非虚构《长征》，我心里为之一振。这种书正是我想做的，我很快见到王树增并表达我真诚的愿望。但是那时他还是武警文工团的团长，忙着排练节目，四处演出，评奖啥的，我只是知道他为写《长征》准备了很多年，提笔写作却没有时间。这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因为有《长征》选题的期待，我这期间读了一些有关长征的书籍，主要是想了解这段对当今中国人心灵和精神有着深刻影响的重要历史，在被人们千百万遍地书写后还能有什么新意。其中有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那时还不叫《红星照耀中国》）和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这两个杰出的美国记者以极大的勇气和激情，付出艰苦的努力，颇具冒险精神，成就了伟大的经典著作，在世界范围引起轰动。

我读的《西行漫记》是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董乐山译本，“红星照耀中国”这个书名是董先生翻译的，在当时出版此书，这个书名并没被启用，只是作为“原名”被注明在封面上。这本书翻译得太好了，语言优美，朴实，真诚，通达，难怪它甫一出版便在春暖花开时节风靡一时。

1979年版的《西行漫记》

然而，埃德加·斯诺在书里热切期待：“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我想，对呀，长征胜利七十年了，是应该有一部这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王树增会是那个人吗？期待的份量在我心中是如此之重！

2004年下半年王树增为写《长征》辞去武警文工团团长职务，潜心创作。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此时还没有出版过这类大题材大历史军事非虚构作品。书稿完成后，为争取在人文社出版，曾经历了许多周折，但在作者夫妇对人文社的充分信任下，书也算出得顺利。但我们完全忽略了一本长征这样宏大主题书的出版时点：2006年10月是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上一年上面已经布置各出版社出版相关图书，当年10月前，关于长征的书已出版了370多种。我们的《长征》也许是最后一本出版物。

那年国庆节前中宣部在军事博物馆搞了个长征出版物展览。红红的一片令人目眩，我们的书，小小的，简简单单的设计，毫不起眼地摆在角落里。再看那些大红色的、印制精美图书的印数，最多几千册，要不根本不写印数。只有我们的书版权页赫然写了50000册！并且已全部入库！我心底直冒凉气，记得那天天阴，我和一个同事坐在军博大门外台阶上，聊着心中的不安，半天起不了身。但作者夫妇和我们内心里相信，王树增这部耗时六年的《长征》是一部值得今天人们不断深读的书。《长征》是一部真正的好作品，而不是应景的读物。长征的读物何止眼前的三百多种？那是有成千上万，汗牛充栋！可读者记得哪一部呢？好的作品一定有更广阔的天地，更强的生命力。

王树增的《长征》

这年十月份，《长征》仅卖出几十本。但到了十一月，随着读者的好评鹊起，经过口口相传，这本书的销售情况大为好转，年底50000册书已销完。到第二年三四月，已销售了90000册！第二年《长征》获得了所有国家级图书奖（中国图书首届政府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到今天，《长征》出版已十五年，它依然是长征题材里最重要的经典作品，一直畅销不衰。

2009年是建国六十周年，我编辑出版了王树增的战争系列重要作品——《解放战争》。这部书体量大，130万字，上下卷，老厚老厚的，但它很受读者欢迎，销量很大，也在百万册以上，获得了所有国家级图书奖（中国图书政府奖提名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令人惊喜的是，我发现阅读《解放战争》的读者，很多人是读过《长征》的，如果他没有读过《长征》，读完《解放战争》，还会再去读《长征》，因而《长征》的销量在这一年也不少，题材品质接近的图书相互带动销售的作用十分显著。

这种由此及彼的带动阅读现象，让我又一次想起红色经典《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我想若是出版这本书，一定能带动《长征》销售。从此我便开始了解这本书的相关情况，当时得到的消息是版权比较复杂，此前已经多次换手。历史上，这本书从1938年被介绍到中国以来，至今已在不同出版机构出版过六十来个版本，到今天它早已被书海淹没，被大多数读者忘记或者忽视。而目前正在出版和销售此书的出版社并不看好它，因为它每年仅有几千的销量。我觉得这完全不可理解，这样的书怎么会卖不动？但是，因为我是人文社的当代文学编辑，在当时社内的板块分工之下，我不能插手做翻译作品，于是只能暂时把这个选题放下。

王树增的战争系列作品

2012年，我开始创办以我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脚印工作室，这是中国出版集团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开办的一个创新项目。按照项目责任制的设计，我在选题和图书运作方面有一定自主权。此时，我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又继续追寻《红星照耀中国》的版权。但是阴差阳错，此书的版权又被另一家出版社接手了，这一下让我又等了四年。

2015年脚印工作室出版了王树增《抗日战争》三部曲，这部更大规模的作品依然有良好的双效，发行了100多万册，《抗日战争》也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图书政府奖提名奖。其对王树增战争系列的带动作用，更是显而易见。

这一年我们还做了《长征》修订版。2016年是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从七十年到八十年这十年间《长征》都是我社的畅销加常销书，为推广《长征》（修订版），我下决心一定要努力拿到《红星照耀中国》的董译本版权。

人文社版《红星照耀中国》

2016年，《红星照耀中国》的版权又一次到期，我打听到前次签约的出版社并不打算续签。因为在过去几年，这本书销售依然不好，说是“很难卖”。我的朋友中，有个做过此书的编辑知道我想去谈这本书的翻译版权，也很郑重地劝我慎重。也许他们不太清楚我对这本书热切的渴望和坚定的信念：《红星照耀中国》是第一部写长征的经典，而王树增的《长征》是七十年后的经典，两部相隔七十年的经典辉映，一定有别样的效果。当然，我最初的预期并不很高，但我也并不甘心每年只销售几千册。我跟董乐山家属真诚地表达了我的愿望，尽管有别家出版社开出比我们更高的版权费，她还是将此书托付给我了。作家和出版社、编辑真诚的信赖、共同的信念是成就大作品的前提。想到这些，我心里不禁有些沉甸甸的。

《红星照耀中国》在人文社就这样起步了。

这本书既然在我手里出版，一定要出彩。这是我当时的决心。

首先是装帧设计要引人注目。

我请曾经设计过《长征》，并获了中国出版政府奖设计奖的刘静设计《红星照耀中国》，告诉他我的期望。他不久后拿出的设计果然令我万分惊喜，它完美地呈现了本书的气息：明亮，单纯，乐观。从这个装帧设计，我预感到我们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了。

我的工作团队有几位年轻的编辑刘健、梁康伟、王蔚，还有资深编辑杨新岚都显示了杰出的编校能力，他们做了大量细致的案头工作，使这部书编校和排版都堪称完美。

对于沉静了多年的《红星照耀中国》从哪里做推广呢？我请书评家写的书评，尽管文章写得很好，但也被媒体以“不太合适”而婉拒，一般的新书报道对图书推广作用甚微。在迷茫中我突然想到一张名片，这是人文社现代文学资深编辑张小鼎老师多年前给我的，他也早退休了。记得名片上有个中国“三S研究会”，我当时出于好奇问过张小鼎老师，张小鼎老师说，三S研究会（三S即：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是1984年在北京成立的，邓颖超任名誉会长、黄华任会长、董乐山任副会长。张小鼎老师曾是理事，他是不被本社人知晓的斯诺研究专家。他一定能给我有效的帮助。

张老师如约来编辑部，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我这才了解到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斯诺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被学界忘记。《红星照耀中国》写作、出版、影响有着传奇而丰富的故事，对，这本书要从讲故事做起。我请张老师写了几千字关于本书出版的传奇故事在一些大报刊出。他还告诉我有一批中外学者、翻译家每年都会召开“两个斯诺的国际研讨会”。一年在中国开，隔年在美国开。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关注这本书的出版。

张小鼎老师在《北京日报》2016-07-05发表的文章

正好，2016年，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时，我就带了一批书到西安参加的当年的研讨会。在会上，我见到了“两个斯诺”的多位家属，以及许多著名的斯诺研究专家。他们看到我赠送的《红星照耀中国》，不胜惊喜，爱不释手。要知道，当时国内对斯诺的研究正处于沉寂的低谷，这本书的重新出版，以精美的设计，大气的制作，阳光般的展示，给他们带来一个新的话题，使他们格外兴奋。于是，这些学者纷纷撰写文章，讲述《红星照耀中国》自1938年首次出版以来在国内传播、流传的各种传奇故事。张小鼎、安危、孙华、刘力群等专家学者，他们每个人都熟悉着这部书的来龙去脉，他们的文章在各大报刊陆续发表，对宣传新版《红星照耀中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6-09-21“两个斯诺的中国情结”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在《红星照耀中国》（1版1印）上签名留念

人文社推出新版《红星照耀中国》在媒体上被广泛介绍以后，此书的销量开始攀升，很快就超出了我们的预期。2017年9月，教育部把《红星照耀中国》列入八年级（上）纪实阅读课程。到2021年6月《红星照耀中国》发行已达1200万册，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与此同时，王树增的《长征》的总销量也攀升到300万册，这显然与《红星照耀中国》的带动有关。两部经典的“双璧效应”最终形成。

从2000年跟踪《长征》选题开始关注《红星照耀中国》，于今二十年，我欣喜地看到我们种下的一棵茁壮的大树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

——本文转载自《北京日报》

2015年9月《抗日战争》出版后，脚印（左）与王树增、王瑛夫妇在脚印工作室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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