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歌颂情感｜卢梭诞辰

1712年6月28日，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新教徒家庭。在之后的岁月里，他成为青史留名的启蒙运动巨擘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尽管生前困顿窘迫，但在死后，他的作品《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儿》、《新爱洛伊斯》等纷纷成为社会学、教育学、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经典。

虽然卢梭常常被作为启蒙时代的先哲被提起，但在那个启蒙思想家们普遍强调理性的时代，卢梭通过提倡人类朴实无华的天然情感，质疑理性本身对人性的压抑。与之相呼应，卢梭也喜爱在自己的作品中歌颂自然，憎恶任何的伪饰和矫揉造作。

为什么在今天我们特别应该重读和纪念卢梭？当下是一个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大学生们忙着拼绩点，公司的员工为KPI疲于奔命。一切以结果为导向的原则异化着人们的情感和心灵。卢梭所倡导的这种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和对本真情感的尊重，恰恰也是当代人最稀缺和渴望的事物。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原作者 | 赵林

摘编 | 刘亚光

《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赵林著，中信出版社·光尘，2021年5月。

1

《新爱洛伊丝》的浪漫主义激情，

动摇了古典主义牢固堤岸

古典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把人仅仅看作是一个理性动物， 他们往往忽略了人同时也是一个有着活生生的情感的生灵。正是在这种崇高典雅却令人压抑的文化氛围中，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真实情感的挑战发出了它的第一声呐喊，这最初的呐喊就来自卢梭的《新爱洛伊丝》。

《新爱洛伊丝》是一部爱情悲剧，它借用12世纪青年女子爱洛伊丝与她的老师、神学家阿贝拉尔的爱情故事为主题，描写了18世纪一位贵族姑娘朱莉与她的家庭教师圣普乐之间的恋爱悲剧。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出身于平民阶层的家庭教师圣普乐与他的贵族学生朱莉小姐产生了真挚的爱情，朱莉的父亲是一个封建等级观念极深的旧贵族，他反对这对情人的婚姻，迫使圣普乐离开朱莉，并把女儿嫁给了门当户对的俄国贵族德·沃尔玛。朱莉婚后向丈夫吐露了自己过去与圣普乐之间的爱情，宽宏大量的德·沃尔玛先生为了表示对这对恋人过去的真挚爱情的理解以及对他们的美德的信任，又把圣普乐接到家中，待以真诚的友谊。这对旧情人朝夕相见，但是朱莉出于对神圣婚姻和家庭美德的忠贞，不得不极力压抑自己的感情，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小说以朱莉的病逝为终结，朱莉临终前遗书圣普乐，表示自己已经以生命为代价换得了永久爱他的权利。

这部书信体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新奇，但是书中所宣泄的那种激越澎湃的真挚爱情却感人至深。它一反古典主义悲剧崇尚名誉、尊严和国家义务，以荣誉来扼杀爱情、以理性来节制情感的沉闷格局，第一次把活生生的个人感情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谈到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生成，我们需要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在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愤怒的阿喀琉斯在特洛伊城下将不可战胜的赫克托耳杀死，然后将其尸体拖在战车后面来回奔跑。这种血淋淋的场面所表现的正是阿喀琉斯身上的那股力拔山、气盖世的力量和美。在希腊神话与传说中，在与人同形同性的奥林匹斯诸神或者人间英雄的身上，到处都闪耀着力与美的光辉。而在魅力永存的希腊悲剧中，不可抗拒的命运正是通过力和美的破灭而展现出来的。无论是埃斯库罗斯笔下不屈不挠的普罗米修斯，还是欧里庇得斯笔下的刚烈忠贞的美狄亚，都以一种悲剧的形式充分显示了这种令人震撼的力和美。不可一世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东征波斯时，途经小亚细亚的阿喀琉斯墓，为了表示对这位古代英雄的崇敬之情，亚历山大与同伴在阿喀琉斯的墓前举行了裸体竞走。对自然形体的崇尚，就是希腊人的质朴的美学态度。

希腊世界的这种自然流露的力量和美，在崇尚英雄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罗马世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同时也走向了它的反面，流入了庸俗的肉欲之娱。在罗马世界（尤其是罗马帝国时期），骄奢淫逸成为一股时髦的风尚，一切美的东西都被打上了功利和肉欲的烙印。罗马世界是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也是一个灵魂沦丧的世界。穷奢极欲的享乐之风耗尽了罗马帝国旺盛的精力和生机，最终导致了基督教禁欲主义的酷烈报复。海涅曾经形象地说：“在这罗马人的世界里，肉身已变得如此肆无忌惮，看来需要基督教的纪律，来使它就范。吃了一顿特利马尔奇翁的盛宴之后，是需要一次基督教似的饥饿疗法的。”

在漫长而沉郁的中世纪，文学艺术的一切感性光泽均丧失殆尽， 作为对罗马世界的奢靡放纵的一种历史性报复，基督教文化把感性世界变成了一个毫无光亮的罪恶渊薮。灵魂与肉体、天国与尘世处于格格不入的尖锐对立之中，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肉体的践踏越是骇人听闻，他的灵魂就越有希望上升到上帝的光辉国度。感性之美被看作魔鬼的诱惑，基督本人就是一副瘦骨嶙峋、面带哀情的痛苦形象。基督教艺术的最惊心动魄的魅力就在于那种“痛苦的极乐”，即在肉身的凄楚呻吟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迷狂。这一特点典型地体现在哥特式的教堂建筑中， 那种在宏大气势下所蕴含着的幽深神秘，使人不可避免地反省自身的深重罪孽。教堂内部是一片冰冷凄惨的巨大阴影，只从四周彩绘玻璃中透入几缕血滴和脓汁似的光线，令人目眩神迷，灵魂出窍。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一切艺术品中，我们再也看不到有血有肉的东西，无论是在威严可怖的上帝身上，还是在纯洁无瑕的圣母马利亚身上，以及在令人敬仰的基督耶稣和他的品德高尚的门徒身上，都看不到丝毫的感性之美，只有那个枯槁的抽象精神在凌空狂舞，陶醉在一种自虐的快感之中。

《新爱洛伊斯》，[法] 让-雅克·卢梭著，陈筱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月。

这种畸形发展的神性文化是精神妄自尊大的结果，在这个文化中，自然感性和正常情欲都被当作魔鬼撒旦的诱惑而遭到唾弃，精神却片面地被无限夸大，从而使中世纪基督教的文学艺术成为一个寓谵妄迷狂的精神于干瘪嶙峋的形式之中的唯灵主义怪胎。

自从但丁和彼特拉克等人发出了人性的呐喊之后，西欧的文学艺术开始向希腊的感性化原则回归。薄伽丘和拉伯雷把最通俗同时也是最感性的语言引进了文学，在《十日谈》和《巨人传》中充满了对肉欲的溢美之词；莎士比亚则把世俗的民间生活和语言融入戏剧中，这对于熟悉高雅的拉丁语的上帝来说无疑是一种粗鲁的亵渎；塞万提斯第一次把中世纪表现罗曼蒂克爱情的骑士小说变成了一种讽刺体裁， 把眼光转向了真实的市民生活。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中，更是体现了希腊式的世俗理想和感性原则。在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人的绘画雕塑中，中世纪艺术品中的那些形容枯槁、丑陋不堪的抽象人物再也看不到了，希腊式的发达的肌肉、娇美的容貌和强烈的力度再次呈现在人们眼前。在达·芬奇的不朽杰作《蒙娜丽莎》中，那永恒的微笑象征着一种胜利了的理性，这理性带着睥睨一切的傲慢越过了中世纪的断壁残垣，在17、18世纪的古典主义中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古典主义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股雍容华贵的气息，它推崇高雅， 赞颂荣誉，在形式上类似于哥特式建筑的精雕细琢，在古典主义的祭坛上供奉的不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而是衣冠楚楚的王公贵族。古典主义最完美的形式是悲剧，这些悲剧表现的全是充满了脂粉 气息的华美优雅的东西，它回避一切粗俗的感性的东西，用荣誉和义务来窒息人类的真实情感。它讲究优美的仪表和矫饰的举止，剧中人物高傲而有礼貌，为了家族的名誉和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爱情和生命。古典主义不仅是一种艺术风格，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典型地体现在凡尔赛的宫廷生活中。路易十四文质彬彬，举止优雅，见了宫廷女仆也要脱帽致敬；贵族们在性命攸关的决斗时也忘不了高尚的仪表风范，在临死之前还要说上一大段慷慨激昂的珠玑妙语。在形式方面，古典主义悲剧严格地遵循“三一律”，整个剧情限制在同一事件、同一时间（一天之内）和同一地点。它的原则就是理性，它的基调就是高雅，它的主题就是尊严和荣誉，它的语言就是慷慨激昂的独白。在高乃依和拉辛等古典主义悲剧家的剧作中，理性是不可动摇 的绝对原则，它相当于中世纪文学作品中的上帝。为了这个原则，罗狄克宁愿放弃对施曼娜的爱而捍卫家族的尊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为了我的荣誉，我必须竭力抑制爱情。”

它和近代一切讲究优美形式的时髦事物一样，滥觞于17世纪的法兰西，然后再由法兰西传播到整个欧洲。诚如丹纳所言，近代的法国仿佛成为全欧洲的教师，它教会了欧洲一切开化和半开化的民族一套行礼、微笑和说话的艺术。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虽然猛烈地批判了古典主义的社会基础（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但是它不敢触动古典主义的基本规范，甚至当法国人已经建立了一个共和国，推翻了国王和教会的统治后，他们仍然不敢对布瓦洛的权威表示丝毫的怀疑。勃兰兑斯写道：“伏尔泰把传统打翻在地，用悲剧作武器向以传统为主要支柱的势力专制制度和教会发起进攻，却从来没有打破旧例，让剧情的发展持续二十四小时以上，或是让一个剧发生在两个地方。他对天上地下什么都不尊重，却严守诗歌的韵律。”

如果说18世纪的法国人变革了政治秩序，英国人变革了经济秩序，那么德国人则变革了文学秩序。歌德笔下的维特和浮士德打破了古典主义的陈规陋习，席勒笔下的斐迪南则把真挚的爱情置于贵族的荣誉和家族的尊严之上。然而，尽管18世纪末叶的德国诗人们对古典主义的神圣原则表现出极大的不敬，最初动摇古典主义牢固堤岸的浪漫主义激情，却是来自卢梭的《新爱洛伊丝》。

让·雅克·卢梭

2

夏多布里昂、华兹华斯与拜伦：

继承卢梭的浪漫主义

在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各国浪漫主义者心中，卢梭的影响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如果说《熙德》成为古典主义悲剧的圭臬，那么《新爱洛伊丝》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典范。在《新爱洛伊丝》中，卢梭第一次把个人情感凌驾于荣誉和义务之上，把炽烈的、未经修饰的纯洁爱情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本书中所发出的那种崇尚真实情感、贬抑虚伪理性的呼声，成为浪漫主义这个新世纪的天才呱呱落地的第一声啼哭。从《新爱洛伊丝》的子宫中，育化出夏多布里昂的忧郁多情的勒内、歌德的殉情而死的少年维特、华兹华斯的恬静幽美的抒情歌谣，以及拜伦的桀骜不驯的地中海海盗。

除了《新爱洛伊丝》，卢梭还以他在《忏悔录》和《漫步遐想录》等著作中所展示出来的忧郁情感、孤独心态、优美的自然景色和那种韵调悠扬、略带伤感的散文风格，深深打动了他那个时代以及后来时代中一切具有浪漫气质的心灵。那汹涌激越的情感巨澜、焕发着神魔般魅力的伤感忧思、恬美幽静的自然情结以及愤世嫉俗的“高傲的孤独”，在夏多布里昂、歌德、华兹华斯、拜伦等人身上以极端的形式再现出来。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学巨匠在思想、志趣和性格方面是如此地大相径庭，然而他们的胚形在卢梭那里却已经奇妙地混合在一起。

此外，在这位沉静腼腆而又偏激狂暴的“日内瓦公民”（卢梭常常这样自称）身上，既孕育着忧郁多情的雪莱和乔治·桑夫人，也孕育着神秘阴郁的施莱格尔兄弟和霍夫曼，甚至还孕育着暴风骤雨一般猛烈的维克多·雨果。威尔·杜兰特在其皇皇巨著《世界文明史》中称卢梭为“浪漫运动之母”，他对19世纪风靡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特点概括如下：

但浪漫运动是何意？乃感觉对理性之反叛；本能对理智之反叛；情感对判断之反叛；主体对客体之反叛；主观主义对客观性之反叛；个人对社会之反叛；想象对真实之反叛；传奇对历史之反叛；宗教对科学之反叛；神秘主义对仪式之反叛；诗与诗的散文对散文与散文的诗之反叛；新哥特对新古典艺术之反叛；女性对男性之反叛；浪漫的爱情对实利的婚姻之反叛；“自然”与 “自然物”对文明与技巧之反叛；情绪表达对习俗限制之反叛；个人自由对社会秩序之反叛；青年对权威之反叛；民主政治对贵族政治之反叛；个人对抗国家——简言之，19世纪对18世纪之反叛，或更精确地说，乃是1760年至1859年对1648年至1760年之反叛。以上浪漫运动趋势的高潮阶段，于卢梭和达尔文期间横扫欧洲。

几乎所有这些要素皆从卢梭找到根据。

概言之，浪漫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用自由和美来代替荣誉和功利，用情感的权威来代替理性的权威，用个人的立场来代替国家的立场。浪漫主义者大多是一些蔑视现实伦理规范和价值准则的思想叛逆者和行为反叛者，诚如罗素所言：“他们喜欢奇异的东西：幽灵鬼怪、凋零的古堡、昔日盛大的家族最末一批哀愁的后裔、催眠术士和异术法师、没落的暴君和东地中海的海盗。” 在这一切奇异诡怪的东西的背后，燃烧着在古典主义桎梏下备受蹂躏的炽烈情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浪漫主义是久经压抑的个人情感对趾高气扬的理性权威的一种酷烈报复，这种报复虽然往往带有病态和疯狂的色彩，然而它却是最真挚的生命情感的充分宣泄。

我们可以把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夏多布里昂和施莱格尔兄弟式的疯狂，它要在粗犷蛮荒的原始丛林和“中世纪月光朦胧的魔夜”中去体验那种神秘而恐怖的快感，抒发延绵无尽的忧思和浓郁的恋旧思乡情怀。夏多布里昂的浪漫主义是美化了的中世纪基督教梦幻与未开化民族的原始野性相杂交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怪胎，是流亡文学和失落心态的一个产儿，滋养它的羊水是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刻骨仇恨。这种浪漫主义由于染上了旖旎的异国情调和魔幻般的宗教色彩，所以显得既幽深恐怖又魅力无穷。正如同夏多布里昂在《阿达拉》中所描写的密西西比河畔的原始丛林，那瑰玮奇丽的莽苍景象既令人战栗，又引人入胜。在这远离文明社会的原始丛林中，在雷鸣电闪和狼嗥豹啸的可怕氛围中，那汹涌澎湃的野性的爱情显得格外动人：

夏多布里昂的这种交织着野性和乡愁的浪漫主义，很快就在虔诚而朴实的德国人那里转化为一种更加神秘阴郁的中世纪梦幻，并且染上了德国文化所特有的鬼影幢幢的阴森气氛和古堡幽灵的陈腐气息。海涅曾经把德国浪漫主义称为“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这是一朵稀奇古怪、色彩刺目的花儿，花萼上印着把基督钉上 十字架的刑具，它那鬼气森森的外貌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引起了一阵恐 怖的快感。除了这种阴森恐怖的快感，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还打上了德国人素有的深刻晦涩的玄学烙印，德国浪漫主义诗歌不仅把人们拖下 中世纪神秘的疯狂深渊，而且也把人们缠入天启哲学的烦琐蛛网。就此而言，德国浪漫主义是整个浪漫主义阵营中的一个畸形儿，它表现了一切怪诞神奇的东西，却唯独没有表现出浪漫主义的真正精髓——个人情感。在赫尔德、歌德和席勒等狂飙突进巨匠播下龙种的德国文 坛中，却孵化出了施莱格尔兄弟之流的神秘诡异的浪漫主义跳蚤。

《浪漫主义：牛津通识读本》，[美]迈克尔 费伯著，翟红梅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3月。

浪漫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是华兹华斯式的疯狂，这种疯狂表面上如同波澜不兴的湖面，呈现出一片娇羞的沉静，然而在平静的湖水下面却涌动着湍急的暗流。华兹华斯和湖畔诗人们（柯尔律治、骚塞等）开创了英国式的温文尔雅的浪漫主义，他们沉溺于大自然的优美风光中，表现出一种与浑浊的社会现实彻底决裂而远遁于宁静的湖光山色和幽深的内心感受的倾向。在他们的诗歌中，再现了卢梭式的孤独的沉静、甜蜜的忧伤、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超逸洒脱的遁世风格，展示出一派幽婉清纯的田园牧歌般的迷人景象：

在十一月的日子里，当薄霭沿山谷向低处缓缓流动，使荒凉的景色更显得荒凉寂寞， 在中午的丛林；在宁静的夏夜；在起伏颤动不已的湖泊边缘， 在阴暗的山麓，当我独自一人走着回家的路，我曾有过这样的交游：在旷野的白天黑夜，在水涯，在整个漫长的夏季；在霜降时节，已是日落以后， 穿越过幽暗的暮色，已看得见多少里外射来灯光的茅舍窗口， 我不顾召唤：那确实是我们所有人欢快的时刻，是我心旷神怡的时刻！

这时，东方的天宇，群星灿烂，西边，橘红的夕照，早已褪去。

这安谧宁静的田园风光，正是令卢梭激动不已的灵魂栖息所。在后来的雪莱的诗歌和乔治·桑的小说中，我们又不止一次地看到这令人心醉的自然美景，以及通过这优美的自然景象而散发出来的那种淡淡的忧思。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体验和情感，我们都已经在卢梭的《漫步遐想录》中领略到了。

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形式是拜伦式的疯狂，这种疯狂始终被一种破坏性的激情煽动。浪漫主义在拜伦那里达到了狂暴的顶峰，同时也显露出一种极其优美的高贵气质。狂暴与高贵，这两种成分在古典主义那里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在拜伦这个浪漫主义的巨魔身上却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这个面目俊秀、气宇轩昂的天才青年，以他狂放不羁的行为和灵感四溢的诗歌震撼着时代的心灵。在他那高贵孤傲的眉宇之间，始终翻滚着躁动不安的情感；在他那温柔多情的眼睛里，充满了令人战栗的威严和所向无敌的气概。他那张略带忧郁神情的淡月色的面容曾令英国上流社会的贵妇们痴迷若狂，但是在他的血管中却流淌着地中海海盗的疯狂的热血。

拜伦的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都具有极为高贵的血统，同时也带有一种渴望冒险和狂暴不驯的遗传因子。这位在诞生时由于偶然事故而被弄残废了一只脚的拜伦勋爵，具有一副宁折不屈的刚强性格和才华横溢的天才诗情，他以自己传奇性的一生表现了一个“高傲而孤独”的魔鬼形象。他桀骜不驯地站在文明社会的对立面上，对一切现存的价值规范进行了无情的攻击。他像卢梭一样愤世嫉俗，公然向社会宣称要“独自反抗你们全体！”但是拜伦却比卢梭更加狂暴、更加刻薄和更加漫不经心。在他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激情里，无疑有着卢梭的深刻影响。激烈狂暴的拜伦与温柔腼腆的雪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这截然对立的两个极端恰恰就是卢梭的表里，如果说在雪莱（以及华兹华斯等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卢梭性情中沉静柔美的一面，那么在拜伦身上，我们则看到了卢梭性情中疯狂暴怒的一面。

拜伦也赞美神奇壮丽的大自然，但是他所赞赏的景象却与华兹华斯等湖畔诗人所讴歌的对象迥然而异。在这个“瘸脚魔鬼”（他常常这样刻薄地自嘲）的心中，美丽的自然景象并不是宁静的湖畔和幽深的丛林，而是那“美丽得可怕”的气势磅礴、波涛怒啸的狂暴大海。“在拜伦看来，咏海，就是咏唱狂风恶浪、覆舟沉船；写天空，就要写暴风骤雨、雷电交作。他与之交往的自然，他引为荣耀的自然，是灭绝生命的自然。”在他的不朽之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他对那奔腾汹涌地涤荡着人类历史上一切丰功伟绩的“靛青色的海洋”赞美道：你是辉煌的宝鉴；全能的上帝的威容，赫然呈现于你的镜面，在狂风暴雨之际；或在任何时候：不管你安静或者激动——被微风吹着，在烈风中，在暴风雨里；在北极结成冰块；或者掀动黑黝黝的波，在酷热的地方。你无穷无尽，无边无际，而且庄严。你是“永恒”的肖像，神的宝座。你的水底产生蛟龙，万国九洲服从你；你永远令人敬畏，深不可测，而且孤独。

3

“这也只能怨卢梭！”

拜伦的这种狂暴的激情和对自由的热爱，与其说是英格兰式的， 不如说是法兰西式的。这源自卢梭的浪漫激情和自由理想，在欧洲绕了一大圈后，最终又回到了它的起源地法兰西，在维克多·雨果那里达到了它辉煌的终点。雨果在《欧那尼》、《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和《九三年》等一系列不朽之作中，以汹涌澎湃的激情彻底冲垮了古典主义的坚固堤防，并且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将滑稽丑怪与崇高典雅紧紧地糅合在一起。雨果是高奏浪漫主义凯旋曲的号角手，他那充满浪漫激情的诗歌和小说成为给古典主义这具庞大的僵尸收棺入殓的最后丧钟。他的作品如同一道耀眼的闪电，终于划破了笼罩在法兰西文坛这个坚固的古典主义堡垒之上的万斛黑暗：

突然，在越来越浓厚、越来越弥漫的一片阴郁的沉寂之中，

响起了一声拖长的可怕的咆哮，

啊，这是一头凶猛的狮子在吼叫！

《悲惨世界》，[法] 雨果著，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

这一声“拖长的可怕的咆哮”最初是从卢梭的书中发出的，它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终于在《悲惨世界》中变成了震撼世界的怒吼。在这部人类精神里程碑式的杰作中，这怒吼以火一般的热情呼唤着自由平等的理想，呼唤着一个奉行美德和公义的美好社会。这呼声响彻了巴黎的街头巷尾，激荡在每一个平民百姓的心中。在1832年巴黎的激烈巷战中，天真烂漫的小伽弗洛什冒着枪林弹雨在街道上为起义的巴黎人民搜集弹药，他直挺挺地站立在当街，双手叉腰，头发迎风飘扬，眼睛盯着那些向他开枪射击的国民警卫军，高声唱道：

农泰尔人丑八怪，这只能怨伏尔泰，帕莱索人大脓包，这也只能怨卢梭。一连四颗子弹都未能射中这个身影矫健的小精灵，他一边解下路旁尸体身上的子弹带，一边继续唱道：公证人我做不来，这只能怨伏尔泰，我只是只小雀儿，这也只能怨卢梭。

第五颗子弹又未能射中他，这只挑逗猎人的小麻雀仍然蹦蹦跳跳地唱着：欢乐是我的本态，这只能怨伏尔泰，贫穷是我的格调，这也只能怨卢梭。然而，终于有一颗罪恶的子弹，挟着歹毒的尖啸声，射中了这磷火一般跳跃的孩子。他歪歪斜斜地倒下了，街垒里的人齐声惊叫，但是在这小小的躯体中，似乎有着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一样坚强的质素：小伽弗洛什奇迹般地坐起来，他那充满稚气的脸上流淌着鲜血，他举起两只手臂，望着子弹射来的方向，又开始唱起来：我是倒了下来，这只能怨伏尔泰， 鼻子栽进了小溪，这也只能怨……

下一颗子弹又射过来，把他的歌声打断。他脸朝地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一个平凡而纯真的灵魂飞走了。这个巴黎街头的小流浪汉，他既没有受过什么文化教养，也不懂得深奥而高贵的自由理论，他却高唱着伏尔泰和卢梭的名字，平静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浪漫主义无疑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但是它在摧毁一切令人窒息的现实规范的同时，也涤荡了人们的心灵，陶冶了人们的情操。文明社会需要规范，人类心灵却需要自由，历史正是在文明规范与心灵自由的相互激荡中发展的。作为对古典主义囚笼的一种挑战，整个19世纪的西方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浪漫主义激情的感染，而且这种浪漫激情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波德莱尔的偏激狂暴的《恶之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阴郁的《死屋手记》，一直到方兴未艾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无一不打上了卢梭情结和浪漫主义的深深烙印，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发轫于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潮，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将会贫乏、抑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