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延安对话》：见证初心，尘封80年史料首发

“毛泽东那年四十三岁了，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不知为何，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地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

“（周恩来）留着胡须，是个干净利落、衣冠整洁的人。普普通通的红军军装穿在他身上，却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风采来。从表面上看去，他像个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他却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个老牌共产党员。在他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岁月里，曾多次虎口脱险，与死神擦肩而过。”

1937年延安时期的红军领袖呈现出怎样的风采？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怎样看待中国革命？

《1937，延安对话》书封。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1937，延安对话》一书，并于6月23日举办“征程万里 见证初心——《1937，延安对话》新书发布会”。

《1937，延安对话》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的托马斯·亚瑟·毕森的采访实录。

中年时期的毕森。

他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间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 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以及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在一路艰辛中，毕森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并在历经坎坷抵达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

他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写在两个笔记本上，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人还拍摄了大量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风采。书中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呈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容貌风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从一位西方学者客观和切实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初心。

因为这些特殊的经历，同时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所折服，毕森从一名笃信上帝的传教士，转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书中配图，1937年毕森到访延安。

人文社方面介绍，自从作者毕森到访延安80多年以来，这些笔记和照片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本次是这些笔记首次在中国出版中文单行本。

在延安短短几天的访问，毕森一行被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所折服。毕森在笔记上写道：“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担任司机的艾飞·希尔在回程的路上感慨：“我曾经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

同往延安、并曾担任过国民党的高级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在1973年英文首版的序言中写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出这些讯息，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毕森所记录下来的在延安那一场又一场谈话之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便是中国革命领袖们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维和先见之明。”

毕森一行从延安返回之后仅五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不久，毕森回到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在国内实行麦卡锡主义，对左派知识分子进行打压和排挤，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离开美国。如斯诺去了瑞士，与毕森同访延安的欧文·拉铁摩尔去了英国。毕森也是如此，在美国国内受到各种怀疑和排挤，于1969年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并成为这所学校中国和文化课程的奠基人。虽然毕森命运多舛，但是却严密而谨慎地保护了这些珍贵的笔记，只是没有机缘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和面世。

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势推动之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了这本珍贵的笔记：“Yenan in June 1937: Talks with the Communist Leaders”，直译为“1937年6月，与共产党领袖们的对话”，成为毕森访问延安36年之后，第一次出版英文版。

但是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之后，也未引起关注，后来几十年如同石沉大海。一直到2019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也是本书的译者李彦，写了一篇讲述毕森生平的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当代》杂志。文中提到毕森到访延安的《延安笔记》一事，引起编辑的注意，开始按图索骥寻找在国内出版这本书的渠道和方式，最终寻找到这本从未在国内出版的珍贵史料。

孔令燕

《当代》杂志主编，本书责任编辑孔令燕介绍说：“这本书，是我从事编辑工作二十多年以来用时最长、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书。用时长，是因为客观原因，上面已经说过。投入情感多，是因为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真正被中国革命者的忘我和奋斗精神所感动，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众多革命者的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所震撼。”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诗人吉狄马加说：“励精图治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梦想，实际上在很早就形成，不是在现在或者前二十年、三十年，而是在建党就开始的。所以这一点上，这本书还是有它的特殊价值。”

吉狄马加

中国版权协会会长阎晓宏认为：“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对朱德、周总理、毛主席的采访。从中的确看到了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卓越不凡的领袖气质和前瞻性、判断力。这是1937年时的断言，真的是太了不起。另外这本书讲到了我们为什么要把人民群众这种力量作为一个政党和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依靠和走向。讲得非常清楚、明了。”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杨明伟谈道：“延安精神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住的是贫瘠的地方，是窑洞。吃的、穿的都成问题，但是在这个队伍里面体现的却是朝气蓬勃的、一种感染人的、一种民族团结的、有希望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恰恰是在极其贫穷贫困的基础上，在斗争极其复杂残酷的环境下产生的，它引领了中国的精神方向。”

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李一昕说：“我感觉这本书的内容、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更在于它对未来的准确预言。”